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重庆模式》序言

序论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1
一、对“重庆模式”概念的说明  2
二、“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4
三、“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8
四、“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10
五、“重庆模式”的人格因素  12

 

第一章纲举目张——以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为工作总纲
一、“314”总体部署是“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
二、“我来重庆的根本任务”
三、“成后来之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 

 

第二章“打黑除恶”——以扫荡黑社会为肃贪反腐、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一、重庆“打黑”引发海内外关注
二、重庆“打黑”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三、雷霆万钧“打黑除恶”
三、重庆“打黑除恶”的影响和意义 

第三章“唱读讲传”——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二、“唱读讲传”是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整套建设方针”
三、“唱读讲传”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三大洋战略”——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为最大动力
一、不开放是最大问题，扩大开放是最大动力——内陆大开放的指导思想
二、建立内陆大开放平台
三、畅通周边、畅通全国、畅通“三洋”——内陆大开放通道
四、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内陆大开放产业模式
五、“世界是可以重组的”——内陆大开放方法论
六、内陆大开放是突破性创新 

 

第五章“五个重庆”——以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一、“宜居重庆”
二、“畅通重庆”
三、“森林重庆”
四、“平安重庆”
五、“健康重庆”
六、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
七、“五个重庆”建设——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 

第六章解“二元方程”——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发展为主线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对重庆绝对是一个挑战”
三、“重庆城乡统筹找到一条通途” 

第七章“三驾马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为最优组合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渝富模式”——推动重庆国有企业大改革、大改组、大发展
三、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大发展
四、外资经济突破式发展
五、重庆经济发展模式意义深远 

第八章民生导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薄熙来的民生观
二、“民生导向”的“重庆模式”代表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发展路子
三、重庆要做好十件民生大事 

第九章“三项活动”——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一、以“三进三同”为代表的创新型党的作风建设是“重庆模式”的灵魂
二、党风、政风不振——开展“三项活动”的重要背景
三、“三项活动”——重庆市作风建设的重大创新
四、“三项活动”有力促进了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五、“三项活动”的作风建设创新意义 

第十章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一、“唱红打黑”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二、“重庆模式”对于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三、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四、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五、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六、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附录“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伟与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座谈纪要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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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　　

——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1周年国庆节

 

《重庆模式》序言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01-08 09:44: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179tx.html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见，以十七大为标志，中国全国及其每一个地区，包括重庆，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渐进式”改革也积累了不少矛盾；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仍是时代难题。因此，科学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继续开辟。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遭遇所谓的“特区困局”参见《深圳特区今日成立30周年，学者为“中国模式”把脉》，2010年8月26日《经济参考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创造，需要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深圳模式”进行超越。正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改革开放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改革发展的基础上，重庆市委、市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新政”，搞得轰轰烈烈，取得明显成效，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2009年，香港《亚洲周刊》第六期整版发表一组专题报导，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的新观点，“重庆模式”开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媒体将重庆做法称为“重庆模式”（尽管它们所概括的层次和重点各不相同），重庆市的主要领导人乃至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公开使用“重庆模式”概念，并对其作出重要评价参见《重庆市长：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0年4月21日《经济参考报》；《王岐山在重庆考察时盛赞：重庆模式值得好好研究》，2010年7月10日《重庆日报》。。对因“重庆模式”而超常规发展的重庆，有境外媒体评论说：“如果把中国比做一本杂志的话，那么这本杂志的封面会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庆将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下期预告。”凤凰网：《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不是摆噱头》，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03/1713021_0shtml。　　

“重庆模式”或称“重庆经验”，可以有三个层面上的意义，这就是地方发展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全国转型模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书中把事实和观点系统地摆出来，目的是通过对“重庆模式”的探讨推进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　　

