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行为虽然遭到了美国政府的疯狂打压，但是，觉醒的劳工大众并没有因此退却，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吸血如命的资本家面目，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告诉玩弄资本的大腭：以新自由主义为向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必须检讨，必须选择退场的时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无数先烈鲜血和生命打造成的智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可以超越时代面向未来的新兴政党。人类近几百年一次次危机无不说明一个实事：资本主义制造危机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
21世纪之初的这场全球危机又再次清楚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犹豫不决，不能再拒绝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能再错误地跟随资本主义的脚步，中国学习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必然是死路一条。
美国和欧洲把非洲搞乱了，把中东搞乱了，又想把亚洲搞乱，其目的何在？不正是转嫁危机吗？不正是想让落后国家为其承担痛苦吗？然而，千算万算也算不到美国人民开始大闹华尔街，不闹也罢，一闹就掀开了美国民主的黑盖头，警察以“游行未得到批准”为由抓捕群众，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任何反动的力量，如果激起了群众的怒吼，最终都是要面临失败的。
中国怎么办？中国共产党怎么办？敢不敢在危机的世纪之初再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意识形态的争论？敢不敢再次担当社会主义旗手的角色？敢不敢直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一所社会主义学院？敢不敢让社会主义制度在美国开花结果？
在华盛顿建立一所社会主义学院，比在全世界开设10000家孔子学院都更有积极意义，都更具拯救人类的光辉。
一、意识形态需要争论
在“冷战”时代，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意识形态的对立达到顶点。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社会制度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再是主题，更不是对抗的焦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当社会主义阵营被瓦解以后，资本主义阵营需要以一种新型的隐性的意识形态来占据原社会主义国家阵地，“市场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化浪潮、私有化浪潮、新自由主义、社会制度”等等都是新形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多方位、多层次的意识形态之争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西方国家的陷阱之中，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也为经济服务，美国在这个方面运转得最为得心应手，他们一方面要求世界各国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多种多样的新意识形态之争。
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上，过去东西方之间有很长时间的争论，直至苏联的解体才得以淡化，淡化不意味着彻底消失，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长与短”之争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济危机不能断定就是资源本主义的短，当然也不能夸大社会主义的长，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经济体制优缺点都有重新探讨的价值，在中国尤其重要，“完全市场化和自由化”是某些经济学家近些年来极力鼓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计划”成了中国无人敢提的“恐怖名词”，谁提计划，谁怕戴上开历史倒车的大帽子，谁将被沉入底部而失去话语权。“自由化”是另一个极力吹起的气球，自由化思想的最典型体现是要求无原则开放，有认鼓欢：谁不开放谁死。仿佛只有全方位开放，才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胜利者。但是，全球性危机告诉我们：不管是“市场和计划、开放与封闭”都不是万能妙药，都有其长处及不足，鼓吹者肯定只挑选对其有利的一面，而把不利的一面抛给弱势一方， “贪婪”永远是资本的目标，要满足自己的贪婪，利益从何而来，这的确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中国人不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要毫不避讳地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然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有勇气宣传其长处，当然，也不能鄙视资本主义的长处，宣传社会主义并不意味重新搞意识形态的单一斗争，而是要将不同社会制度中好的机制拿出来供全人类享用，避免下一次更大灾难的来临。中国人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时不要羞羞答答，要理直气壮，根本无需加上一个“特色”，中国就是要走典型的社会主义路线。
今天的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单纯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是由五个主题合成的新型主题之争，这五个主题是：市场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化浪潮、私有化浪潮、新自由主义。近几十年来，充斥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热点话题从来都没有离开这些方面。
私有化浪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几乎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实体基本上只剩下名义上的社会制度，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论述的框架，现在甚至连影子都很模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世界对私有制的盲目迷信，许多国家还在寄希望彻底私有化解决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繁荣，美国是一个非常彻底、非常典型的私有制国家，然而经济危机正是由它引起并扩散的，私有制的贪婪是危机的祸根和源头，继续用贪婪的方式解决危机，下一次经济危机其实并不遥远。
消费主义是当今时代一种比较流行的新意识形态渗透，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以逻辑的方式来论证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经济体制或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以此作为广大民众政治共识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是权力合法性的建立和权力正当性的阐释，因此它的做法主要是说教和强制性的灌输。这种激进意识形态主张以激烈的方式摧毁旧传统与旧体制，它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极端强调彼此之间势不两立。但是，随着新危机时代的来临，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走向式微是有目共睹的，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各个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特别是各国及各大跨国公司争夺世界市场的结果。个人主义、消费至上会得到财富作为报偿，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都被带入到通过消费赢得财富的轨道。比如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不懂花钱就不知道赚钱”的理论，实际上这种理论永远只适用于个别人，不可能适用于全社会，中国的80后和90后正是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学会了花钱，但多数人并没有学会赚钱。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也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有紧密联系，“买房是一种消费又是一种投资”几乎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这种理念最开始是谁灌输的？当然是美国人和美国培养的中国人，他们通过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渗透法把中国的经济引入到一个歧途，让中国经济被死死地被绑架在一个低质而且没有科技含量的破车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还远远没有结束，它将继续毒害中国。
