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依棉工潮过去半年多了，忘却的救主早已降临。去年4月初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前去访问，渐渐地也就几乎没人去了。局外人既然无力回天，多数也只能在事件的风头上疾呼几声，然后归于日常，等着下一个事件的出现，再疾呼几声。但对于依棉工人来说，工厂的命运就是近万个家庭的命运，公众的目光离开了，他们还要在那里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个青年在寒冬中到了依棉。虽说不能阻止依棉工人斗争的失败，但我们迈出了这一步，试图把这个事件从纯粹作为谈资的“新闻”拉向更深层面，呼唤更多的人为保护公有资产行动起来。
靠依棉生活的小商贩
对依棉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小商贩。
依棉集团非常大，分为厂区和生活区两大块，之间是一条小街。一街两行熙熙攘攘，满是小商小贩。卖水果的、卖鱼的、卖肉的、卖调味品的、卖熟食的、卖废旧书的、卖衣服的、卖鞋帽袜子的、卖锅碗瓢盘的、卖卫生纸的，还岔出一条胡同，挤满了小吃摊。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听说早晚还有很多卖菜的。走在街上，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连寒冷的空气似乎也被温暖了。
这些小商贩都是靠依棉生活的。依棉人从他们那里购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他们用挣来的钱养活家庭，两者是共生关系。
但是，他们或许不知道，依棉从3月底停产以后，保定市政府给工人的生活费，到12月份就停发了，这无疑会打坏共生关系。依棉工人失业，影响的不仅仅是工人们的近万个家庭。
用各种方法来瓦解工人
在罢工7天以后，依棉几千工人在2009年4月3日上京“旅游”，最后在徐水被保定市领导劝了回来。回来后，依棉董事长汪丽娟被抓，工人们消了一些气。保定市政府找借口没有让依棉复工，但是还发给工人生活费，采取了拖的办法。时间一长，工人越拖越散。等到他们已经组织不起来的时候，保定市开始了善后工作。
我们在依棉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招工广告，从火车司机、纺织工人，到推销员、保姆，门类齐全。当然这些地方用不了几个人。据知情人讲，保定市政府又是开招聘会，又是给不少工厂下死命令，必须收留依棉工人若干。问题是，你把人硬塞进去了，能消化得了吗？比如有的修理工被其他纺织厂“招聘”去带徒弟，有依棉厂内部人士说，看吧，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试用期”结束，他们八成没办法转正。就算转正，又能干几天呢？人家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去。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工人，就让他们内退。下面是一位40多岁工人写的话：
“12月3号下午，通知我们都去厂里签内退。在办公楼里，发现不管你是内退还是买断都没有与之有关的文件。
“当我要文件时，告知：没有，不知道，不清楚，找领导。
“当找到领导时，我问：是依棉给我们办的内退还是政府给我们办的内退？把文件拿给我看看？各项保险是按怎样比例扣除的？告知：没有文件，不知道，不清楚。你还是争取机会签了吧。
“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得知道是谁逼我卖的啊！……这是共产党办的事情吗？早晚会有一天‘官逼民反’！”
其实，什么“招工”、内退，关键是让你分散开，再也聚集不起来了。一捆箭折不断，一支箭还不好对付吗？我们说，工人之所以有先进性，有严密的组织性，是因为他们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当这种结合被打破，工人被瓦解后，也就闹不起“群体性事件”来了。
从集体农庄抛进原始丛林
从当局角度看，给你招工，让你内退，是给工人的最好出路，已经仁至义尽了。但果真如此吗？
在依棉，我们看到了幼儿园、小学、技校、医院，以前都是属于企业的，都是依棉工人的福利。说起待遇，工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透着些许自豪：逢年过节，几乎不用自己买什么，啥都发，粮食、蔬菜、茶叶，甚至啤酒。依棉女工工资又高，福利又好，找老公精挑细选是全保定闻名的。
后来，为了给企业减轻负担，据说除了实在没人要的医院，幼儿园、小学等都剥离出去了。再后来，要跟一个叫“中策”的公司合作，工人们的终身合同被废除，改成了五年合同。再后来，说是资不抵债了，要破产。
失业的依棉工人就算是没有饿死，能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苟延残喘，如此天翻地覆的地位改变，又怎么不让人寒心？如果说他们以前是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生活，现在可是彻底被抛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丛林。原始丛林自然遵循丛林法则，你在食物链中不能成为吃人者，就会被别人吃掉。
温水煮青蛙，软刀子杀人
依棉工人是怎么从集体农庄被抛进原始丛林的？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第一步，厂长负责制，工人不参与企业管理。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给工人涨工资、发奖金，企业管理就不要参与了。依棉老厂长马恩华1998年去世前说过，全厂就算三年不生产，光吃老底也够了。但老底是多少？工人们并不知道。
