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匹夫岂敢忘国忧
——批“搞私有化”带来的四大罪恶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政治架构的最高层。今年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讲坛上，郑重而又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五个不搞”的政治原则：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吴邦国委员长“五个不搞”宣示的总体内容来看，其本质的内涵实际上只有两条。这就是：政治上，不搞资产阶级民主制，而要坚持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经济上，不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要坚持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说到底，“不搞私有化”，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改革开放30年来，许多人被西方的“欧风美雨”吹拂得晕头转向，不少高层共产党员甚至已经被搞得找不着北，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自觉不自觉地沦落为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他们不讲姓社姓资，故意混淆宪法规定的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公然背叛共产党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共产主义信仰；竭力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肆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全然否定建国30年来新中国怎样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附庸，跨越两、三个世纪的迅速发展，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全凭自力更生的奋斗，从而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详见美国著名“中国学”研究学者、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论文：《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取得在国际上公认的扬眉吐气的伟大成就的事实；硬是胡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大锅饭”，是贫穷的代名词，只有搞私有制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发展社会经济……
以辛子陵、茅于轼为代表的党内外的复辟狂，更是肆无忌惮地污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30年的共和国史，公然否定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彻底妖魔化全部马列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甘当西方国际资本集团的走狗和“带路党”，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最终消灭社会主义中国服务。
古人顾炎武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灾祸，每一个有良心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人，想一想近代百年几千万前仆后继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该拍案而起，与复辟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我以我血荐轩辕”，匹夫岂敢忘国忧！
搞私有化必然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给全党、全国和各民族极大多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祸！好在随着时间的推延，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所推行的倒行逆施，正在日益唤起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擦亮眼睛，奋起响应吴邦国委员长的号召，揭露在社会主义中国“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近3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假社会主义之名，大搞私有化。如今，这种搞私有化的罪恶，已明白无误地凸现了出来。
罪恶之一：让多数人陷入贫困
“改开”以来，精英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口头禅就是：“改革开放让我们富起来！”
咋一听，人们难免语塞。是啊，去年我国的GDP已达39万7983亿元，按已贬了值的美元以1美元=6.5元人民币折算，约合6万1200亿美元，已占世界第2位。如按2010年全国人口为13.41亿口平均计算，人均GDP当为29678元，人均也有4500多美元。由此，我国不仅已经实现了“小康”目标，而且正在进一步“发展”，前景多美好！
可是且慢，我们还是应该先冷静地用大脑思考一下，看看在这些华丽的GDP数字背后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可惜严酷的现实是：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暴富，极大多数人民被打入万劫不复的贫困之中，GDP数字的增长根本不能证明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提高。
近日，《福布斯》亚洲版最新出炉，境外媒体迅速作出反映。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网站9月7日报道：
“中国超富人群继续迅速扩大。仅仅两年时间，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就翻了一番。‘胡润百富榜’7日称，今年中国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为129名。中国目前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400多名。”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8日也作了报道，“尽管存在全球性经济低迷，但中国大陆亿万富豪人数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攀升。胡润的报告指出，今年有7500名大陆居民资产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远高于去年的4000人。