全球化浪潮看起来是一种纯经济概念，其实错了，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也是意识形态之争，历史上的全球化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按马克思的观点，早在15世纪，人类就开始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个新名词，它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成为流行术语是1995年以后的事。“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被西方社会吸纳进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为什么如此迅速敏感地接受“全球化”概念？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所谓的“全球化”不正是西方化吗？不正是资本主义化吗？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深入推进可以实现其主导世界的政治目标。美国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就有这种考虑，比如中国加入WTO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美国深信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最终要导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将中国的未来发展纳入美国预设的轨道是其既定的目标。全球化作为西方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它有两个基本理念：一是强调市场至上，由此推导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必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接受市场至上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必然会导致一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二是主张实行全球治理，即认为国家应该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私人组织等全球行为主体共同协作，解决全球问题。但是，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全球治理很可能不过是一件理想主义、举世归心的外衣，下面隐藏着最狡诈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如此，这个主张对中国的危险还在于，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个主张的进一步逻辑推演就是“国家主权有限论”以及国际干预的合理化，中国的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就走入了这种不合逻辑的思维怪圈。
市场主义被应用于意识形态之争早已有之，而把这种理念完全贯彻到中美两国的实践中还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美国成功地利用市场主义推翻了中国的计划主义，中国目前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普通理论研究人士，都进入了用市场解决一切矛盾的圈套，政府通过市场化解决眼前矛盾，研究人士通过鼓吹市场化迎合资本家的无限扩张，“完全市场化”已经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年轻政治人物的政治抱负，这种趋势很危险，过度地市场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度会越来越深，对政府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过度市场化导致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一个十三亿多人的人口大国，一旦财富完全被少数人操控，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大多数人不信任市场主义，肯定会引起新的对政府执政合法的质疑，因为中国高调宣传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国情如果看不到任何社会主义的影子，那么用《宪法》来表达诉求的人会越来越多，颠覆市场主义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有几点：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学说是由英国的产物，但是把这种学术运用得最娴熟的是美国人，美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界利用这种学术吞食了世界人民的巨额财富，不过最终也把自己的脚砸痛了一回，对中国而言，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决不是经济受到侵害的问题，而是全方位受到威胁，中国已经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布满了“自由主义”的印记，个人主义摧毁了中国各个行业的集体精神和团队精神。一个没有规则及无法执行规则的社会放任资本家的贪婪发展，压根也找不到“人都是理性的”的判断，人可以理性，但是，在财富面前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理性过，大多数人中国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部下都被金钱击倒。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世界一流的政府干预能力，市场被安全的稳定在设定范围，但是，现在这招不灵了，大家都一知半解地说“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当绝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政治人物）明白政府的责任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市场踢出去了，根本无法主导利益集团的私有性，房地产的恶性膨胀只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恶性循环的一个缩影，在以后的生活中，中国将随处可见政府的无助和人民的悲伤。新自由主义本来是经济概念，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美国会继续手持“自由主义”的大棒在世界范围内叫嚷，用“自由”麻痹世界，用武器换回资源，用一切手段消灭社会主义。
综合起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随着危机时代的开始再次走向一个新阶段，中国曾经有过决心坚定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产生几十年的犹豫，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未来不可避免的又要考虑到底怎么走的问题，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全盘西化，解决不了中国问题，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恐怕在相当大的精英范围内得不到认可，甚至是抵触，普通老百姓又无法主导意识形态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选择题，如果人民能够推动这种进程的话，专家著书立说引导人民起来讨论也许是较好的方法之一。
笔者在推广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与其他人不太相同，本人不太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给大家上课，经常用自己的生活常识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专门研究社会制度的那些学者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往往跳不开理论框架，而本人则不喜欢太多的去纠缠理那些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也不愿意听的理论，只想用最简单的说法告诉两种制度的本质：有100个人要吃馒头，每天最多需要500个，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制造600个馒头投放市场，20个富人买走500个，留100个给80个穷人，富人吃不完，穷人吃不饱，富人会把一部分扔掉，一小部分会施舍给穷人表示“慈善”，让穷人感恩戴德；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就生产500个馒头，每人分5个，既不用扔掉，也不需要施舍，养活了人又减少资源浪费。
中国人其实不缺少社会主义思想者和执行者，缺的是继续深化这种制度的政治气氛和勇气，回避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价值理念方面的旗手地位，中国现在也许很难用一种什么纯“主义”来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思想理念的国度，是一个价值真空的国度，有一种典型价值荒漠化的表现，为了逃避与资本主义的较量，模糊社会主义根本立场，中国不能走非“资”非“社”的道路，不能搞“制度虚无主义”。
危机时代，也许不可能单纯用姓“资”姓“社”来划分敌友，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必然的，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如果再争论三十到五十年，新一个时代或许就要来临，那时，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候了。
二、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光明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人类必须跨入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无论遭遇多少波折，最终的方向是不变的，中国曾经坚定过，也怀疑过，未来也许还会犹豫，不过，最终还是要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中国社会主义一定会成为世人效仿的优越制度。
在“冷战”时代，世界两大阵营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争论，苏联被公认为当时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和领导者，苏联自命为“东方集团”的领袖，有社会主义盟主的架势，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认这一套，曾公开质疑苏联的路线和性质，还斥之为修正主义，中苏在领导权的争夺上有过白热化的阶段，即使中国最后都没有真正意义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领袖，但是，却赢得了比苏联更大的意认形态之争的成果，世界上真正接受中国的国家比苏联更多，接受的时间更长，认同的领域更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并执行，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整个世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是这面旗帜的主体。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意识形态争论真空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争论，两大阵营之间也没有争论，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消失，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落后制度要被淘汰，实事上，社会主义的暂时休眠只不过是人类认识问题的暂时休眠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未来仍然是最光明的，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