第二步，拉大管理层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依棉工人说，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几百元，而中层以上干部每月拿两三千元。当然，两三千元只是工资，干部们这个补助那个津贴还有一大堆，腐败收入更是天晓得。工人们在工潮期间发出质问：“你们住着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甚至有的干部在外边还购置一处或几处房子。他们的钱都是合法所得吗？”
第三步，引入“战略投资者”。据工人们说，2003年，依棉集团改制，引进了“战略投资者”中策集团，说中策要在三年内给依棉注资5000万美元发展生产。当时，企业给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前景。
第四步，掏干公有资产。美好前景并没有出现。改制以后，依棉工人从没见过中策集团的董事长（据说在保定监狱呆着呢），中策的注资更是没了下文（据说中策只是在太平洋什么群岛注册的一个皮包公司），只见到董事长汪丽娟不停地卖地、卖厂、卖货，钱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工潮期间，依棉总经济师就曾经在大礼堂当着工人们的面，把董事长汪丽娟掏干公有资产的帐一笔笔讲了出来。
有了以上的量变，质变发生了，依棉“资不抵债”了，必须要破产了。
企业一步步走向末路，依棉工人像全国其他厂的工人一样，并没有闹事，等到闹事的时候，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了。鲁迅说过：“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依棉就是被软刀子杀死了。
“汪丽娟就是替罪羊”
依棉闹到爆发工潮，上千工人到北京“旅游”的地步，当局总要给一个交代。保定市领导在徐水拦下“旅游”工人的时候，用恳求的语气说：只要你们回去，什么要求我们都答应。果然，回来后董事长汪丽娟等8个人被抓了。这只是为了安抚工人。据说保定当局已经决定，只抓这8个人。
工人们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汪丽娟只是在前台的人，她后面是保定市政府。据说汪丽娟现在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日夜有人守着。她在里面寻死觅活，给自己叫屈。
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长于群不声不响走了，神通广大的他到文化部当了司长。但于群也没说离职，别人也没说接任，保定市长空缺了半年多。直到12月5日《河北日报》才报道：“12月4日，保定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定：接受于群同志辞去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谦同志为保定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山芋不烫手了，终于有人接了。
“汪丽娟就是一个替罪羊”，工人们说。
“公有”还是“国有”？
在不少自由派精英，或者被自由派精英洗脑的人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只要把拖欠养老保险金等问题解决，依棉工人就不会起来闹事，就会诞生一个国退民进的光辉典范。
我们要问了，某些人凭什么把工厂说改成私有就改成私有，说要工人下岗就要下岗？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现在都说国有企业，以前没有这种说法，以前叫国营企业。什么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只不过委托国家经营罢了。后来偷天换日，说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企业就不属于我们老百姓了，是国家的——也就是政府的。既然依棉是政府的，政府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卖掉，要破产，还是名为国有实为官有，不但全国老百姓管不着，保定老百姓管不着，依棉工人也管不着。工人们喊保卫国有资产，人家会说：你一个工人，到哪儿不是吃饭，国家的事你操什么闲心？
工厂是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也从来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企业。什么“国有”企业，不能听这样的忽悠，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公有制，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举起保卫公有资产的大旗！
效率低吗？资不抵债了吗？
某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说“大锅饭养懒汉”。真是这样吗？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过工人，后来又在美国当过工人的阳和平老师说过：“我是到美国才学会偷懒的。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以前中国工人拥有主人公地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时代，我国工业年均增长13.5%，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依棉在内的大工厂基本都是那个时候建设起来的。那时候可是大锅饭，“懒汉”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怎么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大锅饭养懒汉”，还有什么“国企效率低”，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企工人确实慢慢懒了些。这和社会上私有观念日益严重，个人发财的风气严重有关。最重要的，是工人不能参与管理，干部也不从事生产，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工人辛辛苦苦工作，跟干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企业性质从公有变成国有，把持在干部手里，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铁饭碗说砸就可以砸。主人公地位没了，怎么还会有积极性？