一、对“重庆模式”概念的说明　　

“重庆模式”从最初提出到现在，有很多人从不同层次上进行解读。　　

率先宣传“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以及相继转载的各主要报刊、网站讲的“重庆模式”，是指重庆创造的一种与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浦东模式等不同的，“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参见《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重庆市长黄奇帆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讲的“重庆模式”，指的是重庆创造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即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加工贸易类型的新模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参见《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0年4月21日《经济参考报》；《王岐山在重庆考察》，2010年7月10日《重庆日报》。；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讲的“重庆模式”，主要指的是重庆创造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新模式，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国企改革发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结构新模式参见《重庆模式、经济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商务周刊》2009年第22期。；《南方周末》强调的“重庆模式”，重点指的是“政府投资基建新模式”，但它对重庆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提出了强烈质疑参见《解读重庆模式》，2009年4月29日《南方周末》。；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讲的“重庆模式”，则是指他认为唯一能够“拯救中国房地产”的重庆公租房建设模式参见《郎咸平：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新华网（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8/03/c_12402260htm）。。此外，还有不少人将重庆的不少特殊做法——或“打黑”，或“唱红”，或户籍改革，或土地市场建设，甚至于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等，也都称为“重庆模式”。这些都是狭义的“重庆模式”概念。　　

时隔一年后，率先宣传“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再次大篇幅地宣传“重庆模式”：“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路途中，重庆正在探寻一条中国模式新路径。”参见《重庆探寻中国共同富裕模式新路径》，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第12期。这是层次更高、内涵更广的一个新的概括。它还认为“重庆模式”的实质和个性，是重提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等等。我们比较认同它的这一评价，认为它抓住了重庆模式的实质性内容。但是，尽管强调了政治建设的内容，《亚洲周刊》仍未能明确地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层面，即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广义上，来讲“重庆模式”。　　

而我们所讲的“重庆模式”，则是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重庆模式”不但是一种与沿海的外向型模式有别的内需型发展新模式，一种与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有别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适合内陆大开放的加工贸易新模式，一种国企改革与发展乃至整个所有制结构优化的新模式，一种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新模式，一种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模式，一种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净化生态环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所有这些“模式”的总体叠加、系统综合。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二、“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要理解“重庆模式”的意义，必须了解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历史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五大矛盾：　　

一是城乡矛盾太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严重阻碍发展，也极不公平。　　

二是地区矛盾太大。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城乡、地区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从而埋下了极大的社会隐患。　　

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这是“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软”的方面从思想道德发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导致的。教育、养老和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场化的错误道路，成为三大严重问题，被群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逼近05。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黄赌毒”泛滥。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腐败行为仍不断发生。　　

四是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五是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矛盾。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国际经济周期与投机资本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产生上述五大矛盾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不少地方把一个本来正确的重要思想和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即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和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异化为“以GDP增长为中心”，进而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异化为“除GDP增长以外的一切发展都是软道理”。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政府主导的，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的核心的特殊市场经济，所以到目前为止，政府行为都在比市场行为更大程度地推动和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可以促进经济更快、也可能更好地发展；其隐患，则在于指导思想一出偏差，则会波及全局。　　

较长时期的“以GDP增长为中心”，“GDP挂帅”，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在“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在以GDP的增速来衡量其业绩的考核方式督促下，他们那些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投入落后地区？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社会领域？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的县长、市长、省长们，都会将其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尽可能多地投入城市而忽视农村、投入发达地区而忽视落后地区、投入经济领域而忽视社会领域、投入建设方面而忽视环保方面、投入外需而忽视内需。所以，这样的惯性发展，就加剧了我国原本就存在的上述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口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进行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时点，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这个危险性，党中央看得清楚，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改变上述惯性发展的轨迹。　　

上述五大矛盾，除了第五个，在重庆都特别集中、特别突出。所以，“重庆模式”，都和这几大矛盾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上述五大矛盾的产生和解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息息相关。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结合好，这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都在探讨、尽管已有重大突破与进展但仍需着重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经济层面的五个问题：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二，按劳分配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三，公平怎样与效率相结合；第四，宏观调控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第五，对外开放怎样与经济主权和安全相结合。第二方面，是政治和观念层面的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共产党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对国家的领导，保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保证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主导；第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怎样与个人利益驱动的价值观相结合。这两方面的问题合成一个历史性课题，就是怎样既让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又让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一系列的两极分化效应，包括贫富的两极分化，包括城乡、区域的两极分化，包括利润与民生的两极分化，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两极分化，包括经济与生态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与控制。　　

