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低估重庆模式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有人认为我对重庆模式不太看好。其实，提出“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问题，本意是一种期待，一种希冀，而并非不看好重庆模式。虽然重庆模式目前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象征姿态”大于“实际动作”，但它所蕴涵的历史方向和将要发挥出来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一、基 础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重庆模式的基础是什么？右派认为是薄熙来的个人意志，而且是违背世界潮流的“一意孤行”。重庆模式的确有违主流的“游戏规则”，尤其为官场上和商场上各色既得利益者所嫉恨。然而，薄熙来并不是天马行空的独行侠，因为有人民的支持。也惟有人民的支持，薄熙来才能在既定模式仍然十分强大的惯性下，独树一帜，杀出一条路来。人数的多少当然不是基础稳固的唯一条件，但是，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任何强大的“游戏规则”都是不可持续的；有了人民的支持，任何有违主流游戏规则的模式最终都一定会成为主流。
那么，现在居主导地位的主流模式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资本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人们通常认为，基础的稳固程度与人数的多寡成正比。问题在于，资本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在现实的力量博弈中，他们却往往能“以少胜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口占多数的雇佣劳动之上。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资料都被资本支配了，他们的力量能不强大吗？
但是，强大与弱小是会相互转化的，而促成这种转化的根源，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内在矛盾：资本对两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剥削压迫，是导致劳资冲突以及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根源所在。这种失衡必然会通过强大与弱小的相互转化来得到纠正，而纠正的大方向，则是由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意志和实践来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意志和实践”称之为“人民”，并不是一种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或归纳。人民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总和，不论你把它叫做“民意”，还是叫做“民心”，它都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
一个有着广泛民意做基础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二、性 质
现在要给重庆模式定性固然尚早，但对其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右派把重庆模式视为“复辟”、“倒退”，有些左派同志也把重庆模式的探索看作是“向后回归”。虽然前者是“否定性”评价，后者是“肯定性”评价，但两者的指向却是“殊途同归”的：都认为重庆模式是“向后看”。我认为，说重庆模式是要“复兴社会主义”，基本没错，但把这种复兴定位于“向后看”，并没有真正把握重庆模式的性质。重庆模式既不是要“复辟”，也不是“向后回归”，而是要向前推进，向上提升。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一定会是“螺旋式上升”，而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或复制原来经历过的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社会主义”，只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要完全重复原来的老路。原来路径总会有“不合理”的元素，这些不合理的元素将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消解，被超越；即或有些元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合理”的，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也可能逐渐成为“不合理”的，这些就不可能重复。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你能“向后回归”吗？如果现在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你不能“向后回归”，那么，建立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就不可能简单地“向后回归”，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演进和发展，就不可能完全重复原有的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向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也就是说，“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回归一定是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回归”。因此，社会主义复兴应当是“向前推进”，“向上提升”，而不应当是“向后回归”。
一个向前迈进而不是向后回归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三、灵 魂
很多人对重庆“唱红”不以为然，认为是画蛇添足，是做秀。我认为，重庆之所以能够“模式”，除了旗帜鲜明地关注“公平”之外，恰恰就在于它的“唱红”。“红”是什么？“红”是理想，是信念，是高尚。不要嘲笑“高尚”。虽然“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然炼成了“N零后”，但即使是小人当道的世界，同样也需要“高尚”的“墓志铭”。
大概从80年代后期开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成了做人的准则，以至于君子都不得不伪装成小人，才能混得下去——韩少功称之为“伪小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拷贝出了动物世界的“比坏效应”：“你坏，我比你更坏！你恶，我比你更恶！”搞笑的是，在埋葬了“高尚者”后的2011年，小人们居然也要立一个孔子来“高尚”一把了（据说有 九点五米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连小人也“人人自危”！于是只好抬出孔子来“维稳”。遗憾的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并没给这位“至圣先师”一点面子。
孔子之所以无用，用鲁迅的话说，就在于他的骨子里还是要维护“人吃人”的那一桌宴席。所以，不论把他的塑像立得再高，那也就是一个“伪高尚”罢了。不过，这个不得不“伪高尚”的现象足以说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个民族已经“魂不附体”，于是只好把孔子请回来当“招魂幡”。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需要“魂兮归来”。历史证明，这个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唱红”，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魂”呼唤回来。重庆模式之所以不同于主流模式就在于，前者有魂，而后者已经“失魂落魄”。
重庆模式当然不能只“唱”不“建”，只“唱”不“打”。没有“建设”，“民生”这个道理就“硬”不起来；但如果没有“唱红”，经济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没有“打黑”，那些贪腐就不知道共产党的铁腕有多硬；但如果没有“唱红”，重庆模式的“打黑”就成了十分暧昧的“阴谋”——没有“唱红”的“打黑”，与意大利警方收拾黑手党又有何不同呢？那就只是“黑打”而已了。右派总是要把重庆“打黑”污蔑成某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就是想把“打黑”降低到“经济人”的境界。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总之，重庆模式成功不仅在于“务实”，而且还在于“务虚”。光“务虚”当然不行，但光“务实”也不够，要“虚实结合”。当然，虚和实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辨证的。有时候虚也是实，有时候实也是虚。比如“唱红打黑”，二者比较，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只唱红不打黑，那就“虚”了；只打黑不唱红，那就没有“灵魂”。
一个以高尚的理想和信念为灵魂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 2011年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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