世界怎么办？资本主义的五大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没有反击之力？中国能不能捅破“新意识形态”之争的本质？能不能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悲观地看，中国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已经被清洗得差不多了，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很容易受到金钱的收买。乐观地看，中国又非常主动，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教育了众多的被迷惑者，他们不再迷信资本主义的教义，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展示出朦胧的觉醒，他们正在努力找寻渐行渐远的社会主义，也许当他开始碰触到社会主义的身体时，他们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会波及到整个社会，这样的效应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所在。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在二十一世纪充当社会主义旗手？
首先是中国自身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如果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该事物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同时又因其各自性质的不同，而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由于事物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的矛盾性质的不同，矛盾斗争的特点和方式的不同。如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离开事物的矛盾原理，无以考察具体事物应当或将会如何发展和运动。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又是与什么因素相联系的？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是不是资本主义自由思想扩大了中国的现实矛盾？答案是很简单的，中国的矛盾的确源于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解决矛盾就必须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
考察中国到底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非是源于道义上的选择，而只能从当今世界各普遍的社会联系及其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首先我们看，中国在解放后即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周围世界的环境。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命运。周围的环境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已经被走在前面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所包围。然后再看看自己所处的状况，生产力是如此的落后，而且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摆脱这种局面和命运，就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强大的基本制度。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必须具有以下的功能和效用：第一，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生产力的发挥运用到极致；第二，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第三，必须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作用，并持久地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 要做到这些，这种制度就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而绝不能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如果仍然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一是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二是即使求得一时的发展，但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必然会开始社会动荡和不安，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出于秩序的需要，出于本阶级利益的维护，就必然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甚至暴力制服。如果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甚至可能最后导致统治者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国家重新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持续地保障生产力的最大速度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走上工业化道路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这就只有实行公有制才是最好的选择。而选择公有制，就必须是人民民主专政，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充分的、强有力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破坏公有财产和这种公有制度的人实行专政，否则，那个公有财产就必然会被少数人占为私有。公有制，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对少数敌对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就在中国应运而生，只有选择这种制度，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为只有它，才能尽快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最终战胜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和压迫。
二十一世纪，中国还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事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不代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调和不断发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生产关系，这个世纪的第一场世界性危机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性特点，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和统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企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大批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过程变为由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产品也由许多人共同生产。在整个社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广泛发展，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产已经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社会化还从一国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独立运转的系统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模型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分子的庞大”，人口基数是独立经济系统的最活跃分子，在一个系统内部，分子数越多，内能越大，这就会表现出两种趋势，如果这个系统的约束因素太多，系统会趋于冷却，系统能量不足，如果缺少约束因子，这个系统又会发生能量超控制的震荡，很有可能引起系统爆炸，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几乎无约束因子的自由体，不可能规范好中国这样一个大系统，社会主义是一个有计划、有控制的良性制度，它既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又可以保证系统的活性，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十年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稳定性较好，缺点是活力不足，新世纪中国所要树立的新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老版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特色主义”，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控性、稳定性和活力俱佳的新型制度。中国如果想把自己真正打造成世界构造者角色，就必须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良性社会制度，否则，我们拿什么作为进军世界的软实力？
