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正义与自由

民声网（www.mshw.org）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其核心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本人在参阅众多资料基础上，加上自己多年从事宣传思想、新闻出版、扫黄打非等意识形态工作的亲身体会，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欠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具有辩护功能和规范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保持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稳定和完整，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第四是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当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确保共产主义信仰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并愿意为此而努力，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安定社会生活，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目标奋斗。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 　　

第一、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价值导向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体现一个民族或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摧垮了一个民族、推翻了一个制度和政权。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政治安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屏障，是国家安全之魂。正如当代中国左派旗手　张宏良　先生所说的：21世纪的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而在于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意识形态一垮，国民精神一垮，所有武器都将成为一堆废铁，所有人口都将成为待宰的羔羊。　　　　　　

第二、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败。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经济思想、管理观念、社会观念及文化习惯等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经济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破坏和阻碍作用。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和性质，关系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环境，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败。 　　

　　第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社会文化的安全。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灵魂，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意识形态制约和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崇尚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不侵犯，就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安全地位，保证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四、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意识形态安全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意识形态能形成政治认同感，能使社会价值观、政治观趋于成熟和稳定；意识形态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武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起到价值导向、精神支柱和社会整合作用。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保持社会的合力和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要。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继续得到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和统领各项工作；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主流还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在看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主导信仰日渐淡化。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标。然而, 由于诸多原因, 现在这种主导信仰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淡化。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和“北京青年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均表明:“拥有金钱和财富”替代了“为一种崇高的信仰奋斗”, 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比例只有8.8%，选择“入党入团”的比例只有2.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大型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道“有无信仰”的调查题,被调查者回答“有信仰”的只占28.10% 。                             　　

2、拜物崇权倾向日益凸显。由于多方面的影响,我国社会信仰的特点突出表现为: 一是对金钱的无限崇拜。2010年3月，英国路透社和另一机构合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抽样的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民众最相信“金钱万能”，并列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而在两天之后，中国的“环球网”跟着这段消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中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吗”的调查，结果有八成人选择了“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有约六成网民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2010年6月下旬，广东的18位亿万富豪通过网络和报纸等媒体选妻，不到一个月竟有5万多靓女报名参选，这足以说明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二是对权力的畸形崇拜。有相当一部分人深信, 权能带来利, 两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升官就能发财，掌握权力越大, 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就是这样认为：“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看破红尘，对妻子的悄悄话是：“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对一些省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有近1/ 4 的人追求“做官”, 超过1/ 3 的人追求“出名”。　　

3、宗教信仰呈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四大宗教教徒的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发展最快。据网上披露,全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发展到2010年的8000多万（另一说为一亿三千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2%，比8026万中国共产党人还多三四百万，而且还以每天上万人的速度增长，使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巴西的世界第三大基督教国家。贵港市三塘镇长兴村，现全村一千三百人，1978年前仅有不到10%的村民信仰天主教，现85%以上的村民是天主教徒，教堂比学校还建得靓，每到圣诞节比春节还热闹，但最令人揪心的是在读中小学的孩子都加入了天主教，虽说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我认为是在跟我们共产党、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近两亿人, 各教教职人员总数由16 万增加到34 万。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情况极其错综复杂，斗争相当激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不断抬头。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二是鼓吹西方的司法制度，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司法制度，要求取消政法委；三是鼓吹西方的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要求取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四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贬损党的形象，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不满。　　

他们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气焰嚣张，呈持续进攻态势；（2）已经形成队伍，并与我党进行公开对抗；（3）斗争手法讲究，软硬兼施，有的人甚至以党的“诤友”的面目出现；（4）炒作热点，借题发挥；（5）渗透益深，隐蔽性强；（6）渠道多种多样。此外，还有以推进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儒化中国为主旨的新儒学思潮，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等话题的热炒，也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不可小视。 　　

　　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多元化态势体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泛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群众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减少，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干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非马克思主义。有调查显示，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超自然信仰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星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如此种种现象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严峻挑战。　　

第三，对“西化”、“分化”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　　

第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意识形态淡化论”，企图淡化、抹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意识形态中立论”，其实质是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归属，从而否定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3）“意识形态虚假论”，其实质是抹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4）“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不能再以意识形态属性来划分社会形态，从而达到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第五，现实的矛盾和挑战阻滞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是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高。面对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良好的人居环境的现状，使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　　

