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左派：纪念117周年暨“重庆模式”座谈
柳成湘
按：2010年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117周年前夕，成渝两地的左派朋友会聚一堂。大家在纪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时候，着重就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庆模式”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座谈会由巫峡和柳成湘主持，下面是发言的录音纪要。
l 巫峡：
首先请赵老师就“重庆模式”做主题发言。
l 赵磊：
在117周年之际，成渝两地的朋友开这么一个纪念会，讨论“重庆模式”，很有现实意义。我的发言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之前我已经把我的想法挂在《乌有》上了，所以这里我只做一个归纳，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大家互相交流。
我发言的题目是“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重庆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左派和右派都在解读这个模式。就目前来说，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关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正在进入决策层的视野。下面谈三点看法。
第一点，重庆模式的含义。重庆模式之所以能称为一个模式，我认为不决能少了“唱红打黑”这一条。为什么这样讲？如果单从经济的含义上来看的话，重庆模式和其他自诩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重庆模式会让有些人感到如此的不安？我认为，重庆模式之所以让某些人感到坐卧不安，至少就目前来看，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上——比如“公租房建设”，比如“五大重庆”的提法，等等，而是在于它的“象征姿态”上。它向外界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种扬弃“特色理论”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重庆模式让人眼前一亮，让有些人感到振奋，让有些人感到不安，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同。
第二点，重庆模式有什么意义。一般来说，我们讨论它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它理论的意义，另一个它在实践中有什么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已经有人做了总结，我今天不多说了。关于实践上的意义我这么想，如果重庆模式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如果只谈理论上有什么创新，有什么发展，我觉得这都是“茶杯里的风暴——说说而已”。重庆模式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实际上会越来越大（当然这个影响是不是会衰减，还要看一段时间），还不在于他理论上的意义，因为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看，他的理论意义还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境界（当然，放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来看，即便是改良也难能可贵了）。我认为，重庆模式在当下的意义主要还是集中在实践的层面上。具体来说，重庆模式正在影响执政的理念、执政的决策，而且它以后会不会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实践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也是值得期待的。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重庆调研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别的人去不去“无所谓”，但习近平同志去了就“有所谓”。这是迄今为止中央高层对重庆模式一个最明确的肯定。这样的“肯定”对中国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耐人寻味。
第三点，重庆模式的前景。如果说，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要面对：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一个政党的政治基础是由什么来支撑的？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看法，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历史唯心主义的看法认为，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就是由少数几个精英的个人意志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包括毛泽东同志的看法认为，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是由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性质来支撑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未来可能有以下四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在继续强调私有化改革取向的前提下，来推进重庆模式的扩展，让重庆模式逐渐在中国社会推行开来——我个人觉得这种选择几乎不可能行得通。如果在保证资本利益的前提下，重庆模式居然得到了发展壮大，我想此重庆模式就非彼重庆模式了，重庆模式就变味了。
第二种选择，以重庆模式为契机，彻底纠正现在改革的方向，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这是某些左派的期望，不过从目前的客观条件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第三种选择，维持原有的改革路径不变，在继续夯实私有制的基础上，否定重庆模式，阉割重庆模式，把它修正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其实，有些右派已经在唱衰重庆模式，说重庆模式不可持续、不可复制。
