为中国“二次房改”探路
2010-03-19 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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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前瞻
核心提示
拆解汉字“房”，乃“一户一方”。寓意似乎如此简单，但真正实现，又是那样艰难。在中国房地产改革走过十余年之后，重庆市在全国“两会”上透露将建公租房的消息，引起了热切关注———
本报记者张雪峰
住房，已成为老百姓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3月6日，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当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到将给中低收入群体“盖公租房”时，会场内闪光灯的“嚓嚓”声响成一片。
仿佛是与重庆相呼应，几天后，北京市副市长陈刚也向外界透露，今年，北京也将开建公租房，解决“北漂族”住房难。很快，全国人大也传出消息，由宗庆后、迟夙生等代表提交的，呼吁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被列为正式议案。
各种信息在汇聚，发酵，酝酿，人们对“二次房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重庆
给中低收入者“盖房子”
2月28日起，重庆北部新区鸳鸯组团的一处建设工地，成为承载“蜗居”一族梦想的家园。
这是重庆首个公租房项目，进城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城市低收入者，甚至外地来渝人员，均可租住。
按照重庆市政府春节后第一次常务会的决定，2020年前，全市将完成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任务（其中，主城区2000万平方米）。
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两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不断被追问此举的深层内涵。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薄熙来如是回答。
黄奇帆则说，当今时代，由于房产兼具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双轨制”将是必然。
福利分房
与“全面市场化”两端
重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丰伦认为，房价高涨的背景下，重庆开建公租房，触及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层问题，故而引发全国热议。
其实，黄奇帆市长提到的“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恰好是新中国住房保障体制的两个发展阶段。
1998年房改前，我国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基本由政府保障。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建立职工住房补贴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由此起，商品房成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的主渠道。
“政策从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全面市场化的另一端。”田丰伦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居民迅速增长，房地产供需矛盾逐步增加，市场化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房价的困扰，甚至形成“蜗居”、“蚁族”现象。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更尖锐地指出：“去年全国人民买东西的钱，有一半花在房子上！”他依据的是一组数据，去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万亿，而全国住房销售总额就达到6万亿。
“二次房改”
呼声渐高
面对不断增长的高房价，中央决策层一直在做政策调整的尝试。
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强化了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对一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保障住房制度。
我国也逐步形成了根据收入情况分层保障住房的制度安排，即最低收入者租用廉租房，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中低收入者购买限价房，中高收入者住房问题由市场解决。
但现实又充满无奈。廉租房覆盖面偏窄，不足以满足住房需求，经济适用房领域存在的寻租和资源错配，也招致诸多诟病。
在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的话语权增大，房价增长日益超出群众承受范围，辛勤工作却买不起住房的“夹心层”增多。从而，对住房属性向“准公共产品”回归的呼声，也随之走高。
2008年6月，国家发改委专家刘勇最早提出“二次房改”建议，指出企事业单位应自建廉租房，作为单位职工过渡房。去年4月，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呼吁，由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务，7月，住宅法专家李明等14位学者，再提“二次房改”建议，要求建立能够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
这一呼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达到高潮。
继重庆公布公租房建设计划后，北京市副市长陈刚也向外界透露，今年北京将建设公租房，解决“北漂族”住房难。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更分别领衔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和“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的议案”。两份议案的核心内容都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低收入家庭。
两份建议最终被确定为本次人大会议正式议案。种种信息相加，不少媒体兴奋地宣称：“‘二次房改’进入实质阶段。”
公租房
为“二次房改”探路
以重庆公租房建设掀起的新一轮住房制度变革，是否真能为二次房改探出新路？
田丰伦称，重庆主城区正处于“扩城”阶段，未来将由500平方公里拓展到1000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充足。而且，重庆拥有地产集团、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四大土地储备集团，四大集团占了主城土地储备总量的相当部分，这使得重庆市政府拥有较强的土地供应能力，建设公租房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小。
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可开发土地日益减少，加之“土地财政”思维，有没有能力向公租房项目供地，愿不愿意供应，都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公租房建设是在城市人口膨胀，住房需求骤增的情况下，推行的一项制度。但城市人口终将达到一种平衡，如何确定公租房最终建设规模，如何管好公租房，需要好好谋划。
日本政府也有公租房政策，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由于人们希望拥有产权房，在城市人口趋于稳定后，公租房闲置率较高。同样推行公租房性质政策的英国，在上个世纪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因公租房的管理维护成本过高，最终推行“私有化”，将公租房大量廉价出售。
上述种种，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决心，也考验着老百姓的理性。
田丰伦也表示，住房保障体制与诸多制度关联，比如“分税制”、土地招拍挂制度、政绩考核方式，甚至户籍制度。深化住房保障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解决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动力问题，需要从国家立法层面思考，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进程就成为关键。
“幸运的是，重庆已经启动庞大的公租房建设计划，这无疑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田丰伦说。 (本文来源：重庆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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