　　其次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期。收入分配、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城镇建设、占用土地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再加上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管理跟不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等，使得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并呈多发、高发态势，这都从客观上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大众接受的难度。　　

　　第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崭新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1）社会和谐理念的确立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完善其理论支撑功能；（2）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建构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拓展其社会导向功能；（3）和谐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更新其社会整合功能；（4）维系社会和谐的秩序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优化其社会调控功能。　　

　　第七，新时期时代条件的变化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迫切的实践诉求。要求在新形势下，加强对群众接纳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规律（诸如心理接受规律、大众传播规律、信息传递控制规律、主流舆论形成规律等）和方法的研究，单靠行政手段强行进行灌输，效果就会打折扣。　　

　　第八，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　比如，有人就这样说，邓小平理论就是“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三句话；“科学发展观”就是一句话等等，这些都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不但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反而严重损害了理论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第九，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个世俗偏见就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本国执政党在理论上的创新和本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式的说教，而不是科学的理论。这种世俗偏见销蚀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十，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薄弱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现在，尽管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不少，但是在偌大的读物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相反，解《论语》，品《三国》倒是搞得热火朝天，在某种程度上说，近年来儒学的大众化进展似乎更为成功。目前市场上仅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基本上也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依靠行政力量组织编写的，理论界的人尤其是一些大专家、大学者并不愿意做这些普及工作，从而导致市场期待大众化的精品力作与理论队伍无心创作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蔓延滋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会阶层，就会产生他们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各种要求和代言人；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状况，就是这种社会变化和分化的一种客观反映。 　　

第二，从我国对外开放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这无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这巨大的影响。 　　

第三，从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乃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毒害和侵蚀来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第三大部分“（二）表现形式”中的“理论渗透” 部分具体讲。　　

第四，从国际上看。在当代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对立。双方争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识形态作武器，进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除了继续通过传统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外，还特别注重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等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煽动街头政治，图谋“颜色革命”。西方敌对势力积极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邪教法轮功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中国（其中西化已取得明显效果，分化瓦解是最终目标，正在大力推进）。　　

第五，从全球化角度看。当前，全球化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等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垄断性经营，以更加强烈与更隐蔽的方式向我国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甚嚣尘上，严重干扰和破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六，从互联网角度看。现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阵地。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网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传变得简便易行。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通过互联网影响我国群众，使我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互联网已经成为错误思想观点滋生、传播和蔓延的技术条件和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严肃认真对待。 　　

三、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渗透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策略和表现形式　　

（一）策略。美国是一个善于用计的战略大国，　2008年7月31日　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要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中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麻烦，背后都是美国在捣鬼。美国的对华长期战略就是“围堵压制、分化瓦解、拉拢演变”，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还不时地沿第一岛链制造事端，恐吓中国；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美国“和平演变”总设计师、前中情局长、前国务卿杜勒斯1950年首先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思想。杜勒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具有坚定的资本主义理想信念，他决不允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那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身上”的名言。他在《战后国际关系原则》讲话中制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　　

“我们要在共产党国家里播撒下混乱的种子，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国家内部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的盟友和帮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民族，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走向毁灭、并最终让它的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归于泯灭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我们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了解和描写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色情、暴力、虐待狂、背信弃义，总而言之是一切伤风败俗思想的艺术家。我们要在他们的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让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共产党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共产党的憎恨等等。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娴熟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培养出来，让它们花繁叶茂，蓬勃发展。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境地，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并找机会诬蔑他们，把他们说成是社会的渣滓。我们要把道德的基础铲除和摧毁。我们要永远把年轻一代作为主要依靠；我们要让他们丧失斗志，腐败堕落，溃烂变质。”　　

根据杜勒斯“和平演变” 战略方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行事手册”中，制定了一个搞垮中国的“循序渐进和平演变”的十项计划，把杜勒斯“和平演变” 方略条理化、具体化，其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十条计划”中除了第七、八、十条之外，其余七条都是讲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和破坏的。　　

 

