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的奴隶”
——管窥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香港菲籍佣工
陈墨
外籍劳工（或者说跨国流动的“非法的”和“合法的”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一个胜景。中国一直以来就是跨国流动的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国，并正在成为新兴的劳动力输入国。
自改开以来，中国每年至少有数十万工人跨越重洋赴欧美日，直至最近兴起的非洲和中东等地工作，其中即有所谓的“合法的劳务输出”受人剥削，也有“非法的偷渡”谋生糊口或者寻觅发财之路。其中悲喜交加之故事不绝于耳。而目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跨国劳动力流入也正成为中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资产阶级转嫁剥削和挑拨不同国家工人对立的一种手段。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的劳动部门曾经专门组织调研小组研究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来自东南亚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非法劳工，预计在广东和广西至少有数万来自东南亚诸国的小贩和工人。而且，正如众多读者所知的，目前仅在广东广州和浙江义乌等地就有来自非洲的小商人和劳工数十万人，保守估计也有20万到30万之众。而本文中提及的菲籍女佣在大陆预计也已有数千人，主要集中在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各市及京沪等富裕的超大城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诸生产力基本要素中，资本是最具有客观主动性的力量。资本以利润为目标的运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而且无远不及（Money never sleep）。一方面，它具有巨大的支配性，以引导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现实的地理、物质、技术和民族国家边界等外在客观因素的限制。资本在吸收各种生产力要素为其所用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劳动力是其中最具有主动能动性的一股力量。
如何理解劳动力在生产力市场中的流动和跨越民族国界的流动，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具有匪浅的意义。而如何破除所谓的“非法”和“合法”流动的迷雾，以及认识资产阶级利用劳动力跨国流动来分裂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挑唆民族对立，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者》第七期，如欲订阅PDF电子杂志《社会主义者》请email:[email protected]。*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兔与猫》）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街头，枪声响起，8名港人横死异乡。逝者逝已，生者何痛？伤者未安，家人何急。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莫让仇恨遮蔽了眼睛，伤着你的兄弟姐妹。
近日，有朋友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好，点解咁多菲佣？(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菲律宾女佣？)…用大陆同胞做佣工喇？”等话语； 网上还有诸如“今后全部不用菲佣，改用泰佣、印尼等等的”以及“遣返所有菲佣”和甚或更为暴戾激烈的词句。
这样的句式实在太熟悉了。使我不由想起在富士康连环自杀案和中国大陆各地工潮频发之时，也有血汗工厂的老板说过，“为什么要用中国大陆的劳工？工厂可以搬到印度、印尼和越南去，甚至还可以搬到非洲去。”
假如我们真的相信人是生来平等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谁命中注定应该成为别人的佣工？谁命中注定应该在血汗工厂中遭受老板的剥削？
香港有约30万外劳佣工从事雇佣性的家务劳动，看护着数以十万计的老人、孩子和家庭。这些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外劳佣工都是别人的母親姐妹女兒，背井離鄉来到陌生的城市，远离自己的家人来照顧別人的家人。除了貧窮，在自己国度的無望与貧窮，難道還有別的答案嗎？
我们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剥削的劳动者，一旦在我们之间产生仇隙与对立的情绪，统治精英和资本家们就赢了。为此，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破除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迷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工人阶级团结的立场出发正视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范围内外籍劳工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家务劳动是私有制下父权社会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而进行经济压迫的一种手段，因此妇女成为了家庭的“奴隶”。而资产阶级或中产以上家庭采用工资雇佣的方式将家务劳动转嫁给其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女性工人，那么则更是一种双重的经济压迫。资本通过这一手法使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劳动力的限制发挥到尽可能大的范围，而这些被迫以极其低廉价格出卖劳动力的佣工则成了“奴隶的奴隶”。
从20世纪70年代起，最初全香港只有英美西人家庭中有数十名服务的菲律宾佣工，但未久就开始扩展到香港中产阶层阶级家庭，不过就三、四十年的时间，如今全香港的外籍佣工人数已经达到30万，约相当于香港700万人口的4%。其中菲律宾籍工人占半数以上，其次大半来自印尼，还有少部分来自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国。
香港政府规定的外籍佣工最低工资是每月3580港元。但作为佣工主流的菲律宾籍佣工因为多服务于西方人的家庭或者（至少有相当英语能力的）华人中产家庭，也就是服务于社会中最顶端的10%阶层。所以多数情况下其全职的收入在4000-6000港元左右。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菲佣”如此的收入可说“不菲”，但务必要考虑的是香港人均月收入在1万港币左右。而且要成为一位合格的“菲佣”则绝非是易事。多数从事“菲佣”工作的菲律宾女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能进行流利英语对话；有些还是从事过各种专业工作（如教师、护士和客户服务等）和会数国语言。”
