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和“双起”是社会主义复兴之剑的两刃
红哨
如今, 中国时兴唱红歌。当初“唱红”从民间兴起,犹如星星之火,曾被右派势力骂为“怀旧”、“神经病”、“吃饱了撑的”。但正义之声岂是匣中之物？在内外反动派的一片骂声中,“唱红”引发了底层人民群众的心灵共振,渐渐风行中华大地,其势如山崩海啸、烈火燎原。遍看全国各地,或街头巷尾,或公园广场,红色歌声彼伏此起,一律是七六年之前的红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歌曲,文革歌曲,八个样板戏。“唱红”走到今天,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股实实在在的政治潮流。虽然主流媒体也想招安“唱红”,也想把“唱红”捆绑到“艺术殿堂”或“象牙塔”里,变着法子把许多“春天里”的“春歌”掺合到红歌里,甚至将“唱红”与那些坦胸露肚的“裸唱”拼接,但鱼目岂能混珠？人民群众对那些“春歌”就是不买帐,最终民间与官办的“唱红”未能对接。既然不与政府合作,必然有伤“和谐”、“稳定”,好点的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唱你们就唱吧,不误我升官捞钱就行,几个“仇富”的穷酸还能翻了天？右派大员就不同了,听到红歌感觉刺耳,想起红歌感到心惊,干脆将“唱红”视为非法,予以镇压,洛阳即是现例。
歌声是人民的咏叹,是人民的心声,是人民的赞颂,同时又是人民愤怒的喧泄。作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唱红”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体现了中国劳苦大众无与伦比的智慧,其现实意义非同寻常：其一、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意识,凝聚了阶级力量。通过唱红歌,让劳苦大众明白,私有化之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从来都没有停止,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之上,“先富”带动共同致富是“天方夜潭”,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无耻的欺骗,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形成阶级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而唱红歌正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集结号,是凝聚阶级队伍的纽带；其二、展示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用歌声和行动向整个社会宣誓：是我们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人类文明,我们不甘心作剥削者的奴隶,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我们曾经是新中国的主人,又被复辟者踩到脚下,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我们要夺回主人地位,我们决心为此斗争到底,即使像洛阳、郑州那样被反复镇压,红歌队员也决不屈服,那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其三、宣示了人民对已往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评判,同时也表明了无产阶级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选择。有人说：“如今是‘千年盛世’,老百姓天天过着‘好日子’,平白无故的唱什么红歌？怀念什么毛主席？”其实老百姓心里有杆称,谁好谁坏？哪种制度、哪种路线、哪种政策对他们有利？心里清楚得很,有些糊涂认识的,经过前后三十年对比,也早就睡醒了,只是国家强调“维稳”,有那么多巡警、武警、特警、保安看着,不让直说,只能用“唱红”和怀念毛主席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其四、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敲响了警钟。“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历史上所有王朝在复灭之前,都有民间舆论(儿歌、传言、图谶)的警示。人民用“唱红”的方式告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侯,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高举人民期盼的那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回归社会主义光明之路？还是任凭“沉船派”毁我党、国,灭我中华？何去何从？应当机立断,可供决择的时日不多了；其五、举起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文艺的旗帜,与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汉奸文艺、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划清了界线,争夺了阵地。红歌是黄钟大吕,充满了天地正气和人间正义,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开唱就有众人围听,而充斥于当今主流舞台的那些低级下流、庸俗不堪的糜糜之音,实为亡国之音,老百姓早就看恶心了；其六、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成为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个热爱唱红歌的下岗老工人对我说过：“不让我们揭露腐败、卖国,不让我们上街抗议美日韩黄海军演,不让我们揭发侵吞国有资产的窃国贼,不让上访告状,不让下岗工人诉苦申冤,还能不让唱红歌？唱红歌无罪,唱红歌有理！哪个王八蛋胆敢连唱红歌也禁了,那只能起来造反了！”