（二）表现形式：　　

一是理论渗透。西方各种理论的渗透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其所谓权威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其理论在经济上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实现他们的险恶目的，向我国大肆贩卖这新自由主义理论。这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改革开放后西方流入中国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学术理论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成主流思想。美国企图通过推行其权威理论，以达到削弱中国理论思考和原创力的目的，进而使中国按照他们的理论来指导当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当下中国，在理论界，一些理论家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一味地引进、阐释西方的理论，甚至去拿美国的理论套中国的情况，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教育界，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不少院校喜欢用西方教材，教师教学时不加批判地传授。在一些决策层，有的政策的制订和出台，明显看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　　

二是思想渗透。西方势力对我国思想渗透战略图谋从未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未减弱。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他们抓住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大肆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现行政权的合法性，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削弱人们的政治认同。他们竭力标榜和推销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攻击和诋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他们不断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上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宣传人权高于主权，淡化中国主权观点，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　　

三是文化渗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传媒手段上的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进行文化渗透。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都由美国等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等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的影视产品已占全球75%的市场。美国等西方通过新闻、广播、出版、影视、文学、教育和网络等多种途径，极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和宣传“金钱至上、自私有理”理念，瓦解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基础，影响中国年轻一代，培养他们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使他们摒弃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并试图在他们身上寻找到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当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连同其文化一起输送给中国的时候，不少人崇洋媚外，对西方文化产生亲近感、信任感和认同感，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合理性，以至于有人认为西方的文明代表了世界前进的方向，动摇了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不少人信仰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许多青少年在对各种“歌星”、“影星”的崇拜中迷失了自己的理想；许多学者西方至上，以西人的措辞为措辞，西人的视角为视角，造成了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下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丧失了警惕。　　

四是宗教渗透。境外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主要方式：一是利用广播电台和互联网进行传教。境外几十个中英文电台包括美国远东电台、美国家庭教会电台、环球宗教广播电台、亚洲之声等向我国进行空中布道。远东福音广播电台(设空中神学院)每天广播10小时，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几种语言广播，他们的口号是：“用基督占领中国，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二是建立地下交易转运站，大量偷运、印刷、散发宗教宣传品。“美国基督教宣教协会”、“美国基督教复兴教会”、“敞开的门灵工团”等10多境外宗教组织通过各种渠道，逃避海关检查、偷运各类宗教宣传品进入我国境内。三是利用讲学或办学进行秘密传教。有的大学外籍教师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非法传教活动，或是借举办英语培训班之机对学生进行传教渗透，或是利用讲学或捐资办学之机进行传道渗透。四是以办厂为名进行传教活动，包括派遣人员非法设立宗教聚会点，直接传教，发展教徒；秘密举办宗教培训班，培养骨干等。五是在沿海地区建立地下交联点作为向内地渗透的中转站。此外，他们还在内地寻求代理人为他们服务，甚至直接在我境内兴建宗教活动场进行宗教渗透等。这些渗透活动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图谋。　　

西方渗透在新疆问题上产生的作用特别明显。长期以来，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作文章，积极扶植我国境内和逃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纠合在一起，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加紧了民族分裂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利用宣传、文化、思想、教育、宗教等阵地，通过出版书刊、文艺演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讲经布道、聚众演说、制售传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联网等途径，极力宣扬分裂主义思想，使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族分裂活动往往与暴力恐怖活动互相配合。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股势力”在新疆策划和发动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09年的“7.5”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此外，还采取如下手段进行攻击、渗透和破坏：　　

（1）在我国培植和扶持大量汉奸、买办和极右资改派精英，成为美国等西方在中国的代理人。典型的有：郭京毅、胡士泰和解放军的叛徒刘连昆、刘广智、姬胜德、徐峻平等；又如：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发出的“在铁矿石采购中要严惩汉奸”的警告，足以说明当今中国确有大量汉奸、间谍。　　

（2）掌握和利用大众传媒对我国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网，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仍然是他们进行意识形态干扰、渗透的重要途径。据我国有关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进行广播；在卫星电视渗透方面，他们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不断加大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其中，隶属美国新闻署的“美国之音”特别活跃，长期充当美国进行境外渗透、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工具。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美国之音”不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更成为达赖集团的传声筒。事件发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语广播时间，并暗中替达赖集团传达指令，让他们在敏感的时候制造事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一位西方国家政要人士赤裸裸地宣称：中国需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网络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十三个互联网顶级服务器中，有十个在美国；互联网使用的通用语言文字都是英语英文，中国处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国中情局雇佣庞大的“写手队伍”，在境内外的中文网站和BBS上大量贴文，向我境内传播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还资助我国境内的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西方还入股控股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使之成为西方的喉舌；同时，还向我国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图书馆等邮寄反动书刊。　　