第四种选择，适当调整原有改革方向，逼迫资本做出某种让步——可以预料，这会遭到资本利益集团强烈的反抗。调整的力度越大，反抗的程度也会越厉害。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四种选择，也可能会有第五种、第N种选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个选择也会不同的。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来看，我觉得，第四种选择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选择。当然，这个“和谐”选择可能会遭到资本集团强烈的反抗，甚至不惜动用极端的手段。所以，这种选择能不能“和谐”，其实也还是个未知数。
即便做出第四种选择，中国共产党也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其一，既要确保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变，同时又要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持续”下去。要让大家确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并不难，因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还是要有一个党来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带领全国人民往前走。问题在于：在经济基础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如何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共的政权是由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中共的执政地位也是由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来保证的。如果离开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都变成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右派会说：“不要共产党，多党执政不就OK了嘛”。那是他们追求的目的，左派不能跟着起哄。又想确保共产党执政，却又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你如何保证共产党可持续执政？当然，公有制经济要占多大比重才能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量上来考察，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重庆模式我们面临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它的前景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事件。正因为“不确定”，我对薄熙来书记和重庆模式充满了期待。重庆模式的未来可能还会经历很多艰难和险阻，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重庆模式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积小善为大德”。哪怕未来重庆模式失败了，历史也将证明：今天的一切努力都决不会是白费的，都是有意义的！
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重庆卫视台，它有一股浩然正气，比起其那些风花雪月、低俗不堪、乱七八糟的电视台，其境界真是有天壤之别！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很肤浅，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
l 巫峡：
感谢赵老师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下面请朱老师发言，大家欢迎！
l 朱明熙：
刚才赵老师对重庆模式未来的发展，以及它的前景，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重庆模式如果要作为一种模式推广和发展的话，还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那么我就没有赵老师看的那么远了，我是从当前中国所处的大背景谈起。中国当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走的好，中国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实现共同富裕，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如果走的不好，或者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那可能就非常危险，很可能是拉美化，印度化，南斯拉夫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三十年来，我们的GDP是增长了，三十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问题是，如果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使广大的老百姓生活幸福起来，三十年在民生的改善上，共同富裕的目标与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形成一个很大的二元对立。李希光总结为“人格分裂化”。其实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看狄更斯的《双城记》，他描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情况，他说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同时也是使人希望幻灭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光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个充满黑暗的时代。”狄更斯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描写的非常真实。我们今天状况就和这个描述很相似。比如说，新三座大山，官僚腐败，广大民众遭受资本、官僚、跨国公司的几重剥削。
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简单说就是民心，已经大量丧失。面对这个状况怎么办？右派提出，“市场化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深化市场改革来解决”，无非就是市场化、私有化、宪政化，政府完全退出，呼吁进行宪政改革，实际就是沉船派。20世纪以来，从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来看，这条路最终是一条死路。因为它最终导致大资本、大官僚、大买办统治和剥削大多数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贫富悬殊，整个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甚至连民族资本家都很难生存。帝国主义是不会让你安然无恙的。这样下去城乡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和腐败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都会爆发，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很可能分裂。所以我说，很可能是南斯拉夫化。
