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长治久安

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长治久安　　

九赞《重庆模式》横空出世　　

文刀  宁云华　　

《重庆模式》的命运，是当今中国人民和他的敌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也合符逻辑。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一则重庆百姓对《重庆模式》反映的帖文说：“如果重庆可以作为一个‘模式’复制的话，那是因为《重庆模式》广受百姓欢迎，人民对“唱红打黑”满意，对社会治安好转满意，对改善民生满意，对领导转变工作作风满意。”又说：“当然重庆人民更希望《重庆模式》从制度上确保长久持续发展。个人魅力可持续吗？薄熙来走了后还打黑吗？胡汉三又会回来吗？”这是百姓中肯的真心话。那邦靠剥削压迫人民的并曾经被打倒过，后又复辟翻天的走资派等牛鬼蛇神们，对这个横空出世的《重庆模式》，则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这帮人民的死对头，虽然知道《重庆模式》势不可挡，但他们巴不得《重庆模式》成不了气候，便纷纷从四面八方窜出来妄图扼杀《重庆模式》于摇篮之中。诸如南方系、辛子陵，法学界的某些所谓“泰斗”们，凤凰卫视的杨大嘴们，以及汉奸茅于轼之流，莫不如此。　　

从以上人民及其敌人两方面的聚焦点，如此一致地集中在《重庆模式》的命运这个点上，即一方面希望《重庆模式》不断完善而持久，另一方面则是妄图使《重庆模式》中途妖折。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启示我们，必须全力使《重庆模式》成为一种持久的长效机制。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老百姓朴素语言中的深刻道理，和对重庆新政的热切期盼。他们说“薄熙来走了后还打黑吗？胡汉三又会回来吗？”特别是“又会回来吗”中的“又”字，寓意深长。其一，说明“胡汉三”已经回来过一次了。其二，老百姓对“胡汉三”们的残暴，心有余悸，以至毛骨悚然。想当年，毛主席逝世不久，那个当代“胡汉三”就率领“还乡团”回来过一次。稍为年长的人都知道，“还乡团”的反动性和阶级报复性是残忍无比的。人们都记忆犹新，那个“胡汉三”一回来，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首先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以企业改制为幌子被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再把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几亿农民彻底拆散变为同工人老大哥争饭碗的矛盾方；再把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与生力军青年学生，训练成为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而专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效劳的驯服工具；至于那些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级领导骨干，几乎是扫地出门，且发文规定“永远不得重用”。几乎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迫害清洗真共产党干部的反攻倒算事件。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危急关头、重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新政们，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回归社会主义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大举措，使重庆人民又才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新鲜气息而高兴。可怜的重庆人民在高兴之余，痛定思痛，又提出了：“薄熙来走了后还打黑吗，胡汉三又会回来吗？”的忧虑和担心。　　

笔者以为，老百姓的这些忧虑和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是有血淋淋的历史依据的。它确属薄熙来书记为代表的重庆新政们所应高度重视的，并以超人的大智慧，将目前已初步形成的《重庆模式》进一步完善，并使其成为一种人走机制在的社会主义的《重庆模式》，从根本上消除重庆老百姓以至全国老百姓心中的“胡汉三阴影”。　　

《重庆模式》它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笔者作为关注《重庆模式》光明前景的一员，在此仅就如何才能使《重庆模式》形成长效机制的问题，提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斯大林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本文将重点阐述如何解决坚定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的意见：关于“路线决定一切”的问题，笔者在前不久若干帖文中多处阐述过，这里只是概括地陈述以下状况以帮助思考。　　

1．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的28年间：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建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一穷二白”的赤贫农业国建立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能够生产陆上跑的汽车、天上的飞机、水里的现代化船舶和“两弹一星”，成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而且还在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型计算机、核潜艇等许多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整个社会风尚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朋友遍天下，世界最强最富的国家元首，在没有与我建交的情况下，主动上门讲和，不少国家元首将能见到毛主席视为一生的荣耀……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有了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的结果。而这条正确路线的灵魂，集中反映在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光辉著作之中。　　