法国的埃菲社比较扫兴，它在报道中着重强调了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
“尽管中国富豪人数大增，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贫富正不断扩大。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值仍在百位以外（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承认为105位）。同时，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基尼系数达0.57。有统计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即处于贫困线以下。”（均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
埃菲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所作的报道，无疑给国人当头泼了三盆冷水！
第一盆冷水，是中国人均GDP在“百位以外”。
现在网上可以立即查到我国历年的GDP权威数据和排名，可是就是找不到人均GDP权威数据及排名。于是就有人在“口水杭州网”上发表了《“改开”30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一直是下降的》一文，其中提出：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这一数据确实令人吃惊。
要知道毛时代的1960年——这个被反毛精英们污蔑为“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年代，我国的人均GDP却是世界排名的第78名！以后“改开30年来，GDP年年向上窜，怎么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反而往下掉了呢？！笔者也不明白这个数据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更令人奇怪的是却始终未见有权威部门出来说话或更正，故只能先信之。（其实公布统计数字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事实上，1978－2007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这就是说，随着GDP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相对地反而下降了！
另外，据2011年3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汪孝宗报道：《中国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义不大，多领域仍然落后》，除了人均指标在世界排名中靠后，现今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更为落后。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
第二盆冷水，是基尼系数达0.57，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标志财富分配极端不均，贫富两极分化极端严重。
第三盆冷水，是中国“13亿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即处于（世界公认的）贫困线以下”。全国居然有“近一半”人口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这还能说“人民生活富起来了”吗？
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日收入2美元是贫困线，用于一般国家；日收入1.25美元的那条，叫作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黑非洲等二十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有自己制定的“贫困线”，一般国际公认的贫困线的算法则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可是，我国在贫困线的确定上，精英们始终强调“特殊”的国情，死不肯与国际标准“接轨”。2007年，我国确定的贫困线为1067元；即每天收入不足0.5美元的才算贫困人口。2008年底，调整为1196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中，这条线划在了年均纯收入1274元。然而，即使按照年1300元这条“中国特色”的贫困标准线，官方承认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其实，按照国际标准，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估计，中国实际的贫困人口超过2亿！
可见，“改开”以来，经济发展了，GDP平均年増在10%以上，然而鼓钱包的只是少数富人，与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无关。
现今的中国，富者资产过数百亿元，高收入者有年薪六千万的，万科董事长甚至连700万年薪还嫌低；贫者上无片瓦，加上“下岗”、“失田”，雪上加霜，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仅靠“低保”救济度日，遑论“致富”。
《2010胡润财富报告》还显示，全国已有千万富豪87.5万人，亿万富豪5.5万人，10亿富豪1900人，过百亿富豪达140人！这些富人加起来，不过百万人，仅占全国13亿总人口中的0。01左右，属于极少数，但是他们却占有了全国相当高比例的财富。
据招商银行和咨询公司贝恩联合发布一份有关中国民间财富的新报告显示，2010年估计占当今中国人口约0.04%的“富裕人士”，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竟占全国近1/4！其中千万富翁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62万亿元！（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2日曾昭鹏的文章，见《参考消息》2011年4月25日）
在毛泽东时代，虽说中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算高，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改善；但却衣食无忧，生活安定。全国人民，不管城乡，生老病死有保障，对此史实，所有在70年代以前出生、只要还活着的中国人都能作证，举世公认。
可是，“改开”一搞私有化，对普通劳动人民说来，搞了“房改”，就买不起房；搞了“教改”，就上不起学；搞了“医改”，就看不了病；搞了“职改”，学生就不了业；搞了“社保”，就养不了老。社会主义中国原先对人民的五大保障，顷刻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五座大山！
仅以五座大山之一的住房为例。
