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的学风问题——以《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为例
汪彬彬
参考文献：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布鲁姆：《卢梭与德性共和国》（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是著名学者朱学勤的博士论文。该书199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第一版；2003年由该书店再版。最近据朱学勤称可能再出第三版。该书是朱学勤呕心沥血多年之作，朱学勤在原“序”中说：“ ‘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取得博士学位后，朱学勤即离开了卢梭研究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本书，却是奠定朱学勤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朱学勤的 “第一桶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出版后，即在中国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到今天，《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甚至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性质。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从来不追捧热门书。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绝。如果逛书店时正好看到了，也会买上一本。但买回来什么时候能看，却又说不定。往那里一扔再不问津，也完全有可能。当《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大陆出版后，虽时时见人提及，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那原因，就因为我上书店时，从未碰到过。 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终于遇见了2003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二版，于是买了一本。据朱学勤“新版跋”，除订正一些字句错讹外，“原文未作改动，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370）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卢梭心灵的剖析、对罗伯斯庇尔和法国革命的解读，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英语翻译的错误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关于英语翻译的问题，其他学者已经提到，譬如下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706636/
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抄袭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一个人经常性地翻译错误，说明阅读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语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认真解读外文原文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实际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少有朱学勤独创性的观点。朱学勤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比如我们叫“水至清则无鱼”，人家叫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云云。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 “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一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显示朱学勤的剽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搅拌式”。“搅拌式” 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二是“组装式”。“组装式”是王彬彬先生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 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可强作辩 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式”。 ——我在这里，毫无嘲讽之意。
为讨论方便起见，让我们仅以该书第五章第四节为例。在这短短十一页（具体涉嫌的为六页）上朱学勤将诸种手段轮番用在同一同一本书的同一节上，其功夫之细密，令人惊佩不已。
例一, 朱著第184-5页（脚注也依照原文，只是限于文档格式，数字标注或有不同）
正文： 西方不少罗伯斯庇尔研究者就是这样思考的。他们暂时撇开那些传记作家感兴趣的生平细节，努力挖掘罗伯斯庇尔与卢梭之间那根紧密相连的精神脐带：
１９２２年，饶勒斯：“罗伯斯庇尔是萨瓦教士1的小兄弟。”2
１９６１年，瓦尔特：“罗伯斯庇尔承认他自己是《忏悔录》的精神产儿”。3
１９６８年，汤普逊：“罗伯斯庇尔的国家教义是其他一切观念的基础，而这一点很显然来自于卢梭。”4
１９６８年，科班：“把政治与道德目标坚定地联系在一起，区别实用主义与道德伦理，在最高存在崇拜中表述的对自然神的崇敬，独断人民主权与公共意志，强调平等，疑忌财富和权势，把行政分立功能与主权理论混成一片，立法权至高无上，对代议制的敌意……，所有这一切，在罗伯斯庇尔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卢梭的性格。”5
１９７５年，鲁德：“罗伯斯庇尔公众场合的语言，频率最高的是这三个单词——美德、主权、人民。”他认为，在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发育史中，“最大的功绩应归于卢梭”；“卢梭的美德就是罗伯斯庇尔选择的偶像，无论是思想风格还是生活方式，没有一个革命领袖像罗伯斯庇尔这样，把自己与卢梭联系得这样紧密。”6
脚注：[1]卢梭在《爱弥儿》下卷中的信仰自白，自称为一个萨瓦教士的信仰自白。
2 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３卷，Ｐ.７。
3 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巴黎１９６１年版，第１卷，Ｐ.２５。参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Ｐ１３。
4 汤普逊：《罗伯斯庇尔》，纽约１９６８年版，第２卷，Ｐ.４７。
5科班：《罗伯斯庇尔：法国革命面面观》，纽约１９６８年版， Ｐ.１５１—１５２。
6鲁德：《罗伯斯庇尔——革命民主派的肖像》，纽约１９７５年版， Ｐ.９５—９６。
按，前三段引文均见于布鲁姆书p. 154 脚注3，全文如下：
“Robespierre’s doctrine of the state,” says his English Biographer J.M. Thompson, “up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rests, is clearly based on Rousseau’s ”(2: 47). In the words of J. L. Carr, it was not only ideology but personal identity that he found in Rousseau, and Robespierre’s “identification [with Rousseau] was in fact almost total.” Robespierre (London: Constable, 1972), p. 119. According to Cérard Walter, Robespierre recognizes himself as “the spiritual son” of the author of the Confessions.” Robespierre (Paris: Gallimard, 1961), 1: 25. Jean Jaurès referred to him 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Savoyard vicar” (3:7).