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把一个充满生机、欣欣向荣、人民倍感尊严、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搞成一个邪恶横行、正气沦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都没有安全感，生、老、病、死无保障的红色江山岌岌可危的悲惨局面，就是因为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形成的必然结局，就是那条“少数人先富“的路线横行的必然结局。　　

3．重庆人民先是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自己站了起来，并成为国家主人的尊严与幸福；然后就遭受了三十年来的所谓改革开放后再次沦落的苦难；现在又开始感受到重庆新政们拨乱反正，提出以民生为目标的一系列回归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路线、政策后的尊严和幸福。从重庆人民由尊严、幸福——到屈辱受难——再到尊严、幸福的变化过程，正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变化过程。即正确的路线，人民就能当家作主，就有尊严、幸福；凡是错误路线主导，人民就必然受压遭殃。　　

所以说《重庆模式》的出现，它具有人人向往的现实意义，甚至重庆以外的中国人民，把今天的重庆誉称为中国当代的“延安“而羡慕不已。但此时的重庆老百姓仍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态。　　

所谓“喜”，是因为目前重庆有薄熙来书记为代表的领导团队，坚定地站在绝大多数人民一边，才有重庆今天的喜人形势。　　

所谓“忧”，是偌大一个中国，除重庆以外的很多地方，资改派还在改，走资派还在走，且这种形势对重庆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重庆的老百姓担心《重庆模式》这面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表示了忧虑。　　

所以，现在重庆的新政们将历史地承担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就是由人民的领路人替人民当家作主（有时候还是很必要的），变成人民能自己当家作主，且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要如此就只有旗帜鲜明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宪法为依据：　　

1．坚定不移地恢复并捍卫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因为这是人民能否当家作主的命根子。　　

2．坚定不移地恢复和捍卫宪 法规定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因为私有制，工人不但不能当家作主，而只能当牛作马！　　

3．坚定不移地恢复宪法规定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4．坚定不移地恢复和捍卫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制度，确保人民对国家建设和管理的话语权和监督权。　　

5．还有就是坚定不移地勇敢地还给人民的“四大”权力。　　

可以说，敢不敢或愿不愿还给人民“四大”权力，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胆略与气魄的试金石。现在有人一提起“四大”，就视为洪水猛兽，就谈其色变。如果是走资派汉奸卖国贼等牛鬼蛇神抱如此心态，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对他们这群人来说，具有致命打击的威胁力；如果是人民内部有这种心态，那是中了敌人邪气后的糊涂认识。“四大”的权力，原本是毛主席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保护自己，防止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避免工农大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有力武器或曰护身符。结果被那些曾经遭到这种武器打击过的走资派等牛鬼蛇神将其妖魔化后，居然听信了他们的欺骗而自动放弃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武器，这正中了敌人的下怀。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等牛鬼蛇神们，他们所以如此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残害老百姓，就是走资派把毛主席赋予人民的“四大”权力，从宪法中强行删除后的必然结果。进而导致贪腐层出不穷，老百姓只能无奈地望腐兴叹。还有人说：恢复“四大”权力，会使局面大乱难以控制。这正是走资派、汉奸、卖国贼等牛鬼蛇神们施放的烟幕弹，也是他们阻挠人民行使“四大”权力的重要借口。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为他们作义务宣传员。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政者，担心人民行使“四大”权力会乱的忧虑是多余的。其一，只要恢复人民的“四大”权力，这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大家自然会强化自己的主人意识，也表示了当政者对人民的高度信赖。其二，人民群众一旦有了“四大”尤其是大字报的权力后，反而会更加慎用，更不会简单地重复“四大”初始时的状态。“四大”尤其是大字报，与其说是一种保护自己反腐防变的战术性武器，还不如说是一种战略性武器。就像有了核武器，反而不一定非使用核武器才能防止核战争一样的道理。一些欲贪者虽有贼心，一旦想到群众有“四大”的权力，就可能抑制其贼胆。这将比那少数人关起门来暗箱反腐肃贪的效果会好得多。而像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一类的坏分子，就决不敢如此丧心病狂地公开煽动颠覆政权的罪恶活动。其三，群众有了“四大”权力，将会大大减少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必然会多起来，也会不断地自觉起来，这将会大大降低反腐倡廉的社会成本和提高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正如毛主席在延安同黄炎培先生对话时所说：“只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　　