（3）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不断扩大的机会，在向我国输入文化产品的同时，渗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文化商品不仅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蕴含一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大规模地涌入，它杂以反动、色情、淫秽和暴力、法轮功等内容，以时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削弱民族文化认同，诱导一些年轻人崇洋媚外，贪慕虚荣。从我国查获的反动书刊、贩卖淫秽色情出版物案件和网络监管来看，反动书刊和淫秽色情出版物以及网络上的反动文章和淫秽色情链接、视频多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　　

（4）他们注重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使之成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渠道。如：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高干子女去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设专门培养中国军队和行政领导干部的项目，五万多元一年，拿硕士学位，还授项目研究员头衔。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多成功的颠覆活动，如委内瑞拉政变、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下台、波兰等东欧国家共产党垮台等就是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运作的。近十来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办了各类“培训班”有数千家，以业务培训、技术培训和语言培训等名义对我百万青少年毒化洗脑。　　

（5）与我国境内的汉奸、买办和极右资改派精英勾结，利用现代传媒和出版物大肆诋毁、恶搞和亵渎像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说岳飞、文天祥阻碍了民族融合；大肆诋毁、丑化和恶搞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杨开慧、刘胡兰、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锋、王进喜等先进模范，说刘胡兰是村里一个缺心眼的小妞，说雷锋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说董存瑞手举炸药包是让人给哄上的，说黄继光堵枪眼是根本没有的事等等；大肆诋毁、丑化像大庆、大寨、红旗渠等先进典型，质疑无私奉献精神、质疑艰苦奋斗精神；把英雄事迹从课本中剔出，使青少年失去学习榜样，使国家民族失去脊梁。同时，千方百计利用各种途径给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翻案。　　

（6）通过收买有关人员废掉解放军中的鹰派将领。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由国会拨出秘密巨款，用以收买中国外交战线和军方一些人士，让他们给中国高层施压，用以废除中国军方鹰派。《凤凰周刊》透露，前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少将，就是因为对美发表“不友好”言论，被中央情报局设法收买中国有关人将李际均搞倒。李际均参加过抗美援朝，后任38军军长。发表对美“不友好”言论后，被人搞到军事科学院养老；《超限战》一书空军大校王湘穗和空军少将乔良因在书中表达了中国要具有和美同归于尽的决心，就被中国军方亲美人员暗算，王湘穗被勒令转业，乔良留在空军赋闲；2005年7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朱成虎少将，在接受驻香港国际媒体采访时发表“若美军干预台海冲突，中国应动用核武反击”言论，被处予警告和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的处分；空军研究员戴旭上校提出要反击美国对中国的C字型包围，2011年春被军内亲美派勒令转业，到了北京一家基金会主持工作；海军研究员罗援少将提出美不终止对台军售，中美就不应该恢复正常关系，CIA潜伏特务马上通过媒体和网络说罗援是大嘴巴；梁光烈提出解放军“五步走”策略，外交投降派就说梁光烈说话过了火等等，军人不能说富国强兵的话，否则就是军人干政。　　

而所有的攻击、渗透和破坏手段中，使用最多最成功、对中国社会杀伤力最大、负面影响最广最深远的就是与国内汉奸、买办和极右资改派精英勾结“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这一阴招。“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是美国中情局的重要任务，是美国对中国价值观之战的核心。30年多来，在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运作下，逐渐形成了以海外民运、法轮功组织的刊物网站为造假中心，以汉奸文人高华、茅于轼、徐友渔、秦晖、沈志华、李志绥、李锐、辛子陵、谢韬、杜导正、李慎之、李悔之、杨继绳、袁伟时、袁腾飞、胡星斗、郭世佑、梁文道等为深入加工开发，以国内亲美的右派报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南方报系以及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由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资金创建资助）、凤凰系列（台网刊）、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天益网、新浪、网易、腾讯等有外资背景的网络和电视媒体为传播主平台，兼以地下印刷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辅助手段的一整套推动“妖魔化毛泽东”、唱衰抹黑毛主席工程的机构。　　