在众多佣工中介公司和菲律宾政府的官方广告中，菲佣被称为“世界的专业保姆”（Professional domestic helper）。但将一个民族的女性标注为“世界的专业保姆”实在不像是赞美，这就如同将中国称为“世界的血汗工厂”一样。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的腐败专横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对外大规模输出劳工成为了菲律宾历届政府实现“改革开放和出口创汇”的重大国策和支柱产业。据统计，每年有100万菲律宾人赴海外工作，其中一半左右为女性佣工。2009年，由海外菲律宾人汇回菲律宾的款项达到174亿美元，仅次于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居世界第四位。而菲佣的大规模输出不仅只针对香港市场，在加拿大、英国、和中东等上层社会（或中间以上阶层）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地区，我们都可以看见“菲佣”的身影。作为前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全球体系的生产链中向全世界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发达经济体输出着“专业保姆”。
而且值得玩味的是，如今甚至在中国大陆雇佣“菲佣”也成为了新富阶层的时髦风尚。在网上你可以发现大量关于“菲佣”进入上海、北京、重庆乃至东北等地的消息，更不用说在广东华南数年前早已形成的“菲佣”市场，据悉在中国大陆“菲佣”人数可能也已达到5000人以上。中国的富豪们宁可放弃雇佣1000多元“价廉物美”的合法本地保姆，而非要以相当于中国白领的月薪（5000元左右）雇佣只能以旅游签证进入中国“非法打工”的“菲佣”。其中有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为了彰显作为新富阶层超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就如同不过10来年的时间中国就迅速膨胀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奢侈品市场，又一个“全球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统一化的象征。
在香港的佣工人群中，菲佣是主体，但还不是最低的阶层，因为等而下之还有10多万印尼和其他国家的佣工，更是要遭受沉重的剥削。她们多受雇于中产阶级下层或者普通市民工人家庭，甚至极端情况下，还有2、3个低收入或者领取政府综援（香港政府给与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补助）的家庭合雇一个佣工。许多印尼佣工需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从天没亮一直工作到天将亮；即使已经睡下，因为主人的吩咐也要起来工活；免费的住宿与伙食不过是主人家吃剩的剩饭剩菜和厨房或过道里的一张行军床。法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是一纸空文，而拿到手的实际收入由于中介的盘剥和雇佣方的吝啬甚至低于3580港元的最低工资。更不用说，还可能遭到的诸多歧视、虐待、骚扰乃至性暴力。
众多大陆和香港人都很好奇，香港为什么不使用大陆的佣工呢？仅广东一省就有9000万人口，官方统计的粤北农村贫穷人口超过360万。这些人口假如到香港做佣工，连语言障碍都没有；不用说每月给3580港元，就是你给个1380元包吃包住，肯定有不少踊跃响应。难道做家政会比在中暑的建筑工地和自杀式血汗工厂打工辛苦到哪里去吗？即使是“待遇优厚的”富士康在没涨工资前工人的月收入不过1200-1500元。而且如今大陆工作那么难找，雇佣新毕业的大学生也非什么难事。官方媒体经常有类似的“励志”新闻，XX大学毕业生通过从事家政工作“开辟成才新天地”。当“二奶”都成为女大学生就业渠道的时候，做家政自不足为奇。甚至还有些地方政府为打通关节，专门招募和训练本地贫苦出生的女大学生到“省官”和“京官”的家中做“小保姆”，即取悦上级又探听消息，十足是现代版的“貂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以利润为目标的运动是无时无刻不在；一方面它具有巨大的支配性，以引导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现实的地理、物质、技术和民族国家边界等外在客观因素的限制。
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轮外劳佣工潮，其时间节点恰恰契合于中国大陆在同一时期开始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正好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工业生产向以中国为首的新殖民世界转移的后工业时代。可以说，没有大陆大规模的血汗工厂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也就不会出现这轮香港的外劳佣工潮。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香港的资本家一直是大陆的最主要的投资方，而且欧美资金也多会通过香港作为中转的金融中心而进入中国大陆。资本虽然可以无远不及，但它必然会寻找最为经济成本和安全可靠的方式以实现利润。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奇观，并形成与资本的“产出投入比最大的”匹配，也就是粤港之间的“前店后厂”模式。大量的工厂集中于与香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中国各地涌入这一地区。
而与此同时，香港出现大规模去工业化的现象，但相关服务行业得到了空前繁荣的发展。由于金融、贸易、航运、广告和设计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对于非工业劳动力产业极大需求，这就为社会中本来被闲置的劳动力，特别是没有进入到社会生产中的中产阶层受教育的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因为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由于大量妇女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工作，则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照顾家庭。
而由于香港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力既有要求又有限制。首先是它们必须是成本足够低廉的劳动力，其次应该是善于从事家务工作（照顾老人，看护小孩和打扫家庭）的青壮年女性劳动力，而且由于需求来自于中产家庭，对于劳动技能又会提出一定需求；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不会给香港原有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不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福利要求和在香港长期居留。换而言之，也就是它应该如被禁锢在魔瓶中的精灵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为此必须存在一个游离于香港本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封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