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很愤恨，也很不满，但是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说我们也管不了，说了也没有用，不说也没有用，干脆我就不说。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你管不管的问题，是它要管你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就不了业，买不起房，农田大量被占，如果出现粮食危机，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你能躲得掉吗？都跑不掉。所以，最终必然是一场灾难。现在全国很多人都在游离，也很郁闷和无奈，所以很希望我们的共产党能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重庆模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当然，薄熙来在重庆才短短三年，也就是所谓的“千日维新”，在现在的条件下你要让他解决所有问题，很难。三十年都是温水煮青蛙，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改变，需要一步一步走，而且还有可能遇到反复、波折。但是，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希望，看到了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回归。何以见得呢？比如说，香港媒体总结重庆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这是第一；第二个是重庆模式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它的公租房，十大工程，城乡统筹等等，实际上贯穿了一个思路，就是回归毛主席为我们确立的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要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唱红打黑”、“反腐败”，要弘扬正气，要高扬过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必然要打击邪气，要打击黑恶势力。所以“唱读讲传”和干部的“三进三同”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这些制度不可避免的也可能多少有形式主义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它“有比没有好”。难道我们不宣扬社会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反而要宣扬人人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的那套理念吗？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看重庆卫视呢，就是这个原因。
具体到经济领域，过去我们讲“发展就是硬道理”，现在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发展就是硬道理后来变成了追求GDP和政绩，其实也就是追求资本。因为老百姓哪里有钱去投资促进GDP增长？现在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另外一个是“公平也是生产力”，这比过去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也是个重要突破。举个例子，我们搞财政的就知道，过去一讲到财政投资就是项目，但现在重庆财政连续三年50%的投入领域是民生，今年达到51%。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这说明民生也是能推动经济发展的。通过民生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只看GDP的数字。民生就要以老百姓的安危冷暖为出发点。这也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为什么重庆的“千日维新”不仅引起了国内的热烈讨论，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我想就在于它是党内进步力量在新形势下如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探索。重庆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我刚才也说过了。那么重庆模式到底还能走多远，能不能最终成功，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总之，重庆模式需要支持，需要鼓舞，需要期待。我们期望重庆模式走的更远更深，也希望中央下一步能给予重庆模式更多的肯定。
我也同意赵老师的观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中会有挫折和反复，反抗它的力量也很强大，尽管现在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拉美化等诸多问题，但最后还是要回到正轨上来，还会回到计划经济上来。当然，是什么样的计划经济，怎样搞计划经济，可以讨论，不过肯定是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计划经济。
l 巫峡：
谢谢朱老师和赵老师为我们做的关于重庆模式的深刻解读和展望。下面，请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朋友谈一下对重庆模式的看法。
l 田嘉力：
刚才两位老师都谈了对重庆模式的认识，我感觉很有深度，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我的角度来看，对重庆模式既有担忧，也有期望。担忧，是怕它受到干扰和破坏，最终走不下去。当然我们从内心深处来说，是很希望它能不断发扬光大的。