房改之前，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按照“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人皆有居。“十分困难时，饭勻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想当年大学生毕业后统一安排工作，生病有公费医疗，（咱们的温总理当年在大学时代得了肺结核病，不是靠公费医疗制度才治好的吗，要不然怎能活到今天当总理？！）结婚时可以分配婚房；虽分到的只是“筒子楼”一间，但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如此，有的是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怨。
自“房改”（房产私有化）以来，仅十年时间，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猛涨了50倍以上！以上海市区的住房为例，房改初期，房价起歩平均交易价每平方米多在500元以下；而如今二手房的均价，已在每平方米2.5万元以上矣！（市中心房屋更到了每平方米4万元以上水平）
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一年后的月工资不过3000元水平。假如再连续工作几年，算其月工资涨到4000元，此时已年近三十，再与另一个大学生结婚，小夫妻俩合计月收入不过8000元，去掉基本生活费约每月3000元，满打满算“结余”5000元。据此，如果要想买一套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婚房”，就需200多万元！小俩口就得苦干34年！按照60岁退休规定，就意味着这两位“白领”干到退休也还不清这笔钱。本是自由身，只要结婚一买房，两位“白领”立马变成不折不扣的“终身房奴”！如果是个普通工人或农民工，那就连想做“终身房奴”也不可得矣！
青年人总是要成家立业的，总要组建家庭的，可是没有房子怎么办？（靠老人的住房，老人不死怎么办？）青年人原本是国家的希望，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心态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可是，如今他们要成家，就要面临“房奴”的命运！这将给他们的前景留下终身的阴影。
对普通人民群众来说，压在头上的五座大山，哪一座也受不了，哪一座也掀不掉！唯有祈求上帝给他们发横财了。
可见，只要一搞私有化，广大老百姓准倒霉！其实，想穿了，道理就是那么简单，搞私有化，永恒的真理就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要打破这一条定律，只有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幻想通过复辟私有制来达到共同富裕，那只是修正主义、复辟狂用以骗人的鬼话！
罪恶之二：让私欲横流成灾
在中国搞私有化，彻底颠覆了建国30年以来确立起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全颠倒了原先的是非观，它直接导致人们私欲的恶性膨胀，横流成灾。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无需讳言，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共产主义（公有制），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不同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系，它恰好反映了人性的两面：
人，天生是一个个的个体，自然就会有个人利益，或称“私利”；人同时又是集体的、社会的，因为人离开了集体就不可能生存，这就必然会产生集体利益，即所谓“公利”。人的这种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对立统一，决定了人既存在个人“私利”，同时，又离不开集体的“公利”。人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人性上就表现为：善与恶的两面，也即“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社会，是一种主张“私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追求个人幸福”天经地义。极而言之，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它强调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并在个体发展中实现集体发展。
共产主义则是一种主张“公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只有保证集体利益才可能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极而言之，叫做“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以此保证整体的发展，主张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实现个体利益与价值。
私利、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感性的产物，它是自发的；反之，公利、利他，则是人类后天的东西，是理性的产物，它是人类进步、教育的结果。由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前期自然形成的；反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理性水平提高的结果。
正如列宁所说，“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义是靠“灌输”而发展的。
所以，对任何未经过理性教育（包括未受剥削压迫经历）的人而言，他们天生就具有亲资本主义（私有制）世界观价值体系的倾向。因此，如果推行资本主义必然是内在自然（和平）演变的；而推行共产主义就一定需要依靠外界的教育与革命的变革。这应该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变坏容易，变好难”的真正原因。
鉴于人性的两重性和“私利”、“私欲”具有自发的自行膨胀的特性，因此，凡是健康的社会，总是要通过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人的“私利”、“私欲”进行必要的限制。也即在保证整体“公利”的基础上来保障个人的正当的“私利”。绝不能放纵“私利”、“私欲”的无限膨胀，从而危及“公利”——以至损害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建国30年的社会变革，曾经大张了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念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极大地限制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由此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对极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中国社会一度成为世界上最为美好的净土：
在这块土地上，人人怀有美好的理想，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男女老幼个个精神奋发，积极向上；（例如我在1961年大学毕业，整个班级、年级几乎人人都积极报名要求分配去支援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愿意到最艰苦地方去工作，根本没有人会提出要求照顾！）
