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进 城 市 化 建 议 的 背 后
——评《中国可以通过城市化拉动内需》
迎 春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 6月25日 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可以通过城市化拉动内需》的文章（ 2010年6月27日 的《参考消息》第8版），是斯蒂芬.格林。他在这篇文章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出了以城市化拉动内需。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馊”主意，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和“精英”以前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而且建议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哲学问题，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一， 实现城市化的条件
斯蒂芬.格林说：“在大规模基建刺激措施消退、房地产市场冷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有一个更快捷的补救办法：城市化。--------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有更多闲钱用于聚会吃饭、唱卡拉ok、旅游和购物。”
城市化是生产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不是人们认识了城市化的重要性，就可以实现城市化。要求实现城市化，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城市化成为实现的，则是一定的物质条件：首先是工业化，也与经济制度有关。
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生命体为劳动对象的产业，生产分散，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不可能实现城市化；而工业生产的对象是非生命体，生产的规模、批量大，要求交通运输方便，动力供应充足；工人集中，要求生活设施配套等，所以，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才逐渐出现城市化的现象；工业化的程度越高，城市化也越发展。总之，城市化是伴陪着工业化出现和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首要物质条件。
劳动者聚集到城市，首先就得有工作，获得收入，能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否则，不可能大量聚集于城市。所以，发展工业是城市化的主要前提。由于本文只为了揭示这是个“馊”主意，对城市化的条件就不详细地分析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对城市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实现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城市化的进程和形式，与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不同。
二， 我国城市化低的原因
我国城市化程度比工业发达的国家低，也是物质的原因决定的：是工业化程度不高和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
旧中国，由于工业化程度很低，偌大的一个国家，只有一千多万职工，因此，只有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几个较大城市。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只有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中国可通过城市化拉动内需》）。这个比率虽然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但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大力工业的结果。
斯蒂芬.格林不顾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说什么：“但中国政府一直对推进城市化有些迟疑。今天大约有两亿人离开农村老家，在外打工。在工厂打工的人一般住在厂方宿舍里--------鉴于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不鼓励这些人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对中国来说，未来10年一个明智的战略是鼓励城市化发展------”。
说“中国政府一直对推进城市化有些迟疑”，“出台的各种政策不鼓励这些人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是冤枉了中国政府。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和“学术精英”都提出过“城市化”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了取消户口制度等建议。问题不是他们“迟疑”或“不迟疑”、“鼓励”与“不鼓励”；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城市化”，并不是由“长官意志”决定。长官“迟疑”或“不迟疑”、“鼓励”或“不鼓励”，都不能决定城市化的发展，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而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确没有在城市扎根，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城市周围形成贫民窟，则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
我国是有大量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也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有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永久定居于城市就是明证。为什么现在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里扎根”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实行的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老板”雇佣你，农民工才有工作，才能取得收入；“老板”明天解雇你，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农民工就是雇佣工人；相反，他们在农村老家，还有一块“公有”的土地可供耕种，还有一块“公有”的“宅基地”，还有自己的房屋，因此，现在的农民工还不“永久定居”城市，而把“根”扎在农村，所以会出现世界各国都没有的现象：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的“潮流”。如果现在还实行公有制，这些农民当然会高高兴兴地“永久定居”在城市的。所以说，我国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公有制残余：农民在农村还有一小块“公有土地”，才是农民工不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根源。斯蒂芬.格林说中国政府对“推进城市化有些迟疑”，是冤枉的！
斯蒂芬.格林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学习新加坡和香港给新移民提供廉租房等。事实上。新加坡、香港就是一个城市，怎么能够与我国类比呢？对于他的文章中建议的具体措施，就不一一分析了。
三，“馊”主意背后隐藏的哲学问题
斯蒂芬.格林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城市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推进城市化有些迟疑”和“不鼓励这些人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造成的，这种思想方法完全错误的，这也是西方学者普遍的思想方法。他们认为，是“长官意志”决定经济发展；只要人们认识了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迟疑地“推进城市化”，“鼓励这些人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就能实现或者是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认为人们的认识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不是经济制度决定人们的认识；用哲学的用语，就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前面临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政客、学者，都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不承认经济危机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的表现。资产阶级的政客、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人们监管不严和金融界“贪婪”造成的，只要加强金融监管，危机就会消失；发生了经济衰退，就增加货币投放；出现通货膨胀时，收紧货币就能防止等，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总之，这种思想方法，或者说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贯穿着资产阶级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
斯蒂芬.格林关于推进城市化的“馊”主意，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表现和产物。我们评论《这个可以通过城市化拉动内需》，不仅要指出这个“馊”主意不符合实际，而且要说明这种“馊”主意产生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
当前我国经济既面临着衰退的威胁，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斯蒂芬.格林一样，不去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客观联系，一味给政府出“馊”主意，包括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或者是大量投放资金，“拉动”经济发展；或者是物价上涨时，又收紧信贷，抑制通货膨胀等。去年，我国政府就拿出四万亿，用于投资“铁、公、基”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防止经济下滑。这才引出了斯蒂芬.格林的：“在大规模基建刺激措施消退、房地产市场冷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才引出“城市化拉动内需”这个“馊”主意。总之，他们根本不懂经济发展存在着客观的必然趋势，不承认经济危机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以为只要看到表面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就可以出主意解决，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科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出的主意总是“馊”主意，这也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有其运动的客观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不断地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也必将粉碎历史唯心主义对理论界的统治，这是我们专门评论《中国可通过城市化拉动内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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