谈到对重庆模式的理解，我认为它的精髓在于“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重庆模式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我是很认同这个提法的。因为发展只是手段，民生才是目标。民生是我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现在那些强制拆迁、追求GDP等不良现象的产生，说白了，就是借着发展生产力的说法搞出来的。所以，“民生才是硬道理”的提出是带有颠覆性的意义的。我不知道，有些人感到不安是不是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重庆模式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是它的阻力也非常大。那些大资本和大官僚肯定是不愿意它推广的。在我们中国共产党7000多万党员中，有多少人拥护重庆模式呢？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是山西洪洞县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交警，女的在信访局工作，竟然有上亿元资产；而且据披露，洪洞县有一个派出所所长竟然有存款3.7亿元！这很可怕，一个普通警察，一个派出所所长就有这么多财产，那你说公安局局长，县长，省长该有多少钱呢？他们还会拥护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路线吗？我们能指望这些人衷心拥护重庆模式吗？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重庆模式有担忧。中国的事情很多都是这样，尽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群众毕竟处于弱势地位。那些官员有多少人支持呢，习近平同志也好，薄熙来同志也好，面临这么大的阻力，是否有决心坚持下去呢？
我们是衷心期望重庆模式能够发展下去的。刚才两位老师也讲了公平正义永远是人类的追求，这个趋势是不能阻挡的。随着党内围绕着发展道路的争论加剧，重庆模式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我们总体来说是期望大于担忧，希望大于担忧，相信重庆模式能在重庆站住脚，并向全国发扬光大。
我是一个企业职工，站在一个普通退休职工的角度，重庆模式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真正的好处，这还需要观察。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退休职工双轨制的？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待遇，与企业职工退休待遇相差三倍！其实，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也有差距。对于企业职工来说，他们感觉很不公平。这个问题不仅是重庆，全国都是如此。所以今年两会的时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都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期望着，重庆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也想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来检验一下重庆模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们希望重庆可以像山西某些地区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一样，为退休双轨制做出一个破冰之举，为其他地区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
为什么希望重庆率先做出突破？因为重庆有几个条件其他地方不具备：（1）重庆是“红岩精神”发源地，重庆人民世世代代受红岩精神的熏陶，有着很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2）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非常集中，工人觉悟高。（3）重庆“唱红打黑”，关注民生，在全国独树一帜。
“天时地利人和”，重庆都具备了。所以希望重庆能在破解退休双规制的问题上做出一个表率。当然，重庆作为一个城市要根本解决退休双轨制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重庆能尽量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突破。前段时间重庆市长黄奇帆提出，要在今年年底以前提高养老金比例，我们特意看了一下全国其他城市，好像还没有类似的提法。而且做出这个承诺也不像以往都是国务院定个调子，各地方再根据自己情况相应提出政策。这说明，重庆在关注民生上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一个普通重庆人，这是我为大家介绍的一点情况，谢谢大家！
l 任翔：
重庆模式现在是一个热点话题，围绕重庆模式有很多讨论，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重庆模式下产生的一些名词概念，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忽略了重庆模式发展过程中的时间顺序，我作为一个亲身感受的重庆人，试着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时间顺序，这样可以让外地的朋友尽量能够跟我们本地人获得一致的感受，同时又能避免我们身在庐山的局限。
薄熙来到重庆是2007年底，到重庆来之初一直比较低调。2008年地震，重庆也是灾区，离主灾区四川最近，所以一直忙于救灾，给大家的印象也不多。真正开始在重庆闹出大动静，应该是从2009年算起。先是开始打黑，清理公安、法院系统。到八月份，我当时偶然在网上统计了一下，发现自从薄熙来到重庆后，重庆的主流媒体上，包括报纸电视，报道出来的薄熙来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有34次引用毛主席的话。大家也知道，唱红歌并不是从重庆开始的，而是从江西开始的，所以重庆的“唱红”准确一点来说，是唱毛主席。然后呢，随着一些关键部门的贪腐领导在打黑中落马，包括文强这些人，“唱红”或者说“唱毛”也开始推广，不光在机关、国企唱，民间老百姓也开始唱。
到2009年底的时候，重庆又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就是“李庄案”。因为在李庄这个案子以前，各方面舆论对“打黑”基本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多是有些人观望，态度消极，但对打黑反腐总的来说都支持。但是出了李庄这个案子以后，舆论上就出现了对重庆“打黑”的攻击，尤其是“南方系”媒体作的大量负面报道，应该说，李庄案比文强案引起的关注和影响还要大。我后来猜测，这可能涉及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冲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南方系”是用资本主义法治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的。所以，一直到今年（2010年）李庄案的二审尘埃落定，“唱红打黑”就进入到了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大致也就是2010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很多红歌队都大张旗鼓的组织起来，活跃起来了。
