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梁：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生态文明前沿理论范式研究
——徐显明的生态文明理论评述
2011年09月21日16:4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高校协同创新计划为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提供战略平台
今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胡总书记的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当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为大学与科研机构加强协同创新、走可持续发展创新之路指出了方向，贯穿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之中。
协同创新，指内外部组织各行为主体或资源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内在动力和有效沟通，通过构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的共享平台和分享机制，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创造新生事物的过程和活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协同创新，有利于探索建立适合于不同类型研究、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构建一批相对独立、集人才培养和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有利于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与体制，重点突破制约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障碍，打破高校与其它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这既是高校真正成为知识创新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试验田、扩大开放桥头堡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与科研院所整体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
高校与科研机构基于人类社会共有风险而进行的协同创新行为，是协同创新主观能动性的更高表现形式，也是协同创新主体更高的精神境界和科学的世界观。成立于2007年的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成立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一所具有“大学”水平的“应用型”生态文明研究机构的准确定位，瞄准生态文明前沿理论阵地的重大需求，始终坚持并大力推进与山东大学的协同创新，吸收并创新了我国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和生态文明理论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创性、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山东大学哲社、经济、环境工程和法学等学院及其学科的综合优势，努力作为，经过数年探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上，完整架构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雏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主体上，构建了“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现代生态公民责任观下的“政产学民四位一体生态文明创建及其运行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实践上，开始构筑中国生态产业自己的“卡伦堡”案例。
二、四个文明协同发展体现了构建生态文明的系统观和方法论
生态文明是党在十七大报告中确立的崭新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创造性贡献。科学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应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明构成体系的和谐性和统筹性。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定的文明是建立在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物质生产--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因而生态文明必然内含与之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后，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部署，整体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文明体系的构成表明，“四个文明”的协调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基此，在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上，不能就生态文明建设孤立地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整体观、系统观的方法论，在四个文明的和谐共生、相互统一中寻求突破。
2004年年初，在“生态文明”这一术语还令全社会相当陌生的背景下，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教授在全国两会上就呼吁“国家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时，应加大力度建设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徐显明说，物质文明主要解决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精神文明主要解决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解决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而我们正着力建设的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则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一种更为高尚的发展目标，这四种文明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徐显明的这一论述，首次将生态文明提议为应当上升为第四种文明的国家战略；科学破解了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阐述了四个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指出四个文明在整体上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2009年末，笔者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台上将、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理事长陈寿朋和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徐伟新共同发起主编《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丛书。丛书开宗明义就是要按照四个文明的协同关系，破解“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个核心议题。张文台上将在丛书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论---领导干部需要把握的十个基本体系》一书中，辩证分析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提出要从“坚强的组织领导保障体系、完善的政策导向体系和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三大体系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政治文明的支撑；要从“绿色的生态经济体系、现代化的绿色科技支撑体系和规范的绿色企业运营体系”三大体系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物质文明的基础；要从“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体系、跨区域的交流合作体系和国际化的交流合作体系”四大体系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精神文明的动力。目前，十个体系的论述，基本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为怎样具体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战略支撑。