“欲亡其国，必乱其史”。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汉奸、买办、资改派为了推倒挡在他们面前的巨人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和碰巧；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多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送毛岸英到朝鲜是为毛岸英日后接班捞取政治资本；毛泽东搞专治统治、独断专横；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一言堂”；毛泽东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和整倒刘少奇；毛泽东使文革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被迫害；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真实情况是毛泽东的稿费积累到现在是124万元，作为特殊党费长期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管理，毛泽东没有用于个人和家里）；毛泽东的身高才　1米　72；毛泽东只懂政治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毛泽东把经济搞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保守、搞闭关锁国、不搞改革开放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　　

在这些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毛泽东这位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变成了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生活腐化、荒淫无耻、屠杀了几千万无辜百姓、迫害了几亿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的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　暴　君；毛泽东时代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些年，笔者就毛泽东形象问题在一些大学生、一些市民和一些干部中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对政治、历史话题感兴趣的学生、市民和干部，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上述“妖魔化毛泽东”的工程所洗脑，许多人直接阅读过相关诽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道听途说，但是都比较相信这些传言。　　

 

可见，“妖魔化毛泽东”、唱衰抹黑毛主席的“非毛化运动”已经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危害，它打掉了中国的国魂、打掉了中国的军魂、打掉了中国的党魂、打掉了中国的民族魂，搞乱了国人的思想、动摇了国人的信仰。你们看看现在党政机关、军队里和干部家里还有多少人挂毛主席像？还有多少人敢在众人面前讲毛主席的好话？还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还有多少地方领导开会时敢讲或愿讲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但令我最纳闷的还是：对“妖魔化毛泽东”、 唱衰抹黑毛主席的人，国家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知道，长期以来以妖魔化毛泽东为核心的“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倾向”，是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搞乱和分裂中国、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由于毛泽东集建党、建国、建军大业于一身，“妖魔化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妖魔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共和国和解放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历史。苏共的下台、苏联的解体，就是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西方敌对势力和苏联国内反苏反共反社分子相勾结“妖魔化斯大林”开始的，而西方敌对势力和我国国内洋奴汉奸买办相勾结“妖魔化毛泽东”，其目的就是要中共下台、支解中国。          　　

对中央有关部门有意纵容的做法，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曾两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责问声：一次是2008年5月，针对《南方都市报》宣扬西方“普世价值”和认为“汶川大地震是天谴”等言论，给中宣部领导写信，要求严肃处理《南方都市报》（不久《南方都市报》被处理，有关副总编被撤职）；另一次是2009年8月，针对《炎黄春秋》杂志和辛子陵著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存在严重诽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问题，给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扫黄”办写信，要求审查《炎黄春秋》杂志和把《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列入查禁书目、在全国范围内查缴（不久《炎黄春秋》杂志被审查、其行为有所收敛，图书《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被列入查禁书目、网络上的电子版大部分被删除）。　　

 

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洋奴汉奸买办通过“妖魔化毛泽东” 唱衰抹黑毛主席，给我们党和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地恶果：　　

第一，催化了大量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堕落，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威信形象。共产党干部要拒腐防变，除了制度法制外，靠的是干部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坚守，靠的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产党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泽东”工程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干部看来，原来共产党所谓神圣伟大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谎言，就像一个基督教信徒，如果听信了别人的谎言而认为自己原来信仰的耶稣是个骗局、是个邪恶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乱、其信仰肯定会动摇。“信仰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这些干部连共产党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不信了，怎么会去坚守那些理想信念和规矩呢？在“妖魔化毛泽东”、唱衰抹黑毛主席的影响下，由于没有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和党性观念淡薄、不守规矩，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面积的官员腐化堕落，无数官员以权谋私、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权、钱、色交易，养小蜜、包二奶，贪污受贿金额屡创新高；无数“人民公仆”食公自肥、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　　

据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披露，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6570件、查办贪官178393人，挽回经济损失312.57亿元；集中力量查办大案94933件，占立案总数的64.77％，县处级以上干部13192人，占立案总数的7.39％，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8776件，厅局级以上干部1004人；5年来共抓获负案潜逃贪官6148名，其中潜逃境外的71名（以上为人民网　2010年07月15日　报道）。来自中纪委的最新消息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有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5年的14年里，国家干部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有200多万人，其中多数是贪官，平均每年有十几万人。这些人中有县处级干部五万多人，厅局级干部四千多人，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　　