按照我自己的总结，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重庆市委提出的十大民生工程。十大民生工程我是这么理解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是否可以把前边的“唱红打黑”理解为“抓革命”，到了十大民心工程的时候就是“促生产”的阶段了。但是，十大工程毕竟是7月份提出的，时间还很短，目前还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是，有两个事情可以作为我们观察重庆模式的参考。
一个是“三进三同”制度。我跟一些参加“三进三同”的朋友聊了聊，机关里一些中青年官员，大概在30岁到40岁左右的，一般都不反对这个制度，也有拥护的。但是这些人到一个边远地区之后，大约一个多星期也就回来了。本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以很好的体会到贫困百姓的艰辛生活，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还是不够。而且回来后，工作和生活又和以前一样，该打牌打牌，该腐败腐败。当然，我认为把干部赶下去也是有好处的，毕竟下去了对真实情况还是有点了解，即便锻炼身体也有好处嘛。所以说，这个事情还只能说是个“试水”。
另外一个事情是公租房。它的作用是提供给中低收入的群体租住。我注意到，最近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了，刘仰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在重庆之前，天津、青岛、深圳也搞过公租房，但青岛和天津的方式是发租房补贴，让低收入者拿着补贴自己去租房，这其实最后还是补贴给了开发商，是政府补贴资本。而重庆公租房则是让政府的两家投资公司亲自直接找施工设计单位，自己去建设，这就绕过了开发商，就是说，没有开发商这个群体，政府也可以修房子给老百姓住。所以薄熙来说，政府的责任就是给老百姓造房子。这个话其实是很厉害的。重庆的两个大房产开发商“龙湖”和“金科”，在公租房政策出台期间先后上市，而且干脆把总部和资本逐渐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这就能看出来是对开发商利益集团一个比较大的触动。而且，重庆公租房还有个特点是规模大，300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基本可以解决几百万人口的住房问题了，而其他城市搞的几十万平方米，基本上不解决问题。重庆的公租房可以说，是一个具革命性意义的动作。
当然，这种建设模式也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公司里存在的腐败问题等等。还有，公布出来的公租房租金10块钱一个平方，60平米就是600块，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也不便宜。而且，大都建设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还是需要充分考虑并加以解决的。但是我感觉，重庆模式的方向是要切实解决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在内的民生问题的。十七大就已经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视民生等等，可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重庆确实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刚才朱老师也提到，重庆财政投入到民生领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重庆模式还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这对限制外资和其他私有资本是有好处的，不过，恐怕也要警惕官僚和资本的结合。
关于重庆模式的未来，我想说历史是螺旋上升的。重庆模式现在还不完善，今后是否会被曲解和阉割，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重庆模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至少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可以宣传、介绍、研究和阐释重庆模式，使得重庆模式不断完善和发展下去。
l 乐松：
薄熙来到重庆来推出的重庆模式，虽然不一定能够把中国从资本主导的发展路线上拉回来，但这毕竟是30年来迈出的反潮流的第一步。中国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眼里都是积重难返了，但是通过薄熙来到重庆来之后“打黑”，提红岩精神，包括薄熙来在重庆大学建校80周年对青年的讲话，表现出来对青年的期望和渴盼。尽管压力很大，但看得出来，薄熙来的很多举措在全国是开了先河的！要想把这些好的政策真正贯彻下去，还需要对官员的作风提出要求，治国先治吏，只有把官员治理好了，重庆模式也就能扎根了，所以希望薄熙来能从广大工农的立场上来考虑，把重庆模式真正推行下去。
l 嘉惠明：
大家都很关注重庆模式，我想这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薄熙来当初到重庆的时候，有传言说是中央在冷落他。他在重庆开始提出重庆模式的时候，我只是感觉有点敏感，但是没有很关心。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我们成都大学有个法学院教授，他发表文章说，重庆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毛泽东那一套完全有可能死灰复燃”。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关注重庆模式了。
刚才田老师说到对重庆模式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相当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有哪个红二代想要推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路线，可以说，面对的压力不会比当年毛主席面对的压力小。这就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了。当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那些官僚主义跟他搞“太极推手”，现在的官僚主义对新的领导人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对手段。虽然毛主席时代的官僚主义不敢扯起旗帜和毛主席公开对抗，但是，对于薄熙来和习近平这样的新生代的领导人，我觉得他们是敢于这样做的。我把这个情况设想的比较极端，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重庆模式提醒我们，在今天转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上来是可能的，不是完全转不回来。只要照着毛主席的办法来，群众基础是有的，而且即使在高层和中层的干部中间，毛泽东思想也是有基础的。很多人都对多年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做法，提出了反思。其实，过去有人想完全否定毛主席就没有能办到，甚至有些老干部因为当年对毛主席不理解，最后还是感到后悔。回过头来看，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的经历丰富，年富力强，而且意志也很坚毅，相信他们在政治上会有积极的作为。