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剥削压迫，百姓生活安定。做到了生有所育，长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基本上实现了几千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
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之间没有尊卑高下，人人以“同志”相称，亲切和谐，男女平等，互相尊重；
在这块土地上，黄黒毒赌一扫而光，社会秩序井然，几乎可以夜不闭户，很少有人犯罪，更罕有恶性案件发生……
然而，“改开”以来，随着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搞私有化，也就是在“私利”、“私欲”受到长期遏制以后的放纵，这种“私利”、“私欲”能量的释放，往往具有特别疯狂的特性。这就如同被关在潘多拉魔法瓶里钻出来的魔鬼，一旦冲破限制，就会贻害无穷。
上世纪50年代，杜勒斯曾经对社会主义苏联实施过一个“和平演变”计划，其核心就是要动摇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利用人性的弱点，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价值体系。他要用资本主义最邪恶的“私心”、“私利”、“私欲”来取代社会主义年轻人的社会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要让人“把脑子弄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向他们“灌输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即叛国者）。（见艾伦·杜勒斯：《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讲演》）正是在这场思想领域的长期战斗中，苏联打了大败仗，1991年终于亡党亡国。
“改革开放”32年，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经济上大搞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非社扬资”，“批公扬私”，实质上就是在中国主动地推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计划。现今的中国，精神文明根本不是“滑坡”问题，而是早已荡然无存，“精神文明”四字几乎已彻底地从汉字中消失。现今的中国，正是因为人们的私欲横流，直接导致黄赌毒黑贪，五鬼闹中华。
一“黄”：
根据《史记》记载，娼妓卖淫，当始于春秋时代无疑。最早的妓院——官妓，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出现在齐国，此后代代相传，从无间断。由此算来，妓院在中国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所以如此，因为在私有制剥削制度社会里，女人没有独立人格，仅仅是统治阶级男人手中的一种玩物、商品而已。
1949年10月，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11月，毛泽东主席即下令取缔北京的娼妓业，随后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实施，彻底涤荡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污秽，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新风。到60年代初，性病已在中国大陆消失。
可是有谁想得到，“改开”以后，娼妓业虽然在表面上并未开禁，然而，神州大地早已黄毒泛滥，社会风气大坏。精英们为与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接轨”，修改法律，对非法的性关系来一个“不告不理”，实际上打开了卖淫业的大门。据“维基百科”《中国大陆的性服务业》称，中国大陆的“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万亿人民币！可见其危害之烈。
二“赌”：
赌博，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在“私欲”的主导下，就会有人去玩赌博。由于剥削阶级意识作祟，新中国前30年虽不能说已使赌博现象绝迹，但公开的、大规模的赌博现象早就不复存在。
可是“改开”以来，一切曾经消失的旧社会弊病，全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赌博现象自然也就不能例外。政府除了开放限制性的体育、福利彩票业外，澳门特区已是允许合法赌博的中国领土。
据境外媒体报道，一些腐败官员、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出于私欲的贪婪，均热中于此等游戏。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成了澳门各个赌场的贵宾。如今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已超过了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3日文章披露，仅上个周末就有大约17万中国内地游客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赌博。（见《参考消息》2011年2月15日）
中国大陆周边，只有西北边境赌风未起，其它各边已形成「四面围赌」之势，每年因赌博外流的人民币资金达6000亿元！
中国内地地下赌博业更是呈蔓延之势。境外赌博集团，通过内外勾结，以赌球、六合彩等多种形式进行。赌博，不仅极大地毒害了社会风气，更败坏了中国官场的吏治。
三毒：
毒品是近百年危害中华民族最烈的灾祸之一，它长期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让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鸦片战争就是由此物所引起。
新中国建立，与解决“黄”、“赌”等社会积弊一样，毒品问题在1952年就很快就得到解决，此后毒品在中国土地上绝迹。
可是“改开”以后，自1979年发现首例毒品起，毒品问题迅速重新在神州大地泛滥起来。为了对付越来越严重的毒品问题，1990年11月，国务院下属11个部委组建了“禁毒委员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私欲的膨胀极大地孳生了毒品问题。随着对毒品违法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毒品被查获在我国边境地区，境外毒贩为逃避打击，勾结境内不法之徒，变“境外生产，境内销售”为“境内生产，就地销售”。国内制毒案件明显增多，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不断升级，并向职业化发展。制造的毒品有冰毒、氯胺酮和安眠酮等。
据研究毒品问题的专家陈贝帝编著的《中国吸毒调查》一书披露，我国吸毒人数从1991年的14.8万已经上升到2004年的114.04万人，这还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估算，中国吸毒人口已近千万！