虽然中国大陆拥有无可比拟的廉价劳动力人口，而且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先天的亲缘性；但也因为这种亲缘性，使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不会在香港形成一个封闭的二元市场。可以设想，假如批准几十万大陆青壮女性佣工进入香港劳动力市场，三、五年后当这些佣工走在街上的时候，谁还能分得清他们是香港本地工人还是大陆来的佣工？而且事实上是，由于今天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明显差异，所以来自大陆的非法劳工一直存在于香港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少餐饮行业、回收行业、电脑和零售行业乃至色情服务行业雇佣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劳工。
由于居家佣工在经济和心理上的压迫性，只要这些佣工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其他就业机会，即使是非法的就业机会，就会尽可能地摆脱作为佣工的处境。而且由于易与交流和文化相通，大陆女性佣工将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与香港本地男性同居、结婚乃至生子。即使今天香港当局针对“大陆新娘”设置重重限制和需要长达7、8年的等待期，2009年当年香港结婚的男性中仍然有超过34%（近2万人）与大陆女性结婚。可想，如果大规模引入大陆的女性劳动力将会给资产阶级控制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的不可控性和额外的成本。这些劳动力会不断试图融入本地的基本劳动力市场，并在未来自然会提出对于自己权益和福利的主张。所以，无论是港英时代的统治阶级还是今天在香港的统治阶级显然都不愿意开放大陆女性进入佣工市场。
而引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就可以省却诸多“麻烦”。首先，她们可以提供一样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且，香港作为一个双语的前殖民地，佣工们主要服务于香港的中上阶层家庭，所以更多地使用英语也显得“正常而时尚”。在约30万外籍佣工中，15万左右的菲佣主要服务于中产及以上家庭以英语会话为主，所以很多菲佣即使在香港工作数年也不会使用广东话。而11万左右的印尼佣工则服务于相对经济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下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上层，更多使用广东话。语言的不同可以使这些劳工与本地人群相互隔离。其次，由于她们在外貌和文化上与香港本地主流工人群体不同，在社会中相对孤立而缺少交流，所以通过这些族群差异和歧视性标注，外籍佣工就很容易被封闭在独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更难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加之资产阶级法律上的限制（相对于欧美国家允许外籍工人在数年工作后给与定居权相比，香港政府在定居权问题上管理尤为严苛），这使得绝大多数的外籍佣工即使在香港工作很长时间甚至长达数十年，也无法获得永久性的定居权和自由工作的权利。这样，一旦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外籍佣工必然会成为最早被牺牲的人群，资产阶级政府很容易将他们驱离香港，而控制本地劳动力的供应。
香港存在的大量外籍佣工现象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资本通过引导廉价劳动力跨国境的流动以实现最大可能的剩余价值，并通过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实现对这些劳动力流动进行控制，同时还以此分化不同族群的工人阶级制造民族对立，瓦解工人间的团结和有组织反抗以维持其统治和剥削。无论是南亚劳工在中东，还是墨西哥工人在美国，也包括中国劳工的大规模输出，其实都是全球范围内这种大规模使用外籍劳工的现象的反映。而由于环境和力量对比，使得外籍佣工容易成为了整个劳工市场金字塔体系中的最底层，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下“奴隶的奴隶”。
香港缺乏的不是廉价可供盘剥的外籍私人佣工，而是缺乏免费、优质和人性化的公共社会服务，缺少政府投资本地社区民主人性化运作的幼儿园、青少年中心和养老院，以及专业的上门看护和照料人员。香港已是老龄化社会，约有13%的香港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且每10个65岁的老人中有1人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全日有人看护。七老八十的老人半夜蹒跚地走在街头靠捡纸皮和易拉罐来帮补家用，已成为香港的一个街景。这难道是一个人均年收入10数万港元号称“东方之珠”的发达经济社会该有的正常现象吗？香港政府可以拿出700亿港元修建世界第二贵的高速铁路，但迄今却无法给几十万老人一份安度晚年的养老金。同样虽然香港存在大量的商业化收费昂贵的学习补习机构，但缺乏合适的为青少年服务的社会机构，尤其是缺乏在校后和假期中负责照管学龄少年的机构，这是众多夫妻全职家庭的后顾之忧，也是造成青少年犯罪、吸毒和众多反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才能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福利体系呢？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累进税体系，目前香港作为避税港，有限公司的利得税只有16.5%，这仅相当与欧盟国家规定的税收标准的一半。 但即使如此，也会遭到资本家的强烈抵抗，所以只有通过对经济实现的工人民主控制下的全民所有计划经济体系。
作为老龄化社会，其实香港急需外来的劳动力以满足其社会不同行业的需求，而且社会应该尊重为香港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外来劳工（包括中国大陆劳工和外籍劳工），应该不分族群、年龄和背景给与所有劳工居留权和自由工作的权利；对于那些愿意进入相关社区教育机构、福利机关和医护机构的外籍佣工应该提供免费的技能教育和培训。所以，社会主义者认为，香港需要建立全面免费的、完善的和向所有人开放的社会福利体系。为老年人提供足以维持生计的养老金和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对于双职工的家庭孩子提供社区和学校免费的课后辅导体系，建立更合理的医疗和看护体制和社会关怀机构。香港、中国和国际范围内所有工人阶级需要实现跨族群、性别和背景的团结，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和经济利益而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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