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打错门” ！
——再论《第五十七族》
丑牛
（一）还要关注“打对门”
六月二十三日发生在湖北省委门前的“打错门”事件，在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并波及到海外。
媒体舆论（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一边倒”：厅官夫人上访是“打错了”，那平民百姓上访是“打对了”！？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三日在不显眼版面的不显眼地方登了一豆腐块《来论》，文尾写道：“我们除了关注‘打错门’，还要关注‘打对门’。”
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上访者使用暴力镇压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打对门”比“打错门”多得多，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就在“打错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期间，又爆出了一个“日记门”来。长沙市开福区前房产局副局长在日记中记录了区长的一段话：“凡进京上访者，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这话比“打错门”还暴力。
乍一听，这区长讲话太轻率、太狂妄、太无知、太野蛮、太粗暴，因此，“日记门”一曝光，全国一片哗然。但环顾一下现实，他这话早就在全国普遍实施了，只是包着一面“维稳”的堂皇旗帜。
早在2004年，国家信访局就给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发了一份《内部明电》[2004]2号，概括了各地驻京人员对上访者的劫持打压情况：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驻京工作组在协助中央和国家机关对本地进京上访人员进行劝访疏导工作过程中，对上访群众拦卡堵截的现象严重。特别是近几天在国家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门前，有时聚集了数百乃至上千名工作组人员，几十辆甚至几百辆地方车辆，层层设卡，围堵拦截上访群众，甚至还出现过激行为”。
什么“过激行为”？劫持、绑架、殴打、关押……。只是《明电》里不好明说。
这些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行动，是由各地政府直接指挥的。武汉市集处办（全称是：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般由常务副市长直接领导，市秘书长牵头）2006年5月22日发出一份《工作简报》，记述了布置处理赴京上访人员的工作内容：
“会议由市政府秘书长XXX主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XX传达了市长XXX在市驻京《要情简报》上的批示：‘合理诉求应予依法处置（引者注：谁来处置？）无理取闹者应依据有关规定（引者注：什么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引者注：什么样的必要措施？）落实责任制（引者注：谁的责任？）以求稳定工作取得新成绩（引者注：看来，这才是目的。）’”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署，各有关区和部门的领导，特别是目前在京滞访人员较多的，要大员上阵，成立公安、法院、信访局和军转办等部门组成的专班，近日内赴京，加强联系劝返工作力量”。
这些“大员上阵”，组织庞大的力量是怎样进行“劝返”工作的呢？我们可以从每个被“劝返”者在审讯他们的档案材料里看到，有些重点人员的“抓捕”，是由市领导亲自督阵遥控的，从“发现目标”到“紧紧跟上”；从“请求支援”到“派出车辆”；从“贴近对象”到“动手抓捕”；从“猎物到手”到“警车押解”；从“软卧包厢”押送，到“拘留所”侍候……。其惊险起伏，比之日本电影《追捕》毫不逊色。
“劝返”者最好的待遇是“监视居住”，一般是治安拘留、进法教班、劳教所、直至疯人院。
我至今还弄不明白，为什么把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上访工作，交由专政机关来管辖。这种作法本身，就把访民推到“敌对”的地位。也许有人说：“我管的是非正常上访啊！”什么是“非正常上访”？法规上都没有一个界定。“滞京”属非正常，到天安门为非正常，到新华门、外国使领馆区更属非正常。那么，正常的渠道在哪？为什么绝大多数访民“不走正道走歪道”。不都是“逼上梁山”的么！有一位年青的女访民，她穿着比基尼，把自己反铐在天安门前的旗杆上，人们问她，为什么这样不顾羞耻？她说：“只有这样才引起轰动，官员们才会来听我的诉求？”这真叫人心寒，但她的目的并未达到，反而受到了“治安裁决”。
把上访者当成“敌对势力”来对待，已成为许多执政者、特别是“涉访”部门官员们的“潜心态”。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位负责人曾传讯一位退休的企业党委书记，对他说：“你到处伸手，下岗工人闹事有你，拆迁闹事也有你，到处鼓动人去上访也有你，你处处与政府为敌”。我听了，很是纳闷，鼓动人上访怎么会是与政府为敌呢？清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潍县作县令时，在一幅画竹上题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老百姓向共产党官员上访，怎么成了“与政府为敌”呢？可惜这种对待访民的敌对心态，确实普遍存在。