毒品不仅危害吸食者的身体健康，毁损整个家庭；而且必然会引发社会犯罪的一系列刑事案件，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黑”：
黒社会也是私有制社会的一个恶性肿瘤。在近代中国，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可是黒社会势力始终不倒。只有到了新中国，这些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才得以彻底清除。
可是“改开”以来，黒社会势力又逐渐形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的黑恶势力往往同腐败官员相勾结，互为表里，称霸一方。他们一手遮天，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从欺行霸市、坐地分赃，到拐卖妇女儿童、强收保护费，直至卖凶杀人。已破获的著名的如厦门的赖昌星走私黒恶集团，重庆的文强黒恶势力集团，均有政府官员作后台。
今年９月１日，北京召开了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有记者报道：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三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13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在侦办涉黑案件过程中，共成功破获命案419起、伤害案件1088起，还破获了一大批涉枪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
从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中，人们足可以看出，黒恶势力问题已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五“贪”：
贪腐，本是私有制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随阶级社会私有制度的形成同时孳生的，中国从夏朝起就出现贪渎现象。据《春秋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定为“贪墨”的贪官叫羊舌鲋，这是见诸史书的最早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贪官不仅数量越来越多，其贪渎的数字也越来越大，最为著名的贪官为清代乾隆朝的大学士和珅，总计为官30年，敛财白银竟有3．5亿两，相当5年国库收入！
新中国头30年，中国可谓创建了世界最为廉洁的政府。除了1952年发生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以外，此后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贪渎案件。
可是，“改开”以来，干部队伍彻底变质。焦裕禄、孔繁森去了，代之而起的是21世纪的和珅、琦善之流。政府官员的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其数额越来越大；且屡禁不止，被民间戏称为“前腐后继”。如今听到贪渎上亿数字的案件已不是新闻，其官员贪腐的面越来越广，上起部长、省长级别，下到基层芝蔴绿豆官，各个层次都有，大有让人见怪不怪之感。
仅以最近看到的案件为例，今年6月，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贿和徇私舞弊案，其贪渎的总金额达2亿多元！7月，原苏州市副市长，利用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08亿元！
有贪必有腐。许迈永人称“许三多”，即钱多、房多、女人多。在法院对许迈永的宣判词中，他拥有99个情妇。其实，这还不算多，笔者最近看到的一个案例，前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徐其耀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可是他包养的二奶竟多达140多个！（其贪腐水平早已大大超过了清代的和珅！）
更为令人惊心震撼的是2006年的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九届人大常务委员、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案件，他涉案贪渎的金额高达5.9亿元，在全国各地拥有320套豪宅，并行贿了数十名中央高官。后鉴于他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受贿、腐败事件的内幕，并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追究，给予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务委员职务，以及留党察看二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
罪恶之三：让民族经济衰亡
如果要问新中国头30年在经济上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简要的答案应该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完整的民族经济——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为中国的“四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中国已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忧虑的经济体，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第六大工业强国。
“改开”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企业改制”。通过“改制”，国有资产大批流失，公有经济很快消失。一些参与“改制”的官员、企业领导迅速暴富，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而广大工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岗！
举一个实例。经过“改制”，曾经全国闻名、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一下衰败。前不久，该厂一位退休职工给长春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一名当时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菜’。”（赵涵漠：《〈钢的琴〉：记述不该被忽略和忘记的人》，见2011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
全国究竟有多少工人下岗？谁也不知道。清华大学一个专门研究“下岗”问题的课题组，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28万！”（摘自《报刊文摘》2011年8月8日）
“改开”几十年，中国搞了私有化，“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其后果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被摧毁了，甚至连经济主体的民族属性也不断衰亡。
