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环球时报》有言，说中国没有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世界一流智库，引起争论。中国智库与中国形势发展不适应，或称严重落后，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说美国智库世界一流，只是崇美派的一面之辞，难以服众：美国把世界搞到如此地步，智库难辞其咎，还吹捧“一流”，是何言欤？美国智库的问题在于方向错误，于是总体上“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智库总体上被自由主义俘虏，但中枢还是有高人，否则没有近年来总体上逐渐好转的局面。官办的智库不免庞大而低效，犹如八匹马拉车，向不同的方向用力，需要改建。其实中国自古藏智于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民间智库。当然美国智库也不白给，虽然政治上虚伪叵测，文化上不免有些可恶，但是读了不少书（中国书读得不够），它就是骗你，也似乎骗得有学问，例如新自由主义。中国人古代有学问，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总体上知识界读书不够，学问不够，眼界也不宽，难免吃亏上当走弯路。
论改造中国智库
郑彪
做官需要读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道理中国人懂得最早，也最早制度化，这个经验近代被西方学了去。读书做官制度化起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设五经博士官，至少比西方早约2000年。中国古时候，往往书读到进士及第才能授官。但是也不敢过于自信自专，特别是做到封疆大吏，一般都要请一批幕僚或师爷。县太爷，七品芝麻官，也至少要请两位师爷，一曰钱谷，二曰刑名。幕僚，在现代政治中，西方叫智库，现代中国叫政策研究室，广义上说包括社会科学院，大学、部委的研究机构等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使用了“智库”的概念。智而曰“库”，言其多也。智库，就是领导人的外脑。古代尚且需要外脑，如此复杂的当代，外脑日益重要。外脑固然重要，但是内脑是决策的根本，所以无论外脑如何重要，不能完全代替领导人自己读书，长学问。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看似老生常谈，但是要“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种提法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触及了中国软实力问题。
世界进入“思想库”时代。现代国家无不有自己的思想库。二战以后，思想库在西方国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其实，中国历史上久有思想库的传统，这不是牵强附会。
中国自古有道统，就是儒家传道的系统，它反映了儒学的渊源。道统是中国传统信仰，孔子在历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代表道统。道统高于政统，学术高于政治，这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有维系社会的无尽好处，其要端有三：一是使从政者每遇大事，有所咨询。思想库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齐国的稷下先生制，以后有秦国的博士官制，汉朝的太学制，等等。二是形成一个有牢固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士林阶级，并带动影响社会，则无论如何刮风，甚至政治乱于上，社会仍可以安于下而不至大乱。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如钱穆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力量之贡献，乃远过于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寄存于下层社会，实更大于上层政府。”回顾几千年历史变迁，道统对中华民族的作用居功甚伟。然而时代变了，道统既需要继承，也需要与时俱进。近代孙中山先生首倡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将西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结合起来，作为新道统而立于民国法统之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成为新道统，但是这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均未成熟，新道统在某些方面未能经得起历史检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风渐烈，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官产学领域和全社会造成的危害，几乎动摇国本。其所以不致重演苏联故事，其原因除了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以外，也要看到，尽管经过百年来文明自戕，但是世世代代传统文化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社会各层次深入人心，无形中起到重大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非孤立凭空产生，乃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是一体，成为中国的新道统，永遵勿失，而高于法统之上。所以恢复道统地位，与时俱进，实为全民族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大计着想，对此不可以存官学门户之见。
三是移风易俗，使得全社会尊学向学，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尤其是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负面因素的影响以后，移风易俗的任务相当艰巨。恢复中华文明的道统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指导地位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指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指导地位并不等于可以取代传统文化，相反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十七大报告的语言叫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更多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有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只能相辅相成，不能互相替代。结合得好，这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优势。西方没有道统，只有法统。如果说有，则是宗教。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取代了马列主义的地位，正如雷日科夫所说“丢掉了苏维埃价值”，削弱了俄罗斯民族的软实力。中国在世界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同时，必须在中国化上下大力气，必然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和道统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重视道统，又实行科举取士，所以古代公务员多是读书人出身，这个优秀传统到元明清就每况愈下了，因为专制独裁不需要学者，改为帝王独裁和迫害士人的传统。到袁世凯当国，虽是窃国独裁，毕竟时代不同了，比较重视顾问的作用，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一段时期，党内外总的说来是有民主的。但是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后来发展到七亿人一个思想，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思想库。所以，现在中央提出社会科学要发挥思想库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近年来，国内围绕思想库发表了一些文章，总体上对建设思想库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笔者认为，不应当把思想库的定义和功能搞得很窄，似乎成了政策研究室。中国现代思想库的作用和功能至少应当包括几个层面。
第一，基本理论层面。基本理论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基本理论研究要出思想，出理论，出成果，出人才。而思想和基本理论是管战略的，管长远的，管方向的。出人才是决定性的。基本理论研究关键是创新，贵在立足中国，亦中亦西，融会贯通。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向西方学习最起劲的时候，西方的社会科学出现大问题。2000年沃勒斯坦在一次演讲中说；“1989年以来的世界社会科学，情况是可悲的。大家谈论的都是全球化——而且几乎不管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这一术语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世界的社会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来分析1989年以来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事情”。这其实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流行社会科学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社会科学去政治化，符合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这方面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推出自己的优秀理论家，推动中国自己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中国的学术理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追求什么国际思潮、国际奖项，更没有必要以赢得国际喝彩为学术目标。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思潮也是国际思潮。学者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实际上难以进行高质量的国际交流，也难以赢得国外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获得真正的国际学术地位。不下大力研究基本理论，战略研究就失去依据，政策研究就失去方向；缺乏理论高度，就必然陷于就事论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基本理论的决定性作用。相反，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主要是受到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干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反映在思想理论上，根本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层面出现偏差，导致一个时期实践上某些重大政策出现失误，甚至可能模糊发展和改革的方向。所以，思想理论战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保证思想库的正确方向。