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的结果就是颜色革命--以保铸改制为例
雨夹雪
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部分参考了《关于保定铸造机械厂缘何破产的调查报告》）
保定铸造机械厂（以下简称“保铸”）原隶属于国家一机部大型国营企业，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业之一，该厂建于1956年，拥有资产3亿多元（人民币当时币值），职工2000余人，建厂50多年来，生产形势一直很好，从未停过工、停过产，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企业，就在文革期间，因生产等各项指标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机部的表彰，成为该行业全国的优秀样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利用厂长经理负责制，大搞“铁腕治厂”，把工厂变成厂长经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此时的“保铸”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后不久，就强令600多名职工下岗。通过这种“铁腕治厂”，“保铸”完全变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铸”依照当时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程维高（因腐败被处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车集团，遂改名为“河北省田野汽车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总经理，但其性质仍为国有企业。在经营形式上依旧延续原来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田野集团没有实质上的联系。肖中庶对“保铸”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独断专行，做出任何决定，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这就为他侵吞国有资产洞开了方便之门。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二步是在厂内建立私企，啃噬国有资产。2001年12月7月，“保铸”总经理肖中庶在“保铸”内成立股份制私有企业——“保定维尔铸造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肖中庶为总经理。这样，肖中庶就有了双重身份，既为“保铸”法人代表，又重叠着“维尔”的法人代表。实质上“维尔”是个既无资金，又无实质性经营场地，也无人员构成的空壳。“维尔”建立后，肖中庶双脚踏跨“保铸”“维尔”公私两个企业，统一操控，分别运营。他精心构思了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啃噬“保铸”，养育“维尔”。整个生产经营系统仍然是原“保铸”一套人马。“保铸”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产，但生产出的产品却贴上“维尔”的产品标签，以“维尔”名义销售，利润自然流入“维尔”帐户，而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各种保险，社会统筹、税金等却都由“保铸”负担，记在保铸开支的费用里。就连职工身穿印有“维尔公司”字样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铸”出钱购买，总之就是这样，吃“保铸”育“维尔”，削瘦了国企“保铸”，养肥了私企“维尔”。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三步是肢解国企，将国企的优良资产切划给私人企业。2002年7月12日，“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钢铁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签订协议，以入股“亚新”的名义，将“保铸”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近250亩地的场地及附着物肢解，以不可思议的条件廉价割划给“亚新”。评估的总地价额为5034.59万元，也就是说土地价格为27.13万元/亩。当时该地段农田价为50万元左右/亩，现已升值百万元以上了。企业场地价格应该更高。既便按当时市场农田价计算，244亩地应为1.22亿元，按土地资源局所评估的185.55亩计算地价总额应为9277.2万元。实际较之评估价额5034.59万元，差额为7165.41万元。国土资源局的评估即压了土地额，又压了地价，仅此一项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165.41万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的合作共使1.3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私企及个人腰包。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计谋划国企破产，借机吃光掏尽剩余的国有资产。2007年12月21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号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通知中说：债务人实际资产总额为134253794.08元，负债总额为163183045.94元，资产负债率为121.55%。从字面数字看“保铸”实际亏损资产额为28929251.86元。但保铸实际财产却远远超出评估财产。在评估资产时，肖中庶隐瞒了价值近3个亿的两大部分厂区，一是原属于“保铸”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楼、大礼堂等十几处建筑，现又建为“维尔”的大型组装车间厂区。这一部分价值1亿多元。另一部分为保铸生活区的建筑群。这些建筑有20栋单身宿舍楼、托尔所、供热站等价值2亿元。2009年1月5日，对“保铸”的拍卖活动设在肖中庶的小会议室进行，那天，厂公安处人员倾巢出动，严密封锁通道，严禁其它竞拍者和“保铸”工人们进入，这就保证了肖中庶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9466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评估值1.5亿元，实际价值5亿多元资产的国企，（440亩土地现按农田每亩100多万元，光土地就价值5亿元）。致此，“保铸”全部归为“维尔”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尽的美餐。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国退民进”的改制，肖中庶个人发了财，从昔日的穷光蛋，变为今日的千万富翁，成为了新兴的权贵。他在房改时没钱买房，到处告借才凑够几千元的购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辆高级轿车，其爱人由一个农妇变为一个满身带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的豪门富婆，每天开着高级轿车进出赌场；家有豪宅4栋，“维尔”账面上还有99万元的股份，还有大量其它财产。他又相继把其儿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厂内，安排到科室任要职，拿高薪。更可笑的是亲自把其儿子提拔为室主任，享受中层干部待遇，真是一人当官，全家沾光。广大“保铸”工人则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铸”工人们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学，娶不上媳妇，在最低生活水准下挣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厂职工的工资，医药费，保命钱等达1.1亿元至今不给，还想借破产“程序终结”一笔勾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是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极力支持的。仅以肖中庶伙同“亚新”肢解“保铸”为例，2002年7月15日，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书长苑丰平（肖的老乡）副市长李文泉呈报“关于以厂区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报告中这样写着：“最近，在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撮合下……保铸将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约200亩基本闲置的土地经评估后入股“亚新”……2002年7月30日，保定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呈报的“关于对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公司以划拔土地入股亚新钢铁有限公司的意见中了写着”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用闲置土地约200亩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扩大再生产。2002年8月28日，保定市主管副市长陈永久在该国土资源局的意见书上批示了“同意”二字。还有工人不断的同肖中庶斗争，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制。例如，当工人们气愤地将肖中庶侵吞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审计部门也进行了查证，情况属实，将材料转到市纪委。但当检察院对此要立案侦案时，市纪委一位常委却诡称“材料丢失了，没法查了”。
看看保定铸造机械厂“国退民进”的“改制”历程，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一共差不多10亿原属于人民的资产就被肖中庶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持权抢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铸造机械厂绝非个别现象，不过是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被侵吞的数十万家国企之一。像作为《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大家身边都有“国退民进”的“改制”实例，包括农村的集体企业“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铸造机械厂的情况大同小异。“国退民进”就是“国退资进”，就是“人民退权贵进”，就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持权抢劫”。难道还有疑问吗？