早在2007年6月，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曾写过一份名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的研究报告，该文以铁的事实表明：自“改开”以来，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全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高梁在文中写道：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些税金，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现在，又是4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情况是改善了呢，还是更为严重了？结论是人所共知的，是更严重了。
当前世界的主要跨国公司，无一不在中国得到巨大的发展。包括微软、英特尔、IBM 、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富士通、宝洁、惠普、联合利华、诺和诺德、SUN 、通用汽车、大众汽车、松下、东芝、北方电讯、雀巢、阿尔卡特、拜耳、米其林轮胎等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不仅每年在华攫取数以十亿、百亿计的巨额利润，还通过独立的研发机构，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垄断技术优势，从而牢牢控制中国经济。可是30年来，除了几个国家垄断行业，中国自己并没有培育出能与上述著名跨国公司比肩的大企业；相反，各行各业原有的民族品牌几乎丧失殆尽。
2009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一次讲话中披露：在中国汽车、化妆品和家电等消费品领域，外国品牌和进口产品分别占据了中国市场的70%、75%和50%的份额。截至2008年，中国整车汽车企业130多家，其中几家大企业都已与外企合资，自主品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不足30%，在482万台轿车发动机产量中自主产权的仅占24.5%。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轮胎中，68%是外企生产的，在中国国内销售的汽车，外企也占半数左右。
2009年3月，国内品牌在LE D液晶电视市场占比曾一度高达72%。但是，到6月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外资品牌在LE D液晶电视市场的份额从3月份的28%增长到89%，而国内品牌所占市场份额却跌至11%。
在医药业，美国药企所占市场份额达到了64％；国内名列前十的药企加起来，只占整个市场份额不足5％。
另据权威部门透露，我国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含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65％，有些地区甚至达到80％到90％。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含外资）在GDP中的比重约占65％。
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甚至垄断中国经济，实质上就是中国经济沦为外资的奴隶，是国家根基的垮塌，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表现。
“改开”精英们对国际资本如此大放地不加控制的“开放”，导致民族经济的不断衰亡，所有稍有良心的中国人自然会提出质问：中国经济的民族性还要不要？外资企业究竟是姓中还是姓外？
面对这一触及核心问题的质问，精英们根本不与你论理，却来一个强词夺理：
“所有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它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它们研发的产品都是中国创造，都应该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
不错，“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你可以给予它以“国民待遇”，可以像对待中国企业那样予以“一视同仁”。但它仍然是外资企业，什么时候成为了“中国企业”？
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只要它的产权关系没有本质改变，它永远只能是外资企业。硬把外资企业说成是“中国企业”，这是故意混淆视听；硬是把外资在中国开发、生产的产品真的当作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如果不是白痴的幻觉，就是十足的诡辩！典型的恬不知耻！完全是汉奸、买办的逻辑。因为汉奸、买办们早就在认知上把中、外“同一”了！
君不见，中资企业想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外国搞一次收购是何等的艰难！为何每每眼看收购就要成功的案例，最后终又遭到这些外国政府的封杀，动不动就是危及其“国家利益”？！难道只有外国有“国家利益”，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国家利益了呢？
不管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民族经济，只会有殖民地经济。一个国家没有了民族经济，就是失去了脊梁，就只能成为外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附庸，除此以外，岂有他哉！
罪恶之四：让国人民族精神丧失
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恶果，莫过于让国人的民族精神丧失。
“改开”30多年来，表面上GDP增长了几倍（暂且不讲它是怎样实现的），但我们国家、民族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诸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私有制恢复，道德败坏，等等，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丧失，以致私欲膨胀，物欲横流，崇洋迷外，民族自尊心异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彻底崩溃，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是贻害无穷，祸害子孙！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民族存在，只要国家还存在一天，就必然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需知民族主义是民族生存的基础，爱国主义更是立国之本。