时至今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唱红”仍然受到打击、压制。不过重庆是个例外。那里不但可以“唱红”,而且形成了一个红色教育的完整链条,叫作“唱读讲传”,党群一体,干群同声同气。包括“五个重庆”建设、干部“三进三同”、“唱红打黑”、“唱读讲传”等活动在内的“重庆模式”,已经成为现时中国最重要的新名词、新事物。“重庆模式”其核心和本质是“以人民为本”,其灵魂是“倡红”—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其奋斗目的是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重庆模式”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重庆的“唱红”与“打黑”一样,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和示范作用,重庆为“将军后代合唱团”首场演出提供舞台；承办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梦鸽夫妇红歌演唱会,而且特邀李讷夫妇出席观看,盛况空前；特别是周永康、李长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相继予以肯定和赞赏。“重庆模式”让党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也引起“沉船派”汉奸势力的极度恐慌和极端仇视。近来的所谓“双起”风波即由此而起。“南方系”、“凤凰系”等汉奸媒体不断妖魔化“重庆模式”,他们带着有色眼镜和棍棒,死死盯着重庆一举一动,死死围定薄熙来、王立军和参与“打黑”的重庆干警,随时准备剿杀,他们编造慌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引起重庆干警的强烈义愤。应该说“双起”是右派汉奸媒体逼出来的！“双起”标志着重庆已实现了党群一体、干群一体、警民一体。不但重庆干警有权对这些右派汉奸媒体“双起”,而且全国人民都应该对这些无良媒体“双起”！孔庆东教授就因为说了这样一句良心话,而遭到“南方系”以及所有媒体伪军的疯狂围剿。
对以谣言惑众的右派汉奸媒体该不该“双起”？这要看看它们几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丑化共产党,抹黑无产阶级专政,颠复“四项基本原则”；歪曲中国历史,否定中国革命,为臭名昭著的窃国大盗、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袁世凱、李鸿章、秦桧翻案,为刘文彩、黄世仁、周剥皮等地主恶霸翻案,为一切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分子翻案,同时对革命英雄人物如雷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等全面抹黑,对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等革命军队全面妖魔化；拼命鼓吹和传销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诋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论”和“社会主义制度邪恶论”；鼓吹“中华民族劣等论”和“白人优等论”；鼓吹“中美国”,将美国歌颂为“民主、自由的天堂”,反美国被斥为“邪恶”、“仇视文明”；为共产主义事业在欧洲遭到挫折而欢呼,为柏林墙的倒掉而喝彩；为“台独”、“藏独”、“疆独”涂脂抹粉,咒骂零八年四月青年爱国运动；为“零八宪章”推波助澜,为汉奸刘晓波鸣冤叫屈；为美帝包围、和演、肢解和灭亡中国的战略摇旗呐喊、充当内应,时刻准备为美军带路……够了！够了！这些媒体伪军几十年来渗透和占领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反毛、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恶迹累累、罄竹难书。全国人民不但有权对这些媒体伪军进行“双起”,而且要掀起全面揭发、批判、控诉、究责、问罪的群众运动,将他们窃取的人民舆论阵地重新夺回来！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见识高屋建翎,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无灭资、斗私批修。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经营数十年,为什么会瓦解于倾刻之间？追根溯源,是那些国家的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领导权、监督权、控制权,打了败仗,而资产阶级和内外反动势力将舆论阵地变成了颜色革命的大本营。中国的汉奸买办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城掠地,控制了许多媒体,网络媒体自不必说,许多主流媒体也被其潜伏力量所把持,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然而为何不易得手,且时不时露出马脚？那是因毛主席于几十年前就拆穿了他们今天的这套把戏,而且将制敌的方法提前告诉了全国人民,“唱红”和“双起”就是制敌的两大法宝！
“唱红”和“双起”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汉奸买办势力斗争的两大利器。如果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比做一把宝剑,那么“唱红”和“双起”就是这宝剑的两刃！敌人越是仇视和围剿,就越发证明这宝剑的功力非凡,这两刃的锋利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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