企业把持在干部手里，又没有工人监督的机制，于是国企成了老总和官员们发财升官的工具，谁来了都可以搂一票，生产却不去认真管。加上政策鼓励外资和私企，一来二去，又是没有活力了，又是资不抵债了，哭着喊着要转制，要破产。依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总经济师曾对董事长汪丽娟说：你说企业在亏损，你敢把最近一年的报表拿出来吗？汪丽娟没话说了。
产权为什么“不明晰”？
工潮期间，保定市领导在回答工人质问的时候，一会儿说依棉是国有企业，一会儿说是股份制企业，一会儿说是私营企业。最搞笑的是，据说已经卖给中策集团的依棉，现在又挂在了中纺集团名下。有人又说了，这个叫“产权不明晰”。
我们又要问了，产权为什么“不明晰”？为什么产权问题只有现在才有，实行公有制的时候没有？
以前企业领导和普通工人收入差距不大，企业利润在支付职工工资福利以外，要么扩大生产、进行技术革新，要么上交国家，皆大欢喜。所以，没必要说企业百分之多少属于这个部门，百分之多少属于那个部门，没那么多废话。就是一句：企业是国家的。
后来有人说私人企业更有效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更符合宇宙发展的要求，要搞“国退民进”。企业产权开始“不明晰”了，所以要“明晰”起来，也就是要把企业卖给甚至是送给个人，才能 “明晰”产权。说白了，就是一些人需要获得超额收入了，而超额收入最好是按资分配，不把产权说模糊了，怎么好弄到自己手里？
企业是政府的，所以工人没有发言权；国企效率低，所以要改成私营以“提高效率”；产权不明晰，所以要让它在私人手里“明晰”起来。不管绕多少弯子，都会归结到一点：要搞私有化。
不可能让工人最终胜利
从“旅游”途中回来的依棉工人满以为可以继续生产，结果被告知，开不了车了，要破产。接着，据说能值两个亿的库存原料、半成品被人拉走，再不见下文。
工人们现在已经对企业的存活不抱希望了，他们只希望能在在分家当的时候多拿一点儿。一部分工人想要打官司，拿到这些年的住房补贴。但是，就如知情人士所说，保定市政府不可能让依棉工人斗争取得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依棉工人那么多，满足了一部分人，其他人怎么办？这些年企业破产、改制在保定上演很多了，只是有的厂比较小工人闹不起来，或者闹起来也没那么大动静，结果都是按24000块钱买断了工龄。如果依棉打破了这个规矩，那些人势必都来要求，闹起来怎么收场？（实际上，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其他几个企业部分工人就起来闹过。）照此办理肯定不行，那只能都按老规矩办，能给一点点优惠就不错了。
何止保定，全国又何尝不是这样？通钢打死了人，改制暂时停止了，马上就有河南林钢工人要“学习通钢”。所以对当局来说，通钢的改制只能是停止，不可能终止。他们很清楚，要推行私有化，必须全国一致，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规矩，就收不住场了。所以不能让通钢工人最终胜利，也不能让依棉工人最终胜利。
私有化的严重后果难以预料
各级政府官员勾结企业负责人掏空公有资产，把工人弄到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地步，他们自己得利了，后遗症是要整个社会承担的。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很少，地区发展不平衡，我们又不能靠对外掠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能让每个人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趋利性会让我们的经济依赖西方，成为人家掠夺的对象。经过西方国家、本国政府、资本家层层剥皮，到老百姓手里还能剩多少？毛主席说过：“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位依棉工人说，20年前，曾经有学生到依棉厂想要发动他们上街，结果被工人堵在厂门口。相持半天，学生不得不撤走，临走时对他们说：“工人师傅们，你们不出来，有你们后悔的一天。”这位工人说，那时候工人还是受惠的，要早知道有今天，当时肯定就上街去了——“打住吧，不要再这么改下去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和私有化，从前当家作主的工人已经彻底沦落到弱势地位。依棉只是私有化狂潮中一叶小舟，看似敌不过风浪，但如果有无数这样的小舟，就会联结成巨舰，任何风浪都会被踩在脚下。如果某些人再不停止这种自掘坟墓的私有化，后果是什么难以预料。
海涅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里面写道：“德意志，我们织你的尸布！” 搞私有化的人可以站在高处，扬着头，对下面千万张菜色的脸视而不见，但他们下一秒就可能掀翻你脚下的台子，把你踩烂在他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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