政府信访部门应该是“访民之家”。应该是他们倾吐苦难艰辛的庇护所。但一些信访官员对访民的态度，也让访民大失所望。最近，我读到一本书——《信访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是从事二十来年信访工作的武汉市信访局副局长。书前还有权威人士写的序，说“它的出版将对我们新时期的信访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重要”，我认真地通读了全书，读完全书的印象是：“整治访民”。在全书五十多篇文章中，找不到一篇是如何帮助访民解决他们苦难的诉求，相反，书中有多篇是对访民的蔑视和鄙视。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理疗不健康信访心理》这篇中，把信访人不健康心理的特征归并为七大类：①不满型，②怀疑型，③偏执型，④嫉忌型，⑤持强型，⑥私利型，⑦逼宫型。读到此处，我不禁愤然批注：“看来的不健康心理也不少，至少有‘猜忌型’和‘冷酷型’。”这位信访专家比臭名昭著的北大教授孙东东的狂言更荒唐。孙东东只说在老上访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偏执性精神病，这位局长大人却“发现”上访者不仅具有“偏执型”，还多了6种不健康心理，那就更应该“统统关起来治疗”了。
下面，让我们再探讨一下，官员们对上访者这种“敌对”情节，是怎样发生和形成的。
（二）“敌对势力”的背后是“敌对利益”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成立、成长、发展、壮大，一直到取得革命的胜利，其中有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今天，我们却突然发现党和群众处在对立的地位。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诉求的群众越来越大，诉求的阶层越来越广泛；而官员对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反感，越来越“敌对”。
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本来是鱼水之情，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和群众的关系逐渐疏远、分离，直至敌对呢？我们可从众多上访者的诉求和激化成群体事件中找到答案。
在庞大的上访族中，占主要地位的有三大群体：一、国企改制，二、拆迁，三、土地流转。为国企改制上访者的主体是工人及基层干部；为拆迁上访者的主体是市民，多为劳动人民；为土地流转而上访者的主体全是农民。他们一致的诉求是“维权”。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官僚”和“资本”。“维权”的内容是反对官僚资本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和掠夺。
不幸的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一些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却往往站在官僚和资本的一边，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和官僚，资本纠结在一起。
拿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来说，建龙集团对通钢的掠夺，对工人的压榨，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工人们一直上访到北京，都是“事不解决”。如是，只有“暴动”，把资本家入主通钢的代理人，乱拳打死。
2005年发生在襄樊市二千多襄阳轴承厂工人卧轨事件，使通往西北、西南的铁路枢纽瘫痪，引起上层的震动。事件也是由于国企遭到官僚和资本的掠夺而把工人“逼上梁山”。为了平息这事件，由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带领，省公安厅、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官员与工人“对话”。一开始，公安厅长就宣读一份“通令”，说在任何情况下，堵塞铁路，破坏交通秩序都是犯法行为。他念了“组织者”的名单，要他们去公安部门接受讯问。（其实这次堵路，确实没有“组织者”，当天，工人及其家属集聚在厂部门前的广场上，听说市领导要来同他们“对话”。约定的九点钟过了，市领导没人来，工人们就躁动起来，有人用竹竿举起条幅：“我们要喝稀饭”，“我们要看病，我们要吃药”等等，愤怒的人流，涌向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步行十多公里，堵住了汉江上的铁路桥）。
被点名的“组织者”之一走上来，抓住了台上的话筒，与厅长“对话”：“厅长大人，你说在任何情况下堵路都是犯法行为，那我想请教您：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犯不犯法？”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台上的官员们面面相觑。其实，官员们如果同情工人们的困境，讲几句慰勉的话，不把他们置于“敌对”地位，工人也不会把他们放到“敌对”的地位上去的。
