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城市化的“重庆标杆”
一、“大城市困境”阻挠中国的城市化
我国目前每年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在2亿左右，连带的农村富余人口接近3~5亿人。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人口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常常占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留守在家的农民一般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但是这3~5亿农村富余人口的就业、居住目前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钟摆”状态。他们工作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或省内的中心城市。但真正的家和住宅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户籍所在地。每年春节，他们一般会回到家乡过年，与亲人团聚。过完年以后，则会继续外出寻工、打工。这种“钟摆”式的就业方式，目前已经持续了20多年。
20多年的事实表明，我国几乎所有的30余个一线大城市都没有解决农民工及其连带家庭的居民化、城市化问题。这是导致农民工“钟摆”就业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大城市，城市人口结构长期形成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身份鸿沟。非户籍人口主要是由“低素质”的外来农民工构成的。在比例上，这些一线大城市的非户籍人口的比例一般在1/3以上。他们中有很多在大城市工作了10多年，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任何希望。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的目前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由大城市主导。遍布全国的30多个大城市控制了国家财政、土地、矿产等主要资源的分配、建设计划。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大城市建设的“梯级财政”、“梯级建设”的格局。大城市由此成为经济最发达、就业机会释放最多的地区。但在对待“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上，这些最发达的大城市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双重标准”：即竭力推进大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拒绝农民工的“城市化”。农民工进城必须服从城市利益主导的“工业化”，和GDP的竞争游戏。在二者的利益一致时，会出现暂时的“帕累托”现象。农民工也会获得“血汗工资”，成为“工业化”的受益者之一。但是，在二者冲突时，农民工的权益往往会被城市利益集团果断地牺牲和排斥掉。具体表现就是在农民工“城市化”问题上，这些大城市通过推行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薪酬政策、保险政策、福利政策等以减少城市分“蛋糕”的分母人数、维护既得利益，并以此降低劳工成本、吸引外资。
所以不难理解，在沿海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民工，不管工作多久，都与本地的居民，甚至“城中村”的居民，存在明显的身份界沟。据报道，北京目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人，其中，有700万人没有本地户籍。在这700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外来农民工；在东莞，政府将外来农民工称谓为“新莞人”。实际上就是在明确拒绝接纳他们成为本地的户籍居民；在深圳这一特区城市，2007年，深圳户籍人口万人212万人，但是，常住人口达到862万人。非户籍人口也主要是农民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区城市，代表200万户籍人口利益的深圳市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解决其余的600多万“低素质”人口的户籍、住房、社会保障及其它城市福利问题。深圳这种最典型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集中表现了中国大城市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与外来的农民工利益和国家城市化趋势尖锐的对立关系。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困境”。
“大城市困境”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三农”问题都陷入持久的僵局。这是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难点。
二、重庆“户籍改革”带来希望
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目标是在2020年将全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城市居民。根据重庆市政府的介绍。重庆累计7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300多万在本地。这300 多万农民工中，农民工及其家属共计180万人，农村籍中专学生全市共计有近70万，农转非人员有40多万。重庆市长黄奇帆表示，先在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以后每年中专毕业生有20万，10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再转化500万,总数量就是1000万。
其实，这一力度非凡、勇气非凡的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重庆“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或一个步骤。在2010年初，重庆就先启动了“公租房”建设。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城市化”的创举。未来若干年，重庆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从2010年起的3年内每年建设1000万平方米，后几年视社会需求再建1000万平方米或更多面积的公租房。“公租房”建设针对三类人群：一是城市居民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二是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且有稳定收入者；三是刚毕业在重庆工作、暂时买不起房的大学生。因此，在重庆，连续工作多年的农民工将完全有机会实现“城市化”，转变为无差别的重庆市民。
由此可以看出，实打实的重庆的“城市化”模式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一线大城市公开拒绝“低素质”的农民工“城市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把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当作包袱往外面扔。而重庆市政府则能够战胜狭隘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直面农民工“城市化”的这一世纪难题。并且从长远看，重庆的作法是相当文明、相当有远见的。因此，未来的重庆不仅不会背上沉重的农民工“城市化”的包袱，而且，还可以因此长期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表现在：
一、重庆的农民工的“城市化”展现并树立了城市文明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是现代化最核心的内容和要求。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基础。但目前很多大城市在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从事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同时，却在户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城市“蛋糕”领域竭力排斥农民工“城市化”。这是城市文明的之耻辱和错误。
二、消除城市化的户籍壁垒，将明显有助于城市发展的和谐、稳定。很多大城市，社会治安恶化，民间戾气深重，社会秩序完全靠增强警力、武力来维持。这正是错误、狭隘的“富人城市化”政策种下的苦果。对于哪些在大城市长期受到剥削、歧视的外来农民工，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对其走向犯罪、违法深渊的“釜底抽薪”。因此，有理由相信，重庆将会是全国一线大城市中，社会治安环境最好的大城市。而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则是“投资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因此，今天的重庆成为海内外投资热土就不奇怪了。
三、300万，及以后1000万以上的农民工的城市化，将激发巨大的市场消费，并带动重庆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因此，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将启动一个庞大的经济增长极。为重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添加新的发动机。这是今天重庆的经济发展的“独门暗器”。也是老天爷对其践行“公平、正义”的一种长期“奖励”。
四、城乡统筹的核心之一是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顺利“城市化”，将为“三农”问题的迎刃而解创造条件。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新农村建设等难题，在农民数量减少以后，都不难解决。因此，黄奇帆说：“把农民工问题解决好，城乡统筹的核心就突破了。”是很有见地的。相反，很多大城市囿于狭隘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抵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城市化，结果自身的“三农”问题不仅得不到缓解，而且不断恶化。
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或许会以“重庆模式”为标杆。
2010年8月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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