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转基因利益集团

转基因利益集团

周立

    摘要：不足十年，转基因棉花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再来个十年，复杂生态系统的轻微改变，是否还会带来单一化转基因种植的系统性坍塌甚至崩溃？转基因一直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解决大规模农场的破产问题？“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这样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迫在眉睫的挽救措施应是，学习美国，利用国家集中体制来做转基因基础研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带来的一系列的可能弊端。

有关转基因的五大谎言

    1.转基因增加产量？
    举个例子，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有机农业和社会农业考察。有一位在罗马北部Viterbo的意大利农民，给我讲了他这些年由产业化种植转向有机农业的历程。在1970年代，他的农场率先采用美国机械化技术，配合高产种子，施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最初五六年，产量连年增长。这位农民，也成为欧洲种子革命的典范。美国的种子公司，不断地带各国的人过来参观，让他们学习这个欧洲的样板。那些年，他们的作物长得非常好，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之悲剧就发生了，有一种来自北美的昆虫，由于已经有了抗性，而此地的生态系统，又没有它的天敌，遂大肆繁衍，农场的产量开始连年巨幅下降。美国的种子公司马上不来了，他们转到其他地方，继续扶持新的样板去了。而这位意大利农民，则陷入了生产危机之中。痛定思痛，他意识到转基因和产业化农作技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威胁到周围的农场，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他从1980年代起，开始转向有机耕作。
    有调查表明，这类状况也已经出现在中国。一直以来，不少农业专家认为，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会减少用药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2001年～2004年刚推广的头几年，对其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当时普遍反映，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确带来好处：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可是，我们留给自然的观察期太短了，不足十年，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就形容转基因棉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比如，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抗棉铃虫的基因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成为近几年最主要、最让基层焦头烂额的问题，抗性风险凸显，用药量不减反增。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2009年江苏盐城大丰市转基因棉花55万亩，近40万亩有黄萎病，其中3万亩棉花死亡，病情严重的田块减产七成①。
    2.转基因提高质量？
    2007年9月，我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的时候，有一位助手叫Claudia，来自德国。她很喜欢吃马铃薯，但到了美国以后，她变得很讨厌马铃薯了。为什么呢？她告诉我，本来，自然界至少有四五百种不同种类的马铃薯，个头、色泽、口感和风味，各不相同。但是，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之下，美国只留下了四五种经过转基因处理的马铃薯，其他的马铃薯基因，全部被这些种子公司收到他们的博物馆了（这无异于一场系统的生态灭绝）。被推广的这几种马铃薯，个头很大，肚脐很浅，产量很高，淀粉含量也很高，但是，吃各种风味的天然马铃薯的幸福感，在Claudia身上，再也没有了。
    中国的稻种、豆种及各类作物，与中国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的多样性相适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同时这也是传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今天，这些遗产正在消失，因为转基因作物与产业化种植捆绑在一起，不仅在消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在消灭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消灭支持这些佳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消灭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物种资源和生态环境。由此，消灭了我们的幸福和未来。
    3.转基因降低风险？
    在实验室里，许多条件是可控的，所以许多技术可能成功。但大自然不是人类的烧瓶，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单一化的种植，必然会聚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从长期看，一旦有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复杂生态系统的轻微改变，就可能带来系统坍塌甚至崩溃。可以设想，转基因作物若得到大面积推广，一旦自然系统中随便一个小小的不可控因素发生，我们就极可能面临生态灾难、食物威胁。到时，人们可以勒紧两三年，甚至更多年的腰带，去渡过生态恢复、转基因作物过渡期的危机吗？19世纪中叶，爱尔兰土豆单一化种植的病虫害，曾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惨剧，前车之鉴不可忘②。但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孟山都外协部主管仍宣称，“孟山都不必对生物技术食品的安全性做任何承诺，我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卖出去，确保安全是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工作”③。
    凡是单一化的投资，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只有多样化的种植，才能既降低地域性的系统性风险，也降低各类的非系统性风险，这是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农作物种植。
    4.转基因减少成本？
    其实，算个大账，转基因技术不仅不能减少成本，反而会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转基因技术在生产环节，不断地加大成本。从近些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基因与水、肥、药、机械、信贷等等，都是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体系。就像微软视窗配套了一系列的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捆绑销售它的一整套体系，这加大了农业的成本，而非降低。
    比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和草甘膦捆绑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孟山都对农达(Round Up，即草丹膦)农药的引进一样，90年代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抗农达(Roundup-Ready，即抗草丹膦)的基因种子引入，这使得农达的喷施，可以更加无所顾忌，而且更加必要。转基因种子，对水肥条件、对机械投入的要求也很高，这要求必须大面积种植，才有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而这套系统要求必然加大农业投入成本，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根本无力承担的。
    5.转基因减少贫穷？
    根据对阿根廷、韩国、印度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种植相捆绑，使得小农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继续依靠低成本的天然农作生存。于是，就会出现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破产以至无家可归，少部分农民与资本联合，成为资本的奴隶。
    转基因一直是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的，因为小农负担不起产业化、规模化的投入和成本，最终不得不卖了他们的农场，离乡背井。美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与制度安排，其他国家则不成。美国的政府，在农民破产以后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安置到城市就业，但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少数欧洲国家外，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解决大规模农场的破产问题？至于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只有两百万个农场经营单位，百倍以上的差距，怎能简单类比？