拆迁也是这样的。我了解拆迁是在2007年春，有一位工人作家朋友，她一直在“一冶”工作，已退休。他们一生建设武钢，也在这里亲手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她在电话里惊恐地告诉我：“大哥，你快来我们街坊（小区）看看吧，拆迁多野蛮！一位老太太被逼上吊了，满街坊的人都送了花圈，摆放了一里多路长，看样子要闹事了”。
我去一看，简直是满目疮痍，老太太家的门窗墙壁，累累伤痕，门前几株老树立在瓦砾之中，有人在树中拉起横幅：“逼死人命，讨还血债”。据街坊们讲，老太太性格还是挺爽朗的，逢到几个小混混来捣乱，她都顶得住，把他们撵走。这次，领导上想了一个逼人拆迁的办法，老太太挺不住了。原来她的女婿在公安部门上班，领导找女婿谈话，要他带头拆迁，否则要受处理。说穿了，谁不拆迁谁就“下课”呗。老太太知道了，精神上崩溃了，悬樑一根绳，走了。
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通讯《钢城建设者的悲歌》，在网上发表后，想不到我也受到“处置”了，机关党组织找我谈话，要我不要“介入”。我心难平，开发商、官僚、资本家，好大的能耐啊，连省级机关党组织也受他们调动了。我又针对拆迁中的“政府行为”写了一篇《野蛮拆迁，人民政府站在哪一边！》幸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对野蛮拆迁，掠夺拆迁户的问题向武汉市委作了批示。不然我也可能列入“敌对势力”范围。
为什么拆迁中政府支撑着开发商，直接地组织黑社会驱赶被拆迁户，甚至对被拆迁户的上访诉求，暴力对待？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僚、资本的利益紧密相连。政府吃的是“土地财政”饭。
“敌对势力”来自于“敌对利益”
（三）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
“事要解决”，这本应是信访工作的唯一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信访工作变成了“整治访民”。
近几年来，一些由上访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没有一起是“事要解决”而结果的。
“黑砖窑”事件，四百多名受害孩子的家长，联名发出呼吁：“还我孩子，严惩黑心砖窑主”。山西省长亲到国务院汇报后，把“黑砖窑”事件的性质定之为“用工不当”。这个结论一下，受惩处的就不是十里黑窑的窑主们，背后的官员们，而是他们雇佣的人贩、打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为此而欢欣鼓舞，额手称庆：“穷人整穷人，整的更凶狠”。黑砖窑主反成了养活穷人和智障人的“慈善爷们”。
邓玉娇事件是典型的官僚、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污辱事件，却办成了受污辱者的刑事犯罪案，淫官、资本家反成为受害者。案子结了，千千万万民众心实难平。一直到今年两会期间，当《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向湖北省长提问：“您对邓玉娇事件的看法”时，他竟勃然恼怒，粗鲁失态，还要对女记者倒打一耙。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自己的阶级姐妹，遭受的凌辱迫害，应有起码的同情之心啊！
许多上访文件中，把改革开放后的信访工作，称之为“开创了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是个什么样子？访民、人民、包括信访官员都应该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那“旧时期”的“旧局面”是个什么样子呢？让我们也回顾一下吧：
我从事党报工作三十多年来，印象最深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每天，我最乐意的是阅读来信，接待来访。许多推动实际工作的重大报道，不少来自群众的来信来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九六四年春季，报社收到一小本日记，是用小学生的练习本写的，因为用的时间长，把几个练习本用一张硬牛皮纸包起来用针缝在一起。日记的是襄阳县的一位回乡女知识青年。日记记述了她每日的所见所闻。她的视角，多是农民不满的事件，日记记述了多起公社主任XXX的劣迹，他如何虐待群众，把他们身上糊上塘泥，在太阳下曝晒，然后剥去塘泥，连汗毛也拔出来；他到处吃喝淫乐，甚至还搞“鸡奸”团伙，把“鸡奸”伙伴拉进共产党，当干部……。
在日记本里还夹了一封信，说她向上反映多次，没人理，还遭到“批评”，尅扣工分，因此，把日记本寄来，想要党报了解下边的实情。
这公社主任XXX在全省很出名，是省特等劳模，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两顶光环帽让他压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共产党要不管，人民可难翻身了。我把日记编了一个“摘要”，因为要动这样一个人，得要领导上的支持，“摘要”送到主管宣传文教的省委书记手里，他立即写了“批语”，赞扬这位女知识青年嫉恶如仇的精神，要我们先编一期《内部参考》（当时，《内部参考》发到党内公社这一级）《内参》出版不几天，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把“日记”带去见他。他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啊，共产党人变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变成了东霸天，西霸天（当时，“红色娘子军”已上演，剧中的反面人物叫南霸天）。光发《内参》不够，光发‘摘要’也不行，应该在《湖北通讯》（省委党刊）上出一期专辑，日记全文发表，由我来写批注，你先起个草吧”。