第四段引文（科班）见于布鲁姆书, p. 155页正文:
“The constant relating of political to ethical ends, 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 the emotional deism expressed later in the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 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 the asser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General Will, emphasis on the idea of equality, suspicion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combination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with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in government, supremacy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hostility to representation…above all,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mind.”①
①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51-52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朱学勤的引文不仅与上述布鲁姆的引文起止一致，甚至连省略号都在一模一样的地方出现！这恐怕不能用巧合说明了，只能说是照抄不误——“老老实实式”。可惜由于英文问题，朱学勤的翻译也错漏百出，比如“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的含义应当是“以道德用语规定功利主义”，不知何故朱学勤翻译为“区别实用主义与道德伦理”；“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这句也不翼而飞了。
第五段引文构成比较复杂，前两句可见于布鲁姆书, p. 154页正文:
Rudé charted the cardinal points of Robespierre’s public discourse: “virtue,” “sovereignty,” and “the people.” He states that in Robespierr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greatest debt of all he owed to Rousseau” (p. 96).
第三句见于布鲁姆书, p. 154 脚注3，这个脚注前面我们已经遇到过了：
George Rudé commented: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 in his manner of thinking and way of life, and no other revolutionary leader identified so closely with Rousseau as he did in both word and deed” (p. 97).
这是典型的“组装式”。第一句在布鲁姆书中是一个概括表达，朱著中却是直接引语，成了Rudé自己的话。另外，第二句话的页码应当是p.96，第三句的页码应当是p. 97，朱注却给出了页码p. 95-6。颇为离奇，疑与本页上的相邻脚注混淆。古人说抄书不可不用心，抄书都抄不好怎么能写书呢?此外，第三句的翻译也闹了笑话：“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的意思可不是“卢梭的美德就是罗伯斯庇尔选择的偶像”，而是“罗伯斯庇尔所选择使用的意象和语辞颇有卢梭之风范”。
例二：朱著第190页：
３、读卢梭，不是读他的政治著作，而是道德忏悔录；卢梭教会他的，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经验性归纳，而是先验性的返观内心——“懂得了本性尊严”，然后扩及外界——“社会秩序的重大原则”。这样的阅读进路，与卢梭当年的思考与写作进路完全合拍。 (无注)
基本相同文字见布鲁姆书:
第一句话基本上是下面这段话的缩水版：It was not the political writings that brought Robespierre to his recognition, it was the Confessions, and the aspect of the Confessions that was meaningful to him was the virtue he discovered there. （pp.157-159）
第二句话又抄自上面的一句话：What he gleaned from his study of Rousseau, it is to be noted, was not originally a political theory or a set of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state; what he learned was to know himsel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elation is clear: through Rousseau h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his nature and it was that appreciation which led him to “reflect upon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order”.
“老老实实式”：将布鲁姆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朱学勤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朱学勤那一大段话，是将布鲁姆两段话组合而成。连引号内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写此文时，只需直接拷贝过来对照就可以了。对此没有任何注解。几乎一字不差地剽袭，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例三：在紧接下来的段落中，朱学勤提出“顺着双方拍合的这一进路，我们可以找到罗伯斯庇尔步入政坛各种政策举措后面的思想逻辑”，并总结了四点，这四点构成了第五章第四节的后半部分。遗憾的是，这四点分析似乎都与布鲁姆的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我将全文录入朱著中相关部分（亦即，pp.190-93），并逐段加以对照分析。
朱著： 第一、以复古道德化抵制近代世俗化，以内心统治法取代成文法：“雅典的梭伦早就观察到，他的国家是由三种性格不同的居民构成：山地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自由的，勇敢的，生而就倾向于共和国；平原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平静的、温和的；海边居民那一部分是顽固的，倾向于贵族制的。我谴责梭伦，为了取悦只负担半个雅典的那两个阶级而制定了一部糟糕的法律，他本来应该以自由的原则把人们凝集在一起，服从理智和正义的永恒法律，那是镌刻在所有人内心的法律。梭伦是个斐扬派，他想取悦所有的党派”。1（脚注1，《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５卷，Ｐ.１８７—１８８。）