对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我们可用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笔下的人物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书本知识，晚年后悔未能体验人生和幸福，便与魔鬼打交道、作交易，愿以来生的灵魂去换取青春与活力，去体验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恶”两面性，魔鬼拼命引诱其“恶”的一面膨胀，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东西。但浮士德由于自身高尚的本性，在与魔鬼同行，去体验人生、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能够本能地坚守其“善”的一面，不断地战胜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沦，坚持对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终于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也犯了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的错误，后来醒悟，认识到必须与市场经济打交道，来增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产党人都以为市场经济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袖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还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生活，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做了一个当代的“浮士德”，开始与“魔鬼”——资本主义——打交道，引入了市场机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庸俗化，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可是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像浮士德一样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样，战胜魔鬼的诱惑，不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腐蚀。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成为当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坚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战胜“魔鬼”的诱惑，这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西人常以为截然对立、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曾创造性地将工人阶级的政党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她也曾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与目的结合起来，成功地缔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式；她又曾创造性地同与之血战了十年的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地解除了我们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场民族灾难；她还曾创造性将“革命”与“赎买”结合起来，和平地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三、“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我们概括为以下要点，它们构成本书各章：　　

1纲举目张——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确定的“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　　

以“314”总体部署为纲，着眼于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遵循“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的要求，重庆为后来居上，果然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举——探索、创造出了“重庆模式”。　　

2“打黑除恶”——以扫荡黑社会为肃贪反腐、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重庆“打黑除恶”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运用国家强力，坚持依法办事，广泛动员群众，集中进行打击，坚决铲除严重危害群众安全和投资环境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人民民主专政行动。重庆的“打黑除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除恶”,而是更深层意义上的肃贪反腐。　　

3”唱读讲传“——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　　

4“三大洋战略”——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　　

重庆是在“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根本出路在扩大开放，最大动力也在扩大开放”薄熙来：《重庆要取得更大发展关键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扩大开放》，2008年3月28日《重庆日报》。的认识高度上，建设直通“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　　

5“五个重庆”——以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五个重庆”，就是重庆市委确定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目的是要实现重庆的科学发展，打造中国内地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　　

6解“二元方程”——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发展为主线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加快建设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的要求，从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并存的特殊市情出发，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　　

7“三驾马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成分共存为最优组合　　

就是要以“三驾骏马”——公有制经济（这是“驾辕”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来拉动重庆这辆“大车”飞奔。在公有制经济中，尤其注重国有投资公司的发展。　　

8民生导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重庆市委于2010年7月召开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重庆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9“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就是要求重庆的各级领导干部开展“三项活动”——“大下访”（访问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 “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与困难家庭结成长期帮扶关系），这样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为人民服务，以保证党既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永葆本色。　　

综合起来讲，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重庆模式”。　　

四、“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我们认为，从基本特点来看，“重庆模式”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而不是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甚至“吃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的模式，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他人作嫁衣”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低的发展模式。　　

“重庆模式”如旭日初升之时，正值深圳等中国最早一批经济特区30岁“生日”。这些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曾被誉为“中国模式”的标志，但正陷入所谓的“特区困局”，“在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却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深圳特区今日成立30周年，学者为“中国模式”把脉》，2010年8月26日《经济参考报》。。其焦虑，主要在于“特区不特”了。其实，这正是特区值得骄傲、值得庆幸的地方——它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带头改革开放，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可以说是中央当初创建特区的终极目的。现在，全国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就是说，全国都成了“特区”了，特区当然也就不“特”了。　　

特区不“特”了，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要继续前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认为，从历史意义来看，“重庆模式”这个“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发展模式，是要求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的新模式。“重庆模式”代表了一条新路子，是对30年来以“效率为导向”为代表的先行发展路子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效率导向模式”的本质特点，体现在最经典的“深圳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中。在没有金钱、没有效率的时代，其革命意义是伟大的；“以金钱和效率为导向”的发展路子，就成为“效率导向模式”的根本内涵。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借这一模式，解决了效率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充满活力。然而，30年后，民生问题取代效率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号问题。没有效率，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此，“效率导向模式”不能否定；然而，光靠效率，也是解决不了民生问题的。因此，“效率导向模式”必须超越，也必然被超越。“重庆模式”，就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效率导向模式”超越。所以，它是一种新模式，展现了一条发展新路子。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科学发展是前进的主题，转变发展方式是前进的主线。而“重庆模式”体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正是科学发展的实践，是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　　

五、“重庆模式”的人格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的巨大作用——虽不能决定历史本身，却能决定历史事件。因此，说到“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说到带领重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创造出这一新模式的重庆主政人——薄熙来。　　