基础理论研究也要有议政能力和政策建议能力。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基地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院和党校等有关系统，但领导权和指挥棒在中央，最重要的是学术评价标准、激励考核机制和有关政策的基本原则要根据国家民族的需要和中国国情来制定，不能盲目追随西方。当前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第二，传统文化层面。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实现现代化也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既需要强大的基础理论支持，也包括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支持。中国历来重视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鼓舞广大干部群众，传统文化中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当代国际竞争，愈来愈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文化之间的竞争。所谓“文明冲突”，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参与全球化不能失去本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特征，相反要极力将本民族的文化加以国际化，这一点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19世纪的社会共识和一贯国策。在这个问题上，100多年来中国左右摇摆，走过不小的弯路，耽误了不少时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任务实际上相当艰巨，至于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首先带有抢救、启蒙和普及性质，具有无比巨大的社会需求，更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国思想库的光荣使命。
第三国家战略层面。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统筹能力，世界眼光，战略思维，都是国际战略能力问题。无数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表明，政治思维、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决定国家的战略谋划、战略预见、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能力。战略能力决定国家命运。国家战略研究，为当代每一个国家生存和竞争所必须。战略研究也要出思想，出理论，出人才，要培养造就中国自己的战略家。这方面是中国思想库突出的短板。
第三，各级党和政府的政策形成层面。政策形成是以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基础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归根结底要能够指导政策或者转化为政策，才能变成现实的软实力，才能发挥思想库作用。政策研究也要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政策研究系统直接服务于各级党和政府，是最直接的思想库。
无论基础理论研究、战略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要有议政、咨询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能力，有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有影响政策的渠道和机制，有参与形成国际性、全球性议程的能力。中国思想库体系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不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而且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党和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体现，本质上是全球化条件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
实际情况是，西方多年来对中国社学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惊人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直接影响。据披露，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举行盛大招待会，欢送该基金会在华项目的负责官员。用某媒体报道的话说，原因是该官员连续九年在华任首席代表，其“工作的必然结果是，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公益界”引进了一个“求‘钱’若渴的时代”。又据某知名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说，“参加者的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学科范围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该负责人“震撼”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起在华活动20年，“仅仅用了4亿美圆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他说，中国的外贸每年有数千亿美圆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指出，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部追随西方体系。”结果，造成中国软实力的“巨大亏空”。
对于这些存在多年和众所周知的现象及其复杂的背景、原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分析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许多现象都是事实，尽管总起来说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但是这不能反映中国思想库的全貌、主流和实质。
首先，中国思想库的总体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把握的，其主流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从根本上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服务的。这些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能左右的。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例，“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报告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的这段话在政治上极有分量，很多从事思想库工作的人未必都读过。什么是主流？这就是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在于能否引导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而不在于其它。而且主流和非主流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主流可以转变为主流，主流也可以转变为非主流，也可以“边缘化”，甚至死亡。正如著名海外学者郑永年最近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这一切都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所以，中国的思想库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由中国自己掌握着，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影响力早已经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对此，他们看得很清楚，内心很悲观，也很无奈。国人也应当看清楚。
其次，中国思想界现状的形成由来已久，情况复杂，需要加以分析。从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看，大多数人主要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方面，也有其积极的方面。有一定能力的学者自会分辨，在为数不是很少的一些人中间存在对西方理论盲目崇拜的倾向，主要是受大气候和利益导向影响，也有中国改革内在的原因。国际资助一般应当是合法的，受到西方各种资助的人毕竟不多，而且情况也很复杂。所谓“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虽然是普遍现象，真正心甘情愿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国际势力联系在一起而且死心塌地的人，毕竟极少。而且有些走得比较远的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已经被自我矮化，影响式微，甚至走向反面。所以，只要加以正面舆论引导并辅之以必要的政策导向，情况必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必须整合和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自己的思想库队伍和体系，这是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所谓“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是说中国思想库的现状，显然不能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的需要。突出的问题一是“软”，首先“吃人家的嘴软”，是指为中国利益说话时“嘴软”，为外国或跨国公司利益说话时则比较“嘴硬”。其次，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的人在网上愈来愈踊跃，但是各种媒体配合的还很不够，这种声音也还不够大，许多自由主义学者患了集体“失语症”。其实这是个意识形态政策和舆论导向问题。第二个突出问题是“散”，中国的思想界，从业人口很多，看起来也有高校、各级社科院和党校等等几大体系，高级职称、学位漫天飞、遍地流，其实力量很分散，思想很涣散。问题很多，也不都是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问题，既有更深层的利益导向问题，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也有国际背景。所以需要靠改革来引导方向，整合队伍。所谓整合和建立“中国自己的思想库队伍和体系”，是实践提出来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分化、利益分化、社会分化，国情、世情、党情都在变化，这些都是事实，也难以避免。一个突出的教训是，中国要想避免苏联的厄运，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就必须建立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上和学术上过硬的思想库队伍，这一点在本质上与军队国防建设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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