下面是近几年媒体披露的各类腐败案例：据《人民网》披露，山西煤焦领域反腐斗争两年，至2010年11月，立查案件2185件，共有2353名贪官被查处，查缴违纪违规和违法资金302亿元；近几年，安徽省北部18个县的县委书记近年相继落马，河南有22名县委书记被查处，而他们都是靠买官当上的；广东省2007年至2010年7月，共查处厅级干部96人，县处级干部789人，查处“一把手”2380人；还有前些年广西区政府的“三讲回头看，主席进去了一大半（主席没了一大半）”；　　

时间较前一点的全国著名腐败窝案有：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判处死刑14人（厅级4人）、无期徒刑12人、有期徒刑58人；2006年上海社保案涉及陈良宇等政界商界几十人；2006年湖南郴州腐败案，涉及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等158人；　　

近两三年全国、广西著名集体腐败案有：2008年广东韶关“8.14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30多人（其中厅级31人），被判刑28人（其中厅级6人、处级6人），其余退赃和被纪律处分；2009年广西民政系统腐败窝案（涉及80多人）；2010年3月的江西国土厅3名副厅长和13名处级干部腐败窝案； 2010年10月的湖南耒阳市矿征办集体腐败案，该办为科级单位共770名干部职工，超过百人涉嫌贪污，有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8名副主任以及下属各站站长、班长，各层级干部几乎全军覆没。　　

2010年全国著名的腐败个案有：辽宁省抚顺市国土分局局长罗亚平（正科级）贪污受贿1.5亿元；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受贿5000多万元；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王先民疯狂敛财1500多万；广东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腐败案，家族涉案资金20个亿； 2010年全国有12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其中死缓7人，无期徒刑5人）,涉案金额最少的都在500万元以上，最多的达数千万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腐败案（受贿29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江苏王华元腐败案（受贿1600万元）；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受贿3318万元；河南省交通厅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相继落马； 2011年2月春节刚过，又有铁道部长刘志军、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两高官被抓，罗荫国案涉及1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011年6月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被捕，　2011年7月19日　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巨额受贿被执行死刑等等。　　

贺州市亦非净土，近两三年的腐败案有：民政系统腐败案；钟山教育系统、钟山国土局长腐败案（连续三任、前腐后继）；原市国土局长、国税局长贪腐案；2010年上半年昭平卫生系统腐败案；2010年11月发生的钟山县委书记贪腐案和涉黑案，涉及50多人；　　

外逃贪官也不少，有三组数据证明：第一组是据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披露：自1998年至2004年7月底，全国共有7160名贪官外逃，外逃未遂被捕的有1267人；第二组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外逃贪官16000-18000人，携款8000亿元，其中最多的是广东省，外逃贪官1640人（地厅级以上170人），携款1550亿元；第三组是　2010年1月12日　官方的新华网披露：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 人均卷走1亿元。据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络2010年7月中旬披露：中国移动高管、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45岁的总经理李向东，　2010年3月25日　出逃加拿大，出逃前就把贪污和受贿得的3.4亿至4.5亿资金转移出境，且早在六年前就把妻子弄到加拿大定居。《人民网》　2010年7月28日　披露，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正处级裸官），挪用公款5.8亿元，受贿157万元，妻儿早已移居美国，已把挪用、受贿的部分资金转移美国。据网络数据，中国现有118万官员的家属子女定居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挟贪官号令中国。如美国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曾两次扬言，如果中国在对台军售和美韩黄海军演等问题上与美国对抗或开战，美国将公布中国各级贪官在海外的存款账号及金额，并将其冻结。为此，美国于2009年底在网上公布了一些中国官员公费旅美的情况，2010年上半年又公布了一些美国企业行贿中国官员和国企高管的情况，以此要挟中国执政者，要挟中国一些屁股上不干净的官员继续卖国求荣，老老实实为美国等西方服务。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为什么总硬不起来、为什么中国在屡遭美国等西方国家欺负、面对国家核心利益被不断侵犯，却不敢拍案而起直面反击的深层次原因。　　