这期的《湖北通讯》发表后，在党内引起了热议，有些有劣迹的干部，读时手也发抖，这位回乡女知青，一下成了英雄人物，参加了全省先进青年模范代表大会，参加了省委组成的社教工作团，后来还提拔为共青团的干部。
那位带有光环的公社主任，一下成了阶下囚。社教中，群众愤怒地批斗他，并被法院判了徒刑。
在“新时期”出现“新局面”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她。我找到她时，已是一位白髮苍苍的老太太了。她在一家大型国企退休，但境况却异常凄凉，她所在的大型国企，已由一家街道民办企业“兼并”。国企的家底被严重破坏，有些工人的生活，濒临绝境。她也参加过“上访”，她也把目击之事写成材料，但物是人非，昔日人们把她的这种举动当“英雄”，今天，却把她当成“精神失常”者，险点被送进监狱。
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向省里反映？我告诉她襄阳轴承厂工人维权的情况。她叹了一口气说：“混下去吧！哪一天，眼睛一闭，见了毛主席，就好了”。
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时期访民的遭遇多么大的差异啊！真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这些“老革命”不得不翻出老祖宗的话来寻求答案：
“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讲的，创造新时期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人，你们认为老祖宗的话讲得对不对呢？把“访民”当成“敌对势力”，“访民”自然也会把我们当成“敌对势力”的。
（四）对“打错门”的批判是人民的审判
我在《第五十七族》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被网友跟帖，被读者称道：
“谁能化解第五十七族，谁就能治理好中国，谁对他们进行镇压，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和唾弃！”
这篇拙作，随即被“访民”“网友”们翻印传播，我已收到五种不同版本，都把上述这段话印在封面上。
有位国家安全官员看后回答“访民”说：“对《第五十七族》，我们已立案调查！”我也准备好为自己的立论答辩，比如，“谁对他们进行镇压，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和唾弃”，“打错门”事件已经证明了，还有无数的事例来作证：
六月间，我参加了一起“民告官”的审判，原告是武汉市汉阳区的三名女工，因为拆迁到北京上访，被汉阳区公安局抓回来后，以“告洋状”的罪名，被治安裁决拘留十五天。按行政诉讼法，她们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治安拘留已强制执行了，她们出来之后，就告到法院，要求撤销治安裁决并赔偿。申请到区、市省各级法院。都拒绝立案、她们又闹到市、省人大，省、市人民政府。几经周折，最后才由市人大出面要汉阳区法院立案。区法院的立案人员对她们说：“这是个什么案子啊，我们自己审自己”。这话也说得太神了，区公安局的局长也兼区政法委书记，管公、检、法，这法官怎好审他们的上司呢？但如果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官司审理也不难，但在中国，哪有“斩龙袍”之事呢？这法官也会动脑筋，想了个审理的办法。
开庭那天，我是抱着“探奇”的心理来参加旁听的，公开审理的公告是上午九时开庭，地点在南三楼第三审判厅。我早早就来到法院大门前，才八点钟，大门口已聚集了二三百人，几乎全是访民，她们在大门前宽广的台阶和廊檐下议论纷纷。法院大门虽已洞开，却站立着十多个民警，门前门后，还有多名男女法警，不让人进入。
到了八点五十，还不让人进法院，就有人强闯了，都被法警请出来，正在推推搡搡之际，离开庭只差五分钟了，人们一窝蜂似的涌入法院，宽阔的楼梯，人流汹涌，到了三楼，从楼梯口通往审判庭的中间是一个大厅，楼梯口站着一排防暴队，与楼梯相对的朝街两面窗口，各站着十来个民警，从大厅通往审判庭的走廊口，横放着三张写字桌，把走廊堵死，桌子上还牵上了一条耀眼的警戒带，桌后面守着十多位男女法警。几百名旁听者就被防暴警、民警、法警围在大厅里，一些人围在桌子边，质问法警，为什么不让人进去旁听，法警说：旁听席已坐满了，不能再放人进去，有人就大声责问：“我们是一开门就进来，这旁听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法院是不是按法律办事！？……”人群中有人就掀桌子，扯警戒带。正嚷嚷间，一个法官模样的人出来了，他站到桌子上要大家遵守法庭秩序……。有人就扯住他的衣服说：“法官，里面还有几百人的大厅，可以移到那里去开大庭啊！”正在吵吵嚷嚷时，原告律师出来了，他愤愤地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开审理啊，旁听席上坐的全是他们法院的人，他这一讲，人们就炸开了，十来个中年妇女手挽手喊了一声：“冲啊！”一下子把堵塞走廊的桌子掀开了，法警们拼死力堵住她们，却挡不住后面像潮水一样的人群。眼看情势危急，防暴警和民警一声号令跑步上前，一个个小伙子，果然身手不凡，训练有素，把人群赶回大厅。刚平静了一会，第二轮“冲啊”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走廊里又是一阵混乱。这时，原告律师又从审判庭出来，对大家说：“这种审判怎么会公正，我们已向审判长递上书面抗议，请求异地审判，这种不公正审判，我们不参加”。三个原告和律师一起走下楼梯，戏已经演不下去了。不一会大厅里空空荡荡，只留下几个民警和法警守候，我坐在大厅里一张椅子上，回想刚发生的一幕：这巍峨的大厦，庄严的法庭，神圣的法徽，圣洁的法袍，严峻的法槌、严谨的程序、义正辞严的起诉，引经据典的答辩……这一切都是为了上演刚才的一幕闹剧的么！