按照“四个文明”协同发展、相互给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方法论，在2010年出版、由笔者所在中心承担的环境保护部课题--《生态文明简明知识读本》，首次从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入手，发表论点认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中心”，以“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与生物生长的规律为依据，进行经济活动的产业。它把国民经济的产业活动放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形成了生态产业的结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服务业。这一论述，为未来人类迈步生态文明社会的巨系统提供了想象空间，使人们意识到，生态文明完全有可能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人类面前，并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三、四位一体协同作为明确了由谁来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论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第四种人类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形态。但应当看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要求，更是现代化发展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巨大代价的幡然悔悟。我们用30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却在我国集中显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环境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句话，在今日我国，不改变“挖地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要说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就是当代人眼前最基本的利益也难以维系。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区域，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卫生的食品，已经成为奢望。从法理角度讲，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源于环境权观念的缺乏；二是源于环境正义观念的缺失。从公正和从善的角度对待环境，人们不仅应当享有环境权，而且环境权应当是一种普遍权利和基本人权。作为一种权利，它更应关乎环境正义的更高命题。环境正义的法律要求就是环境义务。生态文明观在法律上的要求，落到实处也就意味着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
2008年底，《人民日报》撰文刊发了徐显明关于中国30年人权路的观点。徐显明说，只有制度上的人权才是根本性的人权。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权入宪有三个意义：中国的人权保障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和广泛性。人权主体，不再只针对公民，而是从公民扩展为人人；人权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权入宪，人权体系发生变化，没有列举的也要保护；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的基本义务。这预示着国家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徐显明建议说，未来修宪时，应重构我国的人权体系。十七大报告中已出现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权等，也应列入。如把生态文明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话，还应增加环境权。
环境权是人的重要权利，高举生态文明旗帜，才能切实保护和捍卫自己的环境权利。正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下，2009年初，笔者发表的《山东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章，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现代公民生态责任观，并在此后的理论探索中逐步引入了“生态公民”和“生态人”的概念。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生态人”除了具备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不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生态文明，人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文明，任何细胞也难以独善其身。任何社会组织、单位、集体和个人，都必须守得住生态文明的道义底线；如在餐桌上肆意浪费的消费行为，就是极不文明的体现。按照“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现代生态公民责任观，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有行动的道义和行为的感召力，率先并连续在东部沿海大省山东举办了四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山东）生态文明建设论坛”，受益听众数千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高度评价称“论坛宣传普及了生态文明知识，为我国社会各界生态文明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成功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取义为“生态中国”的“中圃”商标一枚，使之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科研领域的首枚商标；中国铁建集团总裁赵广发和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马纯济积极参与由笔者所在中心承担的环境保护部课题的另一课题--《企业环境保护知识读本》的主编工作，提出了真知灼见；至为重要，就是确立了“政产学民”四大主体协同创新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平台和机制。
党政机关、产业企业、学术团体和社会公众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建设生态文明，走好生态文明的路，需要“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现代生态公民责任观下的协同创新，没有政产学民四大主体的协同创新，没有各个环节的密切合作，作为文明主体的社会公众既不可能意识到、也不可能享受到这样一种新型新近、文明健康的生存生活方式。基此：政府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要转变干部政绩观；企业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善于承担社会责任，自主开展各种环境保护行为和社会公益活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要发扬学术团体的独立的学术精神，真正恢复学术团体应该具有的独立、求真、公正、引领先进文化的学术精神；民众需要培养生态公民的主体意识，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意识和生活方式，倡导生态文明观念。
四、生态产业示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观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受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示范效应”。建设生态文明，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可能要管数百年，但须臾不能止步，否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生态文明观念于全社会尚需要大力普及的背景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最为紧迫课题的大背景下，通过生态产业示范的协同效应，可以促进生态产业的繁荣，进而形成生态产业的生态链条，最终引发生态产业的全行业革命，并基于生态产业的变革而引起人们一系列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和消费模式的连锁式反应。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对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底，钱学森发表了《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农业、林业、草业和沙业》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跨度上，将当时已经出现的以信息产业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界定为第五次产业革命，提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问题”，“我们不但要迎接第五次产业革命，而且要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补课”，“要预见到第六次产业革命”；钱学森同时深入透彻地说清了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得以成立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将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发生的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并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将要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二是明确界定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生物技术。他甚至非常明确地说：“科学研究中的又一大课题是发展新技术革命的生物工程技术，如细胞工程、酶工程、遗传工程等”。笔者认为，生态产业的发展也是这样，要迎来一场巨大的产业变革，它将直接敲响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大门。