对照分析：上述引文同样来自布鲁姆, p. 161-2，“Solon of Athens had observed that his country contained three classes of inhabitants whose characters were different: those of the mountain, who were lively, courageous, and born of the republic, those of the plain, who were quieter and more moderate, those of the seashore who were harder and inclined toward aristocracy. I blame Solon for having made bad laws to please 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 he should have brought them all together to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to the eternal laws of reason and justice, engraved in the hearts of all men. Solon was a ‘feuillant’, who fondled all the parties”。又一次引文离奇重合，且再一次悲剧性地弄错页码。根据布鲁姆, 这段引文的页码应当为pp. 197-98。无例外地，翻译错误再一次出现：“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朱翻成了“只负担半个雅典的那两个阶级”，实际上是“那两个雅典人的混血野种之阶级”。
朱著（全文录入）：
这种道德复古观和卢梭如出一辙，有两层涵义：
１、在当时法国精神生活中，雅典和斯巴达是现实社会中两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前者意味着世俗功利，后者意味着道德净化。拒绝雅典，实质上是拒绝文艺复兴以来以雅典为标准的近代世俗化潮流。拒绝雅典，也就是拒绝市民社会摆脱中世纪神正论的形而上统制，走向资产阶级世俗面貌的历史过程；
２、谴责梭伦不做什么，也就意味着他本人要做什么；建设“镌刻在人们内心的法律。”在政治实践中，必然表现出观念形态对市民社会的道德救赎——大规模社会重建。这种道德重建的激进要求与上述复古主义的内核互为表里，将使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专政的政治实践呈现出内里复古外表激进的逆反面貌：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以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本身，革“革命”的命；
对照分析：紧接上述引文，朱学勤作出了这两点评价。然而奇怪的是，布鲁姆在相同的引文之后（亦即，完全一样的位置上）也作了相似评价。原文如下， 布鲁姆书, p. 162:
Like Rousseau, Robespierre extolled the rigorous Spartan constitution over the corruption he found in Athens, and describe his role as legislator, together with his fellow Montagnards, as creating a state which would make all citizens “men of the mountain.”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朱学勤的那段论述，是“脱胎”于布鲁姆的相关论述，只不过加上“资产阶级”等革命术语包装。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却难以改变。布鲁姆所谓的“雅典的腐朽”、所谓“斯巴达的严肃”这些概念，朱学勤也只能袭用。此所谓搅拌式也。
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朱著：第二、政治国家是道德实体，不是利益共同体：“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它是公民的基本属性，它是道德，也就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2；“共和国的灵魂是道德，也就是说， 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是高尚的奉献——将所有的私人利益溶化于普遍利益”。3（脚注2：《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６卷，Ｐ.２８５。脚注3：同上书，巴黎1950年版，第5卷，p. 17。）
对照分析：两处引文均见于布鲁姆书, p. 161, 并且相邻:
“Republic is not a vain word;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s, it is virtue, that is, love of the Fatherland” (6: 285) .
“The soul of the republic is virtue,” he said, “that is to say love of the fatherland, the magnanimous devotion which merges all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5:17).
至于朱的概括——“政治国家是道德实体，不是利益共同体”—— 对布鲁姆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朱著：第三、倒果为因，观念先行：“为了建成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得不先遵循道德，而这种道德正是那种制度将来所给予我们的道德1”。（《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0。）
对照分析：相同引文见布鲁姆书, p. 161：“In order to form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he said, “we would have to have the morals that those institutions must someday give us ”(5: 20).
本节最后一部分：
第四、民粹至上，以“人民”的抽象符号取消个人的具体存在：“我是通过这一单词——美德，才认识了法兰西，道德已经在绝大多数个人中消失，只有在人民群体和普遍利益中才能找到道德。”2（脚注2，同上书。）
“人民的价值永远高于个人。”3 （脚注3，同上书。）
罗伯斯庇尔后来的五年政治生涯中，总是把自己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国民公会中被人围攻，被控诱惑人民，他在愤怒反驳时，一句惊人之语脱口而出：“你们竟敢控诉我企图诱惑人民，引导人民走入歧途，我怎么能够！我既不是人民的反对者，也不是人民的仲裁者，还不是人民的辩护者。我自己就是人民！——ＪｅｓｕｉｓＰｅｕｐｌｅｍｏｉR ｍěｍｅ！” 4（脚注4，同上书，p. 311。）
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各种政治举措后面的卢梭式逻辑，一种高尚而又危险的政治逻辑：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就是美德的化身；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政治斗争只能全部转化为道德判断、道德斗争了。