而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官员则更是不计其数，什么“情妇门”、“日记门”、“破处门”、“掏鸟门”、“艳照门”等丑闻层出不穷；每天上网都可看到贪官被抓或被判刑、或官员暴出丑闻的消息。各类贪腐案涉案金额一个比一个高（以亿元来计算）、人数一个比一个多，由过去的个人腐败到现在的整个单位或整个系统腐败，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腐败到了没人主持正义了；现在社会上是“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官场上容忍腐败分子，但容忍不下执政为民的好官，更容不下反腐败的官员，这就是当下中国官场生态。　　

有人研究过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戴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更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现在我国干部队伍的状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还有多少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还有多少是廉政勤政的？党委、政府的话还有多少人听？多少人信？目前的事实状况是，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怀疑和“不信任”已成为当下民众生活的常态。　　

第二，导致了整个国家思想混乱、信仰缺失、道德沉沦、社会失范、人心涣散。历史上中国人传统道德信仰的导师是孔夫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导师就是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经人人必读、人人会背、人人实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是那时无数人真心坚守的信条。毛泽东本身光辉、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是干部及人民学习的榜样，毛主席的这些教导真正地记在了他们的心上。在那个时代，由于毛泽东是伟大而神圣的，毛泽东、共产党所代表的道德与信仰也是伟大而神圣的，共产党的信仰曾经吸引和团结了全中国各族人民，毛泽东思想成为被全民认可和接受的思想。　　

当最伟大的毛泽东被“妖魔化”后，其他后面的几代领导人也必然失去光彩。在一些人看来：既然之前共产党奠基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神圣都是谎言与骗局，那么后续种种的“特色理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和可信之处；在改革年代里，共产党这个符号就不再与任何高尚、神圣、伟大的东西相关联。毛泽东思想被人为地极力淡化和妖魔化，而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和接受，中国在发展道路中失去主义、方向和灵魂，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妖魔化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信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人们的人生信条。实用主义的“猫论”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成灾，社会道德底线失守，道德沦丧与贪污受贿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整个社会严重失范，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早在解放初期就被共产党铲除了的“黄、赌、毒”又在共产党的天下沉渣泛起、随处可见；社会上黑恶势力横行、官场上贪腐成风；无钱无权者得不到尊重，不屑或不会搞潜规则、拉关系者，不仅没有灰色收入，升迁也难，最后因为“不能适应社会”而被人瞧不起；“强者”不守规矩，赢者通吃，弱者无助，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遵守规则者常被边缘化，导致社会“仇官仇富”（主要是仇视仇恨不守规矩的官和不仁不义的富人）和一些弱势群体对社会失望，铤而走险，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对社会进行反抗，如2010年上半年的郑民生等五起震惊全国的屠杀中小学生、幼儿园小孩的案件。你们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怎样？还有多少人助人为乐？现在是老人倒在地上都没人扶和不敢扶；　　

更无耻的是西门庆、潘金莲不仅没臭，而且还很吃香，2010年6月还有山东的阳谷县、临清市和安徽的黄山市在争抢他们的出生地即争做西门庆、潘金莲故里，还要搞西门庆、潘金莲旅游文化节；江西宜春还把“叫春”这个情色味十足之词当作自己城市的广告词；还有近年的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伪娘之类的“娱人丑星”、“精神病明星”轮番登场、蹿红网络；媒体娱乐节目丑态百出，已经到了无耻之地步；还有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假证照、注水肉、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塑化剂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遍布城乡、坑害百姓，恶性食品案件频发，对此，温总理　2011年4月14日　斥责：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还有坑蒙拐骗、丧尽天良，“黑煤窑奴”、“ 黑砖窑奴”问题时常见诸报端；最令人发指的是把拐骗来的小孩弄残作讨钱工具、把智障人员骗到挖煤坑道弄死骗取矿主的巨额赔偿金；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精神空虚，相信迷信和风水、求神拜佛,沉湎于“官场风水学”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鬼神等等。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高于一般公众。中国人现在物质上是富裕了，但是精神上却彻底贫瘠了，社会成员精神生活陷入了一种普遍的萎靡状态。现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向迷失，精神支柱垮塌；社会道德沦丧，舆论导向混乱。　　

这些问题和现象折射出当今中国文化和社会道德的沉沦，透视出一些国民病态的心理，更反映了建国以后一直倡导的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建立起来的服务、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价值理念、价值取向完全被钱、权、色、物欲破坏，导致社会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和国人精神信仰的失落，越来越自私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而为社会、国家、民族着想的观念已经沦为了非主流，表明社会的价值导向和党风、民风、社会风气确实出了大问题。　　