可是，“改开”以来，为了在中国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精英们主动迎合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大搞崇洋迷外，竭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西方渲染成是自由的天堂，把社会主义中国污蔑为专制主义的地狱；把资产阶级的外国吹得天花乱坠，什么都好，而把社会主义中国贬得一无是处，什么都坏；国外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习俗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习俗一切，全是坏的。一句话：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改开”精英们通过长期喋喋不休的鼓噪，形成一种崇洋迷外的世风，进而毒害了人们的思想。
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河殇》的推出，它以“反思”历史为名，竭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并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大肆播放，流毒无穷。《河殇》通过在全国主流媒体的传播，通过它那特有的艺术语言，几乎诅咒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黄河——是暴虐与灾难之源；黄土——是贫困与保守之根；革命——就是暴乱；黄种人——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世界上最最愚昧不可救药的芸芸众生。
《河殇》创作了“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这种文学概念，杜撰了一部世界史。硬是胡说西方的殖民掠夺与殖民主义扩张，是“蓝色文明”的“积极进取”，是一种“进步”；硬是贬斥中国不向外扩张、热爱和平，是“黄色文明”的“保守”、“封闭”与“落后”。
《河殇》还硬把中国文明归结为“农业文明”，把欧洲文明归结为“工业文明”，这十足是崇洋迷外的胡诌。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其实，人类发展只历经过三个时代：
1、长达二、三百万年原始社会的“原始经济”时代（由以采集、狩猎为特点的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构成）；
2、长达五千年之久古代、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时代（由农业和手工业和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商业构成）；
3、三个世纪以来近代的“知识经济”时代（由机器问世和以计算机为标志的近代经济体系所构成）。
显然，“农业文明”实际上是古代、中世纪时代的一种文明；“工业文明”则是一种近代文明。谁能证明欧洲人在漫长的古代、中世纪岁月里不存在“农业文明”？要不他们怎么生存下来？需知中世纪的欧洲都是生活在一个个各自封闭的封建庄园里，这不是农业文明是什么？难道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就一直生活在“工业文明”之中？《河殇》把农业文明的“专利权”凝固给中国，而把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专利权”注册给西方；这是一种无知吗？不，这是为了搞崇洋迷外的故意歪曲。
诚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特别长，“农业文明”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不应该一笔抹煞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更不容忽视中国到1956年时，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的比重就远超过了农业比重的这一事实。因此，近、现代中国文明里同样包含着“工业文明”。
《河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未能受到应有的批判，促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中国进一步泛滥。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改开”的深入，大搞私有化，反共、非毛，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史的思潮公然占据舆论主体，于是什么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之流，一一登场，小丑跳梁，群魔乱舞，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从此，是非颠倒，怪论迭出，汉奸、卖国言论公然登堂入室：
圆明园罹劫，这完全是中国人的自作自受，“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袁伟时）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中国古代史，全是“一筐烂柿子！”（袁腾飞）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刘晓波）；
更有一些人公然为大汉奸汪精卫鸣冤叫屈与翻案的；（如赵无眠）
……
够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崇洋迷外，反共、非毛等思潮的风靡下，毒害了一批批赶时髦的青年人，迷茫了一批批“随大流”人云亦云的糊涂人，更孳生了一批批只求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买办、走狗和形形色色的奸人。
现今的许多年轻人，脑子里已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一己私利，只求留洋出国，追求个人的“幸福”——直至留在国外，做个“外籍华人”；请问：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现今的国家干部，已纷纷蜕变为政府官员，许多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人民”两字，有的只是往上爬，“升官发财”——直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为换取个人利益，搞里通外国，甘当外国人的奴才、汉奸；请问：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机构还能不腐败吗？
现今的国内许多精英，脑子里已经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有的只是个人的名和利，他们已经奉行当年杜勒斯推行的“世界主义”——去争做“美国公民”，或只愿当没有中国国籍的“外籍华人”，就是不愿意做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改开”30年来，据说中国已经“富起来”，人民生活已夺“小康”，社会“和谐”，堪称“甚世”。可是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庙堂掌权者所无法回答的，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祼官”、社会精英、富人，他们不愿意做中国人，而一心要做外国人？这是为什么？