罗伯斯庇尔对此深信不疑。１７８９年的春天，他带着卢梭的真理从阿腊斯走进巴黎。他向人们宣告：
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1 （《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8卷，p. 308。）
谁是“不热爱人民的人”？谁是“腐败者”、“专制者”、“蔑视人民者”？罗伯斯庇尔后来说出：——“内患来自资产阶级”。2（脚注2，瓦尔特书中两次提示罗伯斯庇尔这一观点，见该书中译本，Ｐ.１２、Ｐ.３７０。）
对照分析：第一段引文见于布鲁姆书, pp.159-160，
“Le peuple” in his disourses, however, was a single figure of goodness with which it was possible to fuse in imagination. “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 he said. To the extent that someone distinguished himself from that figure, he was not “the people” any more. “The morality which has disappeared in most individuals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mass of people and in the general interest”(6: 281; June 11, 1790). 这段引文朱著给出的注脚是“同上书”，“同上”按惯例意味着重复上一个脚注，亦即《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但这个页码明显是错误的。应该是第六卷，281页。
更荒唐的是，朱学勤将“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这句很简单的英文翻成了“是通过这一单词——美德，才认识了法兰西”。问题是，“这一单词”指的明显是“le
peuple”，和“美德”何干？况且the French指的是法国人民，布鲁姆上文强调指出：le peuple在法语中单数，还说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在文本坚持使用法文表达，也就是要保持住那种英语所没有的弦外之音。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人民’这个单词，理解整个的法兰西民族”。
第二段引文见于布鲁姆书, p. 160，
“Le peuple is always worth more than the individuals,” Robespierre proclaimed (5: 209). 页码同样存在问题，“同上书”实在是个蹩脚的注释。翻译上也有问题，重点并不在于人民高于个别人，而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民”比个体的一切人的总和都有价值。应该是“‘人民’总是比诸多个人更有价值”。
第三段也可以在布鲁姆书中基本相同的段落找到，见布鲁姆书, p. 160，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You dare to accuse me of wishing to mislead and flatter the people. How could I! I am neither the courtier, nor the moderator, nor the defender of the people; I am (the) people myself! (Je suis peuple moi-même )”（8:311）
这里的“同上书”的脚注，依然是误导的；应该是第8卷，而不是第5卷！
并请注意，这里抄袭的不仅仅是引文部分，而包括布鲁姆的叙述，用的是“搅拌式”的抄袭方法：
读者可以比较下面两段话：
罗伯斯庇尔后来的五年政治生涯中，总是把自己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国民公会中被人围攻，被控诱惑人民，他在愤怒反驳时，一句惊人之语脱口而出。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最后一段引文及相关议论也来自布鲁姆书中也有对应，布鲁姆书, p. 159，在此懒得多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
实际上，此节唯一提到布鲁姆的地方是第188页上的脚注1，原文非常精彩，不得不请读者诸君奇文共欣赏一番：
着重号是我加的。前一部分内容以往的中文译法不够显豁，根据英译本重译；后一部分内容在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一书中又被删略，然而却极其重要。现根据布罗姆《卢梭和道德理想国》一书中附录的罗伯斯庇尔这一献辞中有关部分，补译于此，见布罗姆书，Ｐ.３５。布罗姆提供的原版出处是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罗伯斯庇尔全集》第２卷， Ｐ.473—474。该版本在国内颇难寻觅，故只能从布罗姆书中转译。
读者应该又要笑起来了！看看，这是多么坦白老实的注释啊，从英文转译就是从英文转译，人家老老实实和盘托出。还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版本在国内找不到（暗示自己曾经千方百计寻觅），故而“只能从布罗姆书中转译”，有谁看了这么一片赤诚的告白，还会怀疑其他部分，标明出自《卢梭全集》，《罗伯斯庇尔全集》等书的注释会掺假呢？朱学勤的严谨学风在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此节共有十五个脚注涉及外文参考文献（参考中译本的除外），其中十四个本文已经详细解说了其与布鲁姆的关联。余下的一个就是唯一提及布鲁姆的那个。大概过于“巧合”的是，这14处引文全部能在布鲁姆书中找到对应。据此我们或可大胆推测，恐怕此节使用的唯一外文文献就是布鲁姆的书。至于中文文献使用规范与否，需要另文考察。
本研究曾指出注释中页码有多处错乱。设置注释的用意之一是方便读者或同行查索资料，深化研究，不过朱著注释页码的可靠程度似乎不足以完成此项功能。若真为交流学问计，不如直接写出布鲁姆书的相关页码，倒清楚明白。至少，抄原始出处的页码也不能抄错吧。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虽然把原书的次序先后抄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好在洋人的书，国内找不到，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恰好有人上传了布鲁姆的原书，才让我们一睹朱学勤大著的真容。《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后，朱学勤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譬如震惊中外的学术论断“地震天谴说”。在这些著述中，文理经常性不通，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但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虽然听说有篇叫阳光还是叫闪电的，又窃取了外国学者的论述和自己学生的译文。不过据说本来是序言，序言而已，抄抄自然是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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