l 李节：
有的人把重庆模式也称作“薄熙来新政”。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非常之势与非常之人”。非常之势和非常之人历史出现过一个，就是1840以后的中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毛主席又是非常之人当中的非常之人。张大千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想用他的话类比我今天的一个看法，叫“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平常心”。
当今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官民对立尖锐，民族矛盾加剧，面临的问题和历史上晚清、民国有相似之处，当然社会性质不同。所以我想，薄熙来到重庆去，有点“人到万难须放胆”的意味。但我想，重庆模式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审视一下。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事当两可平常心”。下面我想在赵老师的框架下，分析一下“万难放胆”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薄熙来推行的重庆模式是形势的使然，也是个性的使然。我们看到薄氏父子两代都经历过很多磨难，习近平也有在农村下乡的丰富经历。这些接触底层的经历，使得他们对民生的理解要更深刻一些。重庆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也有两点是它无法涉及的，这就是国防和外交。这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特点的地方。
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意义。重庆模式的财政投入是一个“二次分配”的东西。二次分配可以解决一些局部上的问题。重庆模式还要面临一个超脱重庆本身而不能掌控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来了就不仅仅是重庆的事情，而是全国性的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美之间的外汇占款和汇率。在这个问题上，薄熙来不可能干预到奥巴马或伯南克是否增发美元。而通货膨胀更多的是在冲击民生和老百姓。所以在局部上合理的，在全局上未必合理。
重庆模式的内容更多的是“二次分配”，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初次分配”。现在的初次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如果可以把初次分配的问题解决好了，那就可以下结论了。但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好的，我就谈这么多。
l 戴文斌：
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我也比较关心重庆模式，因为我想，它有可能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变革。我说话比较直接，我想，可以把工人阶级称为雇佣劳动力，无论白领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被雇佣的，都是资本雇佣的对象。所以，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不仅我们下岗工人，还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工人和80后90后进入社会的劳动力，都应当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这是个庞大的群体，远远超出党员的数量，那么重庆模式对这个群体有没有什么考虑呢？对我们中央今后的政策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重庆模式在所有制关系上，我没看出有什么较大的调整。作为普通百姓，当然希望能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三十年来，资本主导的改革要想调整，也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如果想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恐怕还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多考虑。从整体上来说，改总比不改好，动总比不动强。历史上也有不少“新政”，但是最后发现，很多实际是一个骗局。所以说，即使文强被处理，甚至更多的文强被处理，也不一定就有实质上的意义。关键还是要像赵老师说的，看生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看所有制关系发生了什么改变。
l 易淼：
一个人只要没有死就会活过来。有人说，所有制的变化是发生了质变，但是质变也是量变发展的结果，要看它质变到什么程度。如果已经死了，那就无能为力；如果还没有死，就可能活过来。重庆模式就是做的这个尝试。重庆模式也有约束条件，比如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五个矛盾，这五个矛盾在中国存在，也在重庆存在。第二个约束条件就是任何人在重庆主政，都必须有政绩，如果GDP增长速度不高，按时下的标准，就不能说重庆的发展是成功的。
刚才提到城乡统筹，我认为城乡统筹是要拆掉农村和城市的一堵墙，不完全是伸手到农村剥削农民。因为重庆有很多农村很落后。我所理解的重庆模式，是进步的，是取得了成绩的。它推行了很多惠民政策，也是迄今为止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最好的一个模式。之前的所有模式都是以经济为主的，但是，重庆模式不只是一种经济模式，它更重视民生，重视以人为本。
l 何志东：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重庆模式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总书记在学习会上也说到，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对外依存度那么高，贫富差距这么大，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从社会稳定角度等各个层面考虑，都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才有各种模式的探索。我们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末端，要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体系中来观察。