据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透露，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申报人数，从去年的500人上升到今年超过1000人。（注意，这仅是北京一地！）B-5类签证是美国移民局专门为投资者设立，透过在美投资，外国公民可以获得绿卡。申请者需要在美国进行某项投资或高失业率的地方中心投入至少50万美元，才能获得绿卡。如今，中国移民美国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先前发布的《2008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2008年共有4万来自中国大陆移民加入美国籍。
又据“招商银行和咨询公司贝恩联合发布一份有关中国民间财富的新报告显示”：
“在中国最富有的一批国民中，超过一半的人考虑移民。其中属于富裕阶层顶端、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者中，约27%已经成为投资移民。”
报告还提到，2010年估计占当今中国人口约0.04%的“富裕人士”，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竟占全国的近25%，其中千万富翁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62万亿元！
这就是说，随着这“超过一半”的“考虑移民”的富人，逐步变成为“正式移民”时，中国至少还要向国外流失31万亿人民币的财富！
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这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网上有多份国内名人取得了外国国籍的名单，几乎囊括影视、歌唱、体育，甚至政界一些人物的眷属，总计不下数百人（可任意上网查证，恕我在这里不一一点名了）。各领域有如此众多人物纷纷争做外国人，急着要改变自己的国籍，这总不会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国内化巨资拍摄了纪念影片《建党伟业》，结果有观众发现，有22位“星级”演员竟然都是“外国人”，其中美国籍的有10人，加拿大籍的有4人，其他英国、德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各1人。有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没想到还引来具有英国国籍的“华人”张铁林的驳斥：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人的宽容精神早应该渗透到普通百姓心中，多元化的国籍，并不能成为这些演员不爱国的理由”；“我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管什么国籍。你看这些演员和导演，他们哪一个不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受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民族和国家的精英，他们走到哪里，也都有表达对自己祖国的感激之情的权利。”
张铁林的一席话大概道出了“改开”精英们的“爱国观”：做了外国人，照样“爱国”，政治上有洋人的庇护，经济上仍可以在他“热爱”的祖国赚更多的钱！
国内各领域的名人，理所当然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代表人物，理应是国人的楷模。如今，连这些精英们都做了“香蕉人”（黄皮白心），不要做中国人了，岂不悲哉！
“改开”以来，两极分化严重，多数沦落为穷困境地的人不满，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这些先富起来的各界精英，也不满呢？甚至连做中国人都不愿意了？
仔细一想，也有道理。
搞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是少数人发财致富，大多数人沦为贫困。结果是大多数的贫困者必然对社会不满，成为“不稳定”因素，在国内外反华势力策动下，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随时就可能发生动乱。
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搞私有制，这又必然会使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心有余悸，生怕哪一天国家政策有变。为了保住其财富，他们就不惜背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千方百计地要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国籍，以求成为一个富裕的“外国人”！
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要“发展”，就搞私有化，结果只会产生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的不满会引起动乱；富人的担忧又会把自己“变成”外国人，一走了之。请思考一下，这种靠搞私有化的“发展”，最终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一句话：国将不国！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唐朝诗人元稹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说的是，曾经见过浩翰大海的人，便不再想去见江河湖泊的水了；曾经见过巫山绚丽缤纷彩云的人，便再也不会将其他的云彩当作云了。
对经历过前30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极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他们都亲身体验过作为社会主义祖国一员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是绝不甘心在残酷的两极分化中愿意沦为资本奴隶命运的。
鉴于搞私有化的四大罪恶，其结果必然改变社会主义方向，使整个国家沦为霸权主义附庸，直至亡国灭种。
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么，“覆窠之下，安有完卵”。即使是已流亡到世界各国的外籍华人，也绝不会有好日子过。中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包括希特勒屠犹）正在向这些华人招手！君不见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各地华人的处境，请勿忘记上世纪60年代印尼还多次搞“排华”的暴行！那时还会有什么私人财产，恐怕连小命也不保了。
结论就只能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用毛泽东思想重振民族凝聚力，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走毛泽东时代强国之路！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并不想向外扩张，但也决不容许人家再来欺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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