走廊和大厅已经是静悄悄，合议庭的法官们这才从第三审判厅走出来，他们都是夹着一个皮包，端着一个茶杯，那位像似审判长的人小声问守候在此的一名法警：“他们都走了吗？”法警从窗口下望回答说，还在大门口台阶上照相哩！这法官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从另一个楼梯下去吧。”
我一个人孤单单地下楼，法院大门口和大厅内仍然站着数十个民警和法警，在他们的密切注视下，大门前的台阶和宽阔的廊檐下，人们还不愿散去，在台阶上照合影，照各个群体的留念，争着与原告和原告律师手挽手的拍照，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似乎他们是刚才对抗的胜利方。
也许这场官司就这样散了，不会有判决，但判决事实上已经出来了。
在对上访者的审讯中，审判者被审判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武汉锅炉厂的工人，曾经为“卖掉武锅”多次上访，并在厂前的繁华闹市堵了五次马路。公安局以“组织、策划、煽动巅覆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传讯一名老工人。这老工人拿着传票走进了公安局，警察要把他带进“审讯室”，他说，“莫忙，先把传票上写的罪名谈清楚：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审讯人告诉他，“你在工人中散布，我们这个国家变了色，不是工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他反问，“这话错了吗？我从小就学徒弟、打铁、敲敲打打，把武锅敲大，当了武锅的主人。武锅一下子卖给外国资本家了，工人下岗的下岗，解雇的解雇，裁员的裁员，整得工人日子难过，没办法，堵马路，这下进了公安局，你说这是什么专政啊？”
审讯员又放了录音，有这个老工人的声音：“现在党变修了，资本主义复辟了”。“是不是你讲的？”“是我讲的，武锅由政府卖给了法国阿尔斯通，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说我‘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社会主义的国企卖给跨国资本的阿尔斯通，这社会主义是谁颠覆的啊！”
有一位已退休多年的工厂党委书记，由于组织工人维权、上访被传讯了无数次，最近，因为他参加了一次工人集会，被国保大队传讯。审讯人员问他，为什么参加非法集会？他反问：“什么叫非法？”审讯人员回答说：“你维权就维自己的，怎么把几个厂的人都召集起来，这就是非法集会！”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吧，看过马、恩、列、斯、毛的文选吗？翻开第二页，上面写的是什么？”七八个审讯人员面面相觑，不能作答。这位老工厂党委书记念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回去翻翻书，共产党老祖宗的话你们听不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武汉工人集会就非法！？”
国保大队的一位负责人一下翻脸了，拿出几厚本卷宗，摆到他们面前怒吼道：“这都是你煽动工人上访、闹事的材料，单凭这些材料，不把你判五年也要判三年”。
这老书记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大文件夹，往桌子上一放：“这里面也有你们的材料，你违法乱纪，镇压群众，乱抓乱捕，非法关押，有朝一日，除暴打黑运动来了，凭着这些材料人民也会把你送上法庭！”
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也参加了上访的行列，他们要求改善医疗和生活待遇，诉说他们这些“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可怜的人。”更让人痛心的是，对他们的诉求，没有解决，反而对上访组织者传讯13人，抄家5人，拘留1人。他们到省委门前讨说法，又有人被殴伤，80岁的老战士被打倒在地，半个小时，没人施救。这逼着他们向省、市领导机关提出“严重抗议”，逼着他们向全体抗美援朝老兵发出呼吁：“我们决不会再忍受屈辱！”
访民的队伍越来越大了，访民的层次也随着社会矛盾的凸现越来越广泛（法官也穿起法袍上访了，厅官夫人也上访了）访民的组织性也越来越成熟，随着镇压的升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也会越来越激烈。
前途怎样？“打错门”已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开国领袖毛泽东早就料到了：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现在局面不是已经开始向反面转化了么！
北京“上访村”之一，摄于某地下隧道
上访村里的红歌会：我们高唱《东方红》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