总之，一个地方只要各级党的组织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并还给群众“四大”的权力，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民，就能当家作主，并能成为持久的长效机制，那么“胡汉三”们也就不敢再回来了。　　

二、关键是要有一支坚定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干部队伍　　

斯大林关于“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前提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的关键是正确的路线要靠谁来贯彻执行。路线问题首先是个立场问题，如果路线和立场错了，那就会越干越糟糕，越干就越有利于人民的敌人而不利于人民。这里以最近深圳和重庆两地，在处理农民工利益的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为例来证明这一点。为什么要以深圳和重庆为例呢？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该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目前全国议论纷纷的《深圳模式》和《重庆模式》，其中一个是改革精英倾全国之力扶植的、供全国效仿的、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深圳模式》；另一个则是重庆新政们顺民意，力争摆脱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庆模式》。所以不论是深圳还是重庆，目前各自从政的每一项政策措施，都格外受全国人民所关注。因为它可能同自己今后的命运密切相关。　　

例一，前不久重庆的武警战士外出执行任务，途中遇到包工头殴打讨要工资的农民工，便立即进行营救。还抓了几个专门欺压农民工的黑包工头。表明地方的国家政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厉打击包工头的黑社会化。　　

例二，深圳市的住房与建设局，最近向全市所属单位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通知”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通知”还规定：“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而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企业，给予三个月的红牌警示：三个月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　　

以上两例都是对待农民工讨要工资的问题，但两地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重庆的武警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工（即中国当代的产业工人）一边并维护其合法权益；深圳市的政府部门，则是公然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资本家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前的罪魁祸首，只是要他们“休闲三个月”，表示安抚；而对被逼讨活命钱的农民工，深圳市的住建局则敢全权代表政府的司法机关，行使追究讨薪农民工的刑事责任。这两个例子说明：同是中国当代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在两个完全不同立场和路线的地方从业，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遭遇和命运。　　

再来看看对上述两件事的社会反映：　　

1．对重庆武警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并严厉打击欺压农民工的黑包工头。对此普通老百姓有一种憋了很久突然迸发出来的开心和快感，即可怜的农民工终于有了保护伞，开始找到了安全感。有的网友说得好：“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府镇压讨薪工人和农民工有理的，而非常少见政府支持工人和农民工维护正当权益有理的。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也是维护强者而抑制弱者的，人民对此无法忍受。重庆新政们敢于反潮流，正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站在资本立场上镇压劳动阶级的局面。重新返回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正确轨道上来。目前虽然只出在重庆，但这是星星之火，一旦点燃，必然照亮中国大地。”　　

2．对深圳关于对农民工集体讨薪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作法，社会上的反映可以用“群情愤慨“四个字来概括。大家都知道，深圳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在板图上找不到的小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除了掠夺全国的资源外，都是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夜以继日地用血和汗堆砌起来的。如今付出血和汗的农民工，想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活命钱，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别说把劳动者放到主人的地位了，连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规矩都不要了——只干活，不给钱，试图实行资本+黑社会的奴隶化劳动，这是奴隶制度赤裸裸的掠夺和攫取了”。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地那几个成天拿着“依法治国”要“程序正义”口号当歌唱的所谓“法学泰斗”们的表演吧。　　