蒋家庄是山东平邑县卞桥镇的一个中型行政村。以前，这个村以经营传统农业为主，信息封闭、经济落后。2005年以来，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德国、法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落户蒋家庄村，成立了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与研究站联合成立了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农业专业委员会，并成为中心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经过6年农业艰苦实践，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在彻底停止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技术6中有害农业技术后，成功将低产田改造成了吨粮田，单位土地面积收入大幅度提高；村民不再仅靠种植创收，而是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作物秸秆发展肉牛养殖，促进种植业，逐步朝秸秆—养殖—沼气—农田良好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生产出近20种有机粮食和蔬菜，在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得到了实惠。该成功案例预示着，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生态文明思路创新农业科技，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全球率先实现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办法生产健康的食品。
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建设生态文明，但生态产业的典型示范却不是中国的，它是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共生体，也就是被誉为世界生态工业园建设典范的卡伦堡生态园体系，它的产业共生模式包括：发电厂燃烧着炼油厂排放出来的废气；炼油厂将其冷却水分享给其它公司，如此可减少整体用水量达25%；水泥和填补道路的生产者利用当地清洁发电厂所排出的废物(石膏)。从发电厂产生的额外蒸汽用来供养鱼场、临近公司和镇内许多家庭加热之能源使用。制药厂所产生富含养份的软泥，被当地农场用来作为肥料。
这是一个被业界称为近乎完美的生态工业园。中国当然也有，但缺少一个以软文化形态走出去的平台。近期，徐显明发表演说，点评了邹平和邹平的西王集团。徐显明说，邹平这个地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要高于在国内的知名度，邹平是世界上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窗口。20世纪30年代就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因为当时邹平有乡村建设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治家始终在关注着邹平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前总统卡特。他们为什么要到邹平来观察农村的选举？因为他们通过观察邹平农村的选举来观察中国政治的变化，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以邹平在世界上是一个有着很高知名度的县市。
徐显明同时说，什么是循环经济？西王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把玉米的原料用到穷尽，利用率达到了99%。玉米开始加工淀粉，淀粉变成了糖，各种各样的糖，食用糖、药用糖。玉米里面废弃的东西大概在最初的时候是玉米芽子，玉米芽子肯定有更高的价值，果然被他们发现了，用玉米芽子生产出食用油来。生产玉米油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水，要用水蒸气把玉米蒸开。水变成了废水？没有。他们将废水又用于冷却钢厂。冷却之后，水的沉淀物又拿来做成了肥料。这个农村使用的所有肥料都是自己生产的，不光自己用，现在每年还要大量地销售到外面去。
五、结语：推进协同创新，为人类生态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是新型成立的机构，发展时间还很短暂。全部在编人员尚不足6人。但是小中心却做出了大文章。新华社发表内参通讯指出：它积极探索“政产学民”四位一体建设生态文明运行机制，成功走上了生态文明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轨道，助推山东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通讯指出，中心积极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战略联盟，通过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技术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实践，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日臻完善，起到了积极的协同示范作用，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通讯指出，产学研结合催生的生态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使得“小基地”发挥出“大示范”的效果。这个小基地就是蒋家庄村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通讯最后总结指出：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产业示范，以及连续四年发起举办了高层次的中国（山东）生态文明建设论坛，使山东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从面向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建设论》到我国第一本面向全民的普及型读本《生态文明简明知识读本》；从指导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生态文明城市》到产学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的典范读本《企业环境保护知识读本》，以及面向未来人类社会转型的《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中心的出版著作和学术成果稳居全国首位，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智囊平台。
上述这些成果的取得，法宝在于协同创新。正是小科研机构主动寻求与山东大学的协同创新，才使小机构有了大靠山；反过来，山东大学生态技术与环境工程、生态哲学与社会发展、生态产业与低碳经济、生态文明与中华文化、生态文明与环境资源法、生态旅游、生态艺术与生态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在这一平台上，彰显了山东大学“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百年传统，使新时期的山东大学率先走上了绿色大学的发展之路。综观徐显明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调，就是原创性、标志性的创新性理论成果；纵观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更多体系丰富和完善了理论家所提出的原创性和标志性成果；他们协同创新共同丰富和完善着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建设和实践探索。
积极推动大学与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协同创新，已经成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高等教育曾经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不竭的知识动力。同样，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现代大学的不懈追求。大学不仅孕育了环境科学、生物性保护、城市规划等学科，以理性知识塑造和规范人类的行为，也为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仍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仍将把与山东大学的协同创新作为首要战略要务，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宽阔的胸襟，以更高的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思路，围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环保、疾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性问题，深化国际合作研究，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研究与前沿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努力创建并倡导一种人与自然、消费与生产、物质与精神、国家与国家、政治与文化之间和谐相生的新关系，并在这种新关系中建立一个生态化、智能化、低能耗的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并为人类社会共享的新文明。（系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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