权贵集团的后续计划：从“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
今天，我国采取的这种国际化、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人民购买不起。一方面大搞出口退税等低价补贴微利甚至亏本出口，另一方面又盲目扩大进口，大力购买西方国家利润率高的高科技商品。加之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和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日益严重。呈现出长期性、制度化的危机。广大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甚至最拥护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人也很难为其辩解。面对广大人民的觉醒，权贵集团惶恐万分，因此极力企图通过“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把30年来“国退民进”、“持权抢劫”的成果合法化。大体说来，又包括三步：
第一步，贼喊捉贼。
权贵集团为了避免人民的清算，极力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把毛主席时代根部不存在的，30年来他们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宣称这些问题都是“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例如：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为什么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以致GDP增长如此高度地依赖投资拉动，且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因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收入结构说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状况决定的。在政府、垄断性国企控制着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不断向各种利源扩张，多方与民争利的情况下，在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至生存长期面临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且宏观政策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就首先打击民间经济的情况下，民众的就业、创业一定遭遇日趋恶化的条件，收入结构一定发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体制上的扭曲，而简单地讲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周为民《问题在体制在改革》）
——“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中国青年报：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试图绕开利益集团》）
……
这样一来，所有反对权贵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反对权贵集团通过“国退民进”来“持权抢劫”的人反倒成了“权贵集团”，一方面可以把反对权贵集团，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加以迫害。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作了准备。
第二步，“深化改革”。
所谓“深化改革”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深化”：
一方面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灾人祸，个体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最终只能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切问题只有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决。而且，“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这些国家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或更多）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这一差异主要归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论对手是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是不法的开发商，农民总是联合起来，保卫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户的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土地了。……今天的中国农村，集体欠债高达数千亿元。向个体农民或地方政府贷款的债主大都是当官的或他们的亲戚朋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会用来抵债，留给农家的还有什么呢？”（《文佳筠：关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实民主的辩论》）这样一来，农民的土地也就到权贵集团手里了。
另一方面是国企彻底私有化。即权贵集团将通过“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够盈利的国企统统变成自己的私产，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的“市场化”来大幅度涨价以牟取暴利，实行新一轮“持权抢劫”。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述，就不再多说了。
第三步，“颜色革命”。
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完全是非法的罪恶行径。现有党章、宪法仍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据现有的党章、宪法，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同样是非法的罪恶行径。尽管30年来党章、宪法早已被权贵集团践踏的不成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极度恐惧有关规定，担心有朝一日广大人民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权贵集团。因此，权贵集团极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颜色革命”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进一步妖魔化毛主席。“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众所周知，毛主席一向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特别是坚决主张通过群众大民主的方式和权贵分子斗争，这打中了权贵集团的要害。同时妖魔化毛主席还可以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搞臭，堵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因此，要“颜色革命”必先妖魔化毛主席。
然后，进行清党，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统统赶出党。“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接下来，正式改旗易帜。“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前往已经说了，“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最后，通过搞多党制让共产党下台。“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经过以上步骤，中国权贵集团不仅可以再次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而且可以让自己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合法化，同时还可以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时可以为保护30年来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镇压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国军队乃至支持外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众所周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直极力支持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显然不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和它们竞争，而是希望一直和它们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改革派”权贵集团执政，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就这样，在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中，权贵集团可以彻底把中国变成一个带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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