当深圳住建局践踏法律要代替司法机关对讨要工资的农民工追究刑事责任时，连不搞法律的老百姓都认为实属荒唐之极，可这些“法学泰斗”们，一个个装死都闭上了嘴；而当重庆的武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打击黑社会性质的包工头时，却一个个又活过来了，且兔死狐悲并吹毛求痴，大谈什么“不符合典范性程序条文”。笔者真是不明白，这些所谓“法学泰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当然首先是工农大众用血汗喂饱了他们，可他们的屁股总是坐在人民的对立面。凡是资本、富人、强人欺压养活他们的老百姓时，他们一个个装死、闭嘴；而每当穷人反抗压迫进行维权时，他们却一个个地又活了，他们生怕富人强人受半点“委屈”，就不停地向富人强人摇尾巴，向穷人狂吠！这帮吃里扒外的所谓“泰斗”，简直就是人民的祸害！　　

我们通过解剖深圳和重庆两地对待农民工利益的立场和态度，从正反两个方面雄辩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道理。　　

深圳，确定的是一条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路线，是一条为少数富人服务的路线，而它的干部如住房与建设局的领导干部，就是坚决贯彻执行这条为少数富人服务路线的干部，它那个所谓的“维稳通知”，就是“干部”同“路线”密切结合的生动反映。而这种密切结合的结果，是深圳的产业工人（农民工）成了被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重庆，现在确定的路线，是一条以民生为目的的共同富裕的路线，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他们的干部总体上尤其是领导团队，是坚决地贯彻执行现行路线的。如重庆的武警坚定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欺压农民工的黑包工头这件事，就是具有“决定因素”的好干部同正确路线密切结合的典型范例。而这种结合的结果则使重庆的产业工人（农民工）有了主人的尊严与安全感。　　

两相比较，全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自然地将会选择走共同富裕且拥有尊严和安全感的重庆道路或曰《重庆模式》。而现在的重庆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已经兴奋地走在尊严与安全回归的大道上。只是希望能更加有尊严、安全和幸福，且能成为一种持久的长效机制。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这里着重就如何才能使“干部”成为在执行正确路线中更好地起到“决定性”作用问题，谈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理论的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对于理论建设的问题，有着正反两方面深切的经验与教训：其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就是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理论武器。而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时候，凡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及其路线，就不断取得胜利；凡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及其路线，就受挫折，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受损失甚至走上邪路。其二，以反修防变为例，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甚至部分老干部，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旨在防止苏联那样惨痛教训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甚至抵触，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不理解有关。其三，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素养还有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很多老干部在战争年代，长年浴血奋战在前线，无睱专攻马列理论；解放后又因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方面都大量急需干部抓革命抓建设，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抓了一段干部的理论学习，效果不错，但未能坚持下来甚为遗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因受“经济建设中心论”的主导，使干部的政治学习流干形式，甚至成了小道消息或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以致谣言的集散场所。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能及时识别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骗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等等）的招摇撞骗，并使某些不学无术的高官，被那些理论骗子和资产阶级“精英”们玩得团团转，以致找不到东南西北的方向，自己深陷资本主义泥坛后，还不知道是怎么陷进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主席逝世后，某些机会主义者，为了急于形成自己的气候，就迫不急待地去讨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为他们通通加冕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一批资产阶级的所谓这个“专家”那个“学者”，趁势一哄而上，并且极善于迎合机会主义者的心理，于是什么“经济建设中心论，阶级斗争有害论，×××市场论，×××股票论，科技第一生产力论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纷纷登场，并左右着国家的决策层，把一个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这就是机会主义同理论骗子相结合的必然惨局，也是放松甚至放弃党员干部的理论建设，造成中国当今理论思想空前混乱的重要原因。　　

为了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当务之急就是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处以上领导骨干，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分层次地狠抓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建设。这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一通百通的基础性工作。　　

作为党员干部必修以下基本理论：　　

1．学习《共产党宣言》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确实弄清弄懂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从而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2．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确实理解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一切的原理，从理论和思想上解决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从而进一步解决尊重和热爱劳动人民的问题。而且此点应该从小学生开始抓起，有意识地灌输劳动创造一切和劳动神圣、劳动光荣的思想，并贯穿于中学和大学的全过程，并不断升华，这对防止干部和知识分子脱离群众具有战略意义。再大的知识分子和能力再强的干部，凡与工农劳苦大众格格不入的人，很少成大器者，甚至走向坠落或反动，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之类就是例子。　　