转基因后面的七股合力

    十分清楚的理论上的是非判断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实践中的利弊权衡。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链，使得短期利益胜过了长期利益，也使得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创建，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伸出了捕获之手，捕获了精英、捕获了政府经办人员、也捕获了大众。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潮。
    1.跨国粮商得利润
    很明显，跨国粮商在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粮食主权。他们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到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
    全球化经营，是指他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他们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得益于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上的配合，他们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相比之下，中国的粮商，没有一家可以做到，并与之抗衡。
    全环节利润，是指他们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产业链条。比如，从2004年至今，中国在他们的几次组合战略下，仅仅四年多时间，就丢失了大豆产业的主导权，跨国粮商实现了“巴西阿根廷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全球化战略后，赚取的是全环节利润，而中国的豆农和豆企，分别只在生产和收储加工两个环节上生存。四年之内，中国就由曾经的世界最大的原产地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3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其中转基因豆油占据了80％以上。
    全市场覆盖，就是指跨国粮商不仅做粮食，不仅做种子，还在各类农产品与食品领域中经营。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多样化的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的经营，可以相互呼应。他如果想打击现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就行了；他如果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就行了。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不同意，应该说这是一场“游戏”，或者可以文雅一点儿说，是“博弈”。你选择参与了这场“游戏”或者“博弈”，就要为此负责。如果我们硬要说参加这样的竞赛，是别人逼使的，那也是“阳谋”，而非“阴谋”。
    2.外国政府得战略
    实际上，美国不仅仅有粮食战略，还有能源战略、金融战略、军事战略等。美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将粮食、能源、金融、军事、外交、价值观宣传等捆绑在一起的全球战略，并有能力实施的国家。中国可以有粮食战略，可以有金融战略，可以有军事战略，甚至也可以利用孔子学院等进行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宣传，但是，中国目前所有的战略，还没能做到相互配合，而且只能立足于自保，但是美国的战略，相互联系，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在全球每个角落、每个领域中进攻性地使用。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它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3.地方政府得政绩
    我可以举一个跨国粮商的例子。据我所知，秦皇岛市政府仅仅引进了益海嘉里粮油的一个子公司，就增加了1/7的GDP。效果如此显著，试问：哪个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引进这样的外资呢？何况，这些外资企业，都有著名品牌，都有高科技外衣，都有巨额资金投入，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黄金客户。但是，益海嘉里粮油的子公司被引进秦皇岛后，北粮南运的咽喉，就被卡住了。在短期内，中国的行政力量，可能还足以调运粮食，但未来的粮食商品化和加工链条，都会被扼住咽喉的商业资本抢得先机，使得国家的东北商品粮基地及北粮南运的国家战略，出现一些变数。
    4.中资公司得好处
    中资育种公司，由于缺乏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的优势，也难以在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农户小规模经营、产业链条未经整合的国内市场形势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当种子行业的跨国公司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中资公司的管理层和雇员，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高额的收入和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平台，倾向于寻求合资、合作，甚至主动选择被兼并，以得到短期的好处。由此，中国公司会一个一个地变成外国公司的买办。
    5.科研院所得经费
    在2008年7月以来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资金的分配上，出现了300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分割200多亿元转基因研究基金的现象。各自为政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不仅会做大量无效的、重复的研究，还很容易在发表论文、出国交流、专利申请、商业赎买等诱惑下，把阶段性成果和国家机密，轻易地公布或出卖出去。同时，分散无序的转基因研发过程，也容易发生基因漂移、技术泄露等问题。这类事情已有发生。
    6.国家部门得租金
    一位跨国种业公司负责人，在2009年初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种业精英会议上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不幸的是，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国家管理生物育种的相关部门，有很大的权力和职能。但是，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仅仅是由少数“县官不如现管”的具体经办人员负责。制度租金的客观存在，使得设租和寻租现象，在生物育种领域同样存在。不幸的是，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俘获具体经办人员，使得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轻易地攻破底线。
    7.种粮农民得闲暇
    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经过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田间管理或者农药、化肥等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需要明确的是，绝大多数农民对转基因种子并不了解。甚至在使用过后，也不清楚这种种子的技术细节和生态影响。当然，在种粮收益如此低下的时候，更加不能奢求农民有清醒的风险认知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考虑。反而，多数农民在种子营销战略下，会受到短期利益驱使，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在作物育种和种子采纳上，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市场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

转基因研究应该利用国家集中体制

    表面上，美国是一个相信分权、市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在转基因的基础研究上，却采用国家集中体制。1997年5月，美国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该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利用国家集中体制，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
    因此，即使要进行基因育种技术研制，其核心也要如同核技术、航天技术类似，只用于国家战略目的。如同保持核威慑力一样，要保证基因的威慑力，就要保证其可控性，要如同核不扩散一样，保证基因不扩散。转基因育种领域，需要建立诸如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这样的体制，去进行相关的育种研究。由于种子基因的基础性、长期性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核武器、航天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其社会影响和潜在威胁，比核技术、航天技术方面更重要。种子行业是一个资本稀缺性部门，只要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并投入为数远比核工业、航天工业少得多的资金，就可以做出关乎国计民生、生态环境、子孙未来和国家基本稳定的研究。所以，当前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迅速调整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研究体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责任编辑：邓守亮）

●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绿色和平组织2009年12月份的调查报告，以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待发表）。另有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新闻记者的报道。引自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10-12 http://www.tech-food.com 。

② 例子可见2004年的纪录片《食物的未来》（future of food）。

③ 语出孟山都的菲尔·安吉尔（Phil Angell），刊于《纽约时报》1998年10月25日。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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