l 朱明熙：
刚才有人提到“八大投”，八大投可能也有腐败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它把重庆若干国有企业的烂账和亏损一下子剥离了，而且盘活了资产，并且通过八大投公司，把土地拿到手里。所以，重庆搞公租房就有了经济基础。八大投把钱往民生的项目上投入，这就很好。
以前国有企业也上缴利润，说起来，工人的剩余价值也上缴了。但是，这个剩余价值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用到老百姓身上了，如果用到官僚和资本上，那性质就变了。所以，八大投公司最后的利润是怎么分配的，才是关键。这里也有一个危机，现在的干部很多都在应付。所以，薄熙来通过重庆模式来改造干部，然后转变干部的作风。如果不能转变，就和咱们以往的运动一样，最终可能流于形式。
l 任翔：
说到这里我补充一下，在薄熙来来重庆之前，八大投就存在了。但那时八大投在重庆名声并不好。虽然也号称是处理国有企业呆坏账问题，但是，不良资产的代价被国企工人承担了，他们又拿那些优良资产肥了一些官员的腰包。但是现在经过一些清理和改组，八大投开始把钱用到民生上，这是好事，只是这个好事目前刚刚开始，还没有见到更大的实效。
上海研讨会上，张宏良提出重庆模式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是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毕竟这个党，是经历很多残酷的斗争才建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伟大的党。由于她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制度，决定了她有很多东西，还是有健康力量的。重庆模式的方向是好的，但是在操作层面也确实存在问题。如果说，中央决策层在考虑向全国推广重庆模式的问题，那么具体推广什么？是唱红，唱毛，或者打黑？我们认为，有分量的打黑，就是要打官商勾结，这些东西就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另外就目前来说，重庆模式对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没有显著的改善，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鼓舞。
l 赵磊：
大家讲了很多，对我很有启发。田嘉力老师说到重庆模式的阻力和推力，值得深思。阻力肯定是有的，比如文强这类腐败份子，比如在两极分化中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者，比如那些大资本家，他们对重庆模式是个什么态度呢？肯定是抵触，甚至是恨之入骨。但是也有推力，最可靠、最强大的推力就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重庆模式的将来就是这两个力量的博弈和较量。那么，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焦点就是利益，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利益，准确的说是“阶级利益”。
刚才任翔讲到公租房的问题，有个细节很重要，就是公租房的建设绕开了开发商，这个做法改变了很多，和以前的搞法很不一样了，这就是进步。当然，它还没有能够触动生产关系，不过这个触动需要有个过程。还有，刚才有人提到政府主导的投资开发，朱老师提到的新加坡模式，我引申一下：在目前的约束条件下，新加坡的“淡马锡”是否值得重庆模式借鉴？这里边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虽然有很多问题我还没想透，但大家给了我很多启发。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个困惑：重庆模式的出现，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我认为，重庆模式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薄熙来到重庆当书记当然是个偶然事件，他的个性和魄力在重庆得以展现，也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他面临的形势和客观环境却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30年的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实践正在证明，我们原来的模式越来越走不通了，现实逼迫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必须做出改变，必须尝试其他模式。在这个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薄熙来走到了前台，于是，客观形势赋予他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形势，没有客观环境的倒逼和压力，没有民众对原有发展模式的抵触和反思，就不可能有重庆模式。比如倒回去二十年，无论薄熙来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强大，无论薄熙来再怎么呼吁，也弄不出来一个“重庆模式”。因为，那时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人们的认识还达不到能够反思的程度，客观形势还没有提出“拨乱反正”的迫切要求——这就是“形势比人强”。
重庆模式管不管用，能不能走下去，关键要看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拥护就管用，最终就能战胜一切阻力，就能走下去。如果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管用，最终必然遭到失败。所以，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道理就在这里。
在阻力不小的现实环境下，重庆模式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搞“渐进式”的发展，不宜搞“激进式”的突击。不要轻视微小的进展，在当下，“持久战”应当是基本的战略思想，“积小胜为大胜”应当是基本的战术原则。所以，今后我们的讨论还应当进一步深入：就是如何从舆论上和行动上“给力”重庆模式，促进重庆模式向着广大人民群众期待的方向，走得更稳、更好、更远！
注：座谈会结束后，成渝两地的朋友仍然意犹未尽，许多同志围绕“重庆模式”推力阻力的问题，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教导，就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群众路线问题各抒己见，在关注现实的热烈讨论中结束了这次颇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 2010-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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