3．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确实理解毛主席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经典的唯物史观，这是所有当政者能否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依据。这就是“人民似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根本道理所在。这就是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基础。　　

4．学习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如：《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　　

作为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以上理论和著作主要是为了树立坚定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作为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骨干，则应在前述理论和著作的基础上还应该通读《毛泽东选集》等马列毛原著。　　

（二）狠抓干部的作风建设　　

如果“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的话，那么“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三大法宝”。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不断地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克服一切困难和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路线，是领导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方法，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形式。　　

目前，重庆的“结穷亲、三进三同和大下访”，就是一套生动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形式。他们每年数十万干部下去，结下了几十万“穷亲”，几十万干部进行大下访和三进三同，这是一笔巨大的感性财富。如果按照认识论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将这数十万干部分期分批通过进党校或研讨班的形式，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把它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必将给党的“三大作风”充实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它将是《重庆模式》中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一大亮点：并将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国的干部队伍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先富论”“猫论”“一切向钱看”和“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腐朽价值观的泛滥，完全颠覆了我党致力于数十年所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流价值体系，特别是那个“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的号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开始突破了党的宗旨的底线，变“为人民服务”为“为人民币服务”。从而彻底败坏了党风，进而影响政风、民风，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以致发展到“官黑勾结”（文强成黑社会 的保护伞就是典型例子）残害百姓，使百姓成天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官黑虽已遭打击，但老百姓还是担心“野火烧不尽，妖风吹又生”。实践证明，人民能否当家作主，这同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即价值观关系极大，即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当权，百姓就有尊严就安全就幸福。反之，百姓必遭殃。为使百姓能恢复往日（毛泽东时代）的尊严、幸福与安全。还必须从抓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入手。还是必须从人人皆知的“老三篇”抓起。学习《纪念白求恩》树立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为人民服务》树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精神；学习《愚公移山》树立“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和为了人民的利益挖山不止的精神”。当干部的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焦裕禄为榜样。一个地方有了这样的干部当政并同老百姓拧成一股绳，老百姓也就不存在担心“胡汉三”又会回来的忧虑了。　　

（四）必须高度重视优化干部队伍和理论队伍的成份结构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不主张“唯成份论”，但主张“唯立场论”，即一切当政的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工作的人，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即站在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为此：　　

1．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队伍，一定要要生产一线的工农大众中物色选拔优秀分子，进行培养、锻炼和使用，这是防止政权脱离群众、脱离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2．对那些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含理论工），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的分界线，就是看他是不是愿意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就是将一批同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甚至敌视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李锐、辛子陵、茅于轼、厉××，吴××等塞进政府的一些决策机关，充当所谓智囊，他们用一些祸国殃民的“理论”，衍生出祸国殃民的政策，造成了无数祸国殃民的严重恶果。现在应该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思想改造”是“迫害”知识分子，是“糟蹋人才”的谬论，树立“思想改造”光荣同工农结合光荣的观念，周总理有教导老同志“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致理名言。应鼓励、支持并组织他们进行像重庆那样的“三进三同”活动。这对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具有战略意义。　　

3．对领导骨干队伍和马列毛主义理论队伍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持与劳动人民为敌的分子，诸如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一类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出去。这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决不可姑息养奸！　　

归纳起来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执政当局，只要坚持一条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训练一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和思想、作风良好的领导骨干队伍，那么执行正确路线就有了组织保障。再加上勇敢地坚决地还给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力，这是因为：干部是执行正确践线的决定性因素，而人民拥有“四大”权力又是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定性因素。只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正确路线的长效机制，自然就有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那么“人走政息”和“胡汉三又会回来”的忧虑也就随之消失了。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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