其次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发展的需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社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从此进入低潮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缓慢恢复，但是，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不少国家采取了一种向资本主义逐步靠拢的反向策略，这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心，查韦斯领导下的委瑞内拉显然担当不了新社会主义旗手的角色，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能够担当领导角色的唯有中国，中国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的国家，也是马克思著作出版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如此大规模、广角度地研究社会主义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吗？应该不是，如果仅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未免浪费太大，也更显中国的虚伪性太强，既然中国仍然还相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当然就有勇气把全球社会主义复兴当作一项世界性事业来做。
中国要想开创全球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从政权、政治层面做出创新，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他们取代封建社会以后的确表现出了很多优点，政治、政权,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已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权,创造了一个为保障资产阶级所有权和发展经济服务的相当复杂的政治操作系统,构成这个政治操作系统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二是分权制与权力制衡制度，三是政党政治，四是法制权威，五是舆论监督。这五样东西实际上都操纵在资本主义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们的企业股权掌握在他们选择的经理层手里一样。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功能来看,至少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服务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宏观管理功能随着经济的需要(包括发展的需要,度过危机和困难的需要,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的需要)不断有所改进,并能保证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坏法制的严重事件发生。
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表现得比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制度更好是关乎其命运的重要指标？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整套规范社会文明生活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可能被中国人无情抛弃，更别说当世界领袖了，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国家主张的实质内容更好的价值观？回答是肯的，中国完全可以在揭穿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的同时，执定一整套真正的让人民享有最广泛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大制度能不能做到真正代表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优越性如何体现？法制文明如何配套以政治文明？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好了，中国是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朋友。不但在亚非拉有朋友，而且在欧洲也会有很多朋友。
最后，中国担当社会主义旗手是适应新世纪世界深入发展的需要。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资源而战，也不仅仅只是为领土而战，意识形态的战争仍然是重要选项之一，不要以为“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争论就结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这种争论和对决是持续的，是不可回避的，最终也是要相互替代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未来几十年中必然要与社会主义阵营作殊死搏斗，直到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后的灭亡，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注定是世界的主角之一，也必然面临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问题，中国站在资本主义阵营担当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世界的领袖注定得不到支持，即使中国希望置身事外不排队也是不行的，未来几十年，不排队就意味着出队，就意味着被大国排斥，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可以犹豫不决的时候，要想赢得世界性战争，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担当是不二选择，如果孤军奋战，注定是失败者。
中国要想当好社会主义旗手角色，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脉搏，必须建立一套让世界人民可以效仿的新型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根据人们所处时代的需要,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经由实践选择、改造、发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吸取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它恰恰是终结了“终极真理”的局面,为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的某些论断和结论,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是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内容应当包含：（1）社会主义是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人民必须依据《宪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由无产阶级担当主角；（2）新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资本主义更为发达，如果社会主义只是效仿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注定得不到公认和权威，中国如何超越前苏联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重要考虑目标；（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兼有个人经济的混合经济，允许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竞争，“公有制为主体”是核心原则；（4）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的广泛民主化，力争实现“人民民主”，真正把民主落实到个人头上；（5）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必须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义之上，一个堕落的金钱社会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社会，毛泽东思想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民的最重要信仰之一；（6）社会主义是向世界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性并不能排斥世界的共生性，如果社会国家对世界它国人民是排斥的，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孤立主义，一个能把世界人民和谐统一到一起的制度才能算得上好制度。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遭到严重的挫折，又取得过辉煌的成就。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中国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增长及21世纪社会矛盾的深化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会有新的进展，并且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更加重大的影响。
我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抓住历史性机遇的能力，世界性危机必然也是世界性机遇，如果此时不到美国本土开展社会主义运动，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如果不敢到华盛顿建立社会主义学院就不是真正的共克时艰，只有把标志人类未来和代表人类光明的好思想奉献给美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才称得上世界性政党。
中国共产党，到华盛顿去吧！那里需要你！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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