薄熙来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为什么“个性官员”少？从历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因此，官员的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历史基因，也影响着我们现在。从现实上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本来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也形成一对矛盾，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则是把和共产党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党性的我党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何时、何地，自然都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又能与党性统一起来，对党，岂不是党之大幸；对人，岂不是人之大幸！　　

在薄熙来与汪洋交接的重庆干部大会上，李源潮这样评价薄熙来：　　

薄熙来同志政治上成熟，党性原则、大局观念强，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理论水平高，注意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领导经验丰富，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既担任过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又做过国家部委一把手，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强。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学习刻苦，知识面宽。作风深入扎实，关心群众生活。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重庆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决定》，2007年12月3日《重庆日报》。　　

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代表党中央，在“重庆模式”出现之前对薄熙来的公开评价。　　

在“重庆模式”崭露头角之后，海内外媒体与专家学者对重庆发展和“重庆模式”的赞誉四起。2010年9月19日，本书之一苏伟应邀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发起的“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并主持了会议最后一节的理论研讨。兹用记录的一些观点，来介绍与会专家对重庆的一些评价。这些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重庆领导人的评价。　　

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韬奋新闻奖”得主马胜荣介绍了海外媒体对重庆的一些评介：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早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08”中，就将重庆列在了封面专题报道中，称重庆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在它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这家杂志破天荒地重点推介重庆，标题评语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的探索，这一版本的探索是自下而上的，重点是继温饱问题解决后，解决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公共服务问题，而“重庆模式”是这个版本中较成功的一个蓝本。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刘康认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后，分化取代了平等，与代表平等的原有意识形态产生了脱离甚至对立，重庆的实践在尝试解决这一矛盾。他呼吁“打造民生社会主义，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我们觉得，这既是他对中国的一个呼吁，也是他对“重庆经验”的一个总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将“重庆模式”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崔之元高度赞誉重庆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称重庆的“民生10条”参见本书第八章：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探索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 “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尤其是其中住房双轨制的有效尝试，“是全国目前最具挑战性的尝试”。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认为：比起中国其他地区的典型模式，“重庆模式”更具有可复制性，“重庆在城市发展中的实践，给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经验”。　　

美国卡尔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启光对“五个重庆”尤其是“森林重庆”备加推崇，称赞其符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的理念。　　

韩国《民族21》编委郑己烈教授这个来自“老亚洲模式”发源地之一的韩国学者充满激情地讲道：“一个和谐共生、相互尊重的人类未来前途光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可行性。正如全球许多专家学者所认可的那样，这种未来源自何处，答案就是重庆，它将成为一种范例，并将会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支持与拥护。”　　

会议召集人李希光教授的总结，正好也可以作为本书序论的总结——“重庆实践打破了‘华盛顿共识’，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的方法论。重庆正成为国强民富‘中国模式’的实践范本，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本书并非对重庆新实践的“半官方宣传”，而是两老一中三个热爱重庆、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学者，对重庆新实践的客观描述、主观诠释，纯属个人观点。本书的缘由，起于2010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邀请苏伟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给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讲稿录音经学生整理，苏伟作过文字修改，在杨帆的博客发表，被凤凰网以“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为题转载，很多网站也相继转载，并引起一些讨论。2010年7月，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访华莅渝时，邀苏伟介绍“重庆模式”的社会主义意义，并就此主题与考察团成员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此次座谈会纪录稿以“再论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为题在杨帆的博客发表参见本书附录二。，也有不少网站转载（一些网站转载时标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引起讨论。　　

杨帆教授极力建议在此基础上写作一部关于“重庆模式”的专著。杨帆认为，苏伟教授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广义“重庆模式”的内容和意义的，他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工作环境和思想学术特点，可以使本书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而苏伟认为，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帆，可以从更深的根源挖掘“重庆模式”的内涵，从更高的层次分析“重庆模式”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这一想法，得到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出版中心王振岭主任的积极支持和促进，于是才有了本书的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重庆模式”及其意义的专著，鉴于“重庆模式”还处于发展之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提出，许多问题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可以提出但无法解决，我们将在本书的修订版中继续探讨。但我们相信，“重庆模式”已有原创性的开端，其意义是全国性的，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历史意义，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教授 苏伟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杨帆　　

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