第三，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经济，导致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社会问题突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环境。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有助于人们形成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理念，可以有效抑制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先私后公、损人利己、徇私枉法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阶级道德观念。毛泽东时代的国企之所以效率高，关键原因是企业内从工人到干部，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与实践者。当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整个社会上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受重创，拜金主义抬头和盛行，人人追逐物欲。毛泽东被妖魔化后的文化环境已经不适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国企的瓦解、工人的下岗，国际垄断资本的长驱直入，所以，中国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地化已势不可挡。30多年来，我国以改革的名义，用行政手段很快地消灭了绝大部分城乡公有制企业。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地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造成全国5000至9000万工人下岗失业，实现了最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30多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由于国家对新生富人采取积极保护政策，很少追究原罪，于是资本家们以廉价甚至是以盗窃、掠夺手段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聚集了巨额财富和资本。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30%，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超过70%。不仅如此，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还嫌国企多了，他认为，123家央企应减至80-100家，国企应该退出市场。事实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瓦解，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比重过高过大，这势必造成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导致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十分悬殊、两极严重分化。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的数据显示，至2007年底，全国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共有41.5万人，占当年全国13.21亿人的0.03%，其财富14.82万亿元，占当年全国GDP24.66万亿元的60.1%；２０１1年4月12日美国《2011胡润财富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家产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富人有96万人（其中北京17万人、广东15.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０.０６8％。以上两个数据显示：全国不到1%的人，占有全社会60%以上的财富，99%以上的人占不到40%的财富；同时，各不同行业之间（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以上，居世界首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主要指标。据专家研究统计，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了0.5，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和严重性已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分化、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益突显，社会危机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百姓会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薄熙来语）。　　

现在是“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旧三座大山”又卷土重来；“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农民的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的增加，上亿的农民涌向城市成为最底层的打工者，在大强度的劳动之后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报酬，而这些农民工用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每年竟被拖欠达上百亿，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度里这些打工仔竟然无法为自己讨回公道，要不回自己的血汗钱。　　

大家知道，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国家主要靠三大要素支撑：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工农联盟阶级基础；三是公有制。而现实是：指导思想中的马列主义被日趋淡化、信仰者日趋减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被“妖魔化”；工农联盟这个阶级基础被削弱，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5000至9000万下岗，和农民一样成为弱势群体，从过去的“领导一切”到现在的“弱势底层”；公有制被瓦解，其主体地位被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的墙脚已被挖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变成了“以民营、外资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象这么一个现状，你们说国人的思想能不混乱吗？社会问题能不多吗？社会能安稳吗？现在的中国是矛盾错综复杂，官民对立尖锐，处在一个越维稳越不稳定的不断恶性循环的状态，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会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如　2008年6月28日　的贵州瓮安“打砸抢烧事件”、　2009年6月17日　的湖北石首“骚乱事件”、　2009年7月24日　的吉林“通钢事件”、　2010年10月13日　梧州苍梧征地引发的“骚乱事件”、　2011年3月25日　云南绥江县数千名库区移民围堵县城公路事件（五天才平息）等。据网上披露，自2009年至现在，全国各地罢工事件，由2009年的11起发展到2010年的71起，罢工次数成倍增长；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近几年全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起，且规模不断升级（这些群体性事件大都与征地拆迁有关，当中又涉及官员腐败问题，官员腐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据新华社　2011年4月6日　报道：2010年全国公共安全费用高达5486亿元，2011年公共安全费用预算达6244亿元，已超过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2010年比2009年增长15.6%，2011年增幅13.8%。群体性事件已经威胁到政权的稳定，照此下去，一旦生变，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催生了中国的洋奴汉奸买办集团（亦称“沉船派”），将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深渊。90年代随着“妖魔化毛泽东”、唱衰抹黑毛主席疯狂活动的逐步深入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长驱直入，中国出现了自由主义主流阵营即资改派主流阵营，而且已沦落为洋奴汉奸群体。他们的代表是龙永图、马立诚、吴敬琏、厉以宁、高尚全、皇甫平、吴建民、张维迎、茅于轼、曹思远、秦晖、徐友渔、李锐、杜导正、杨继绳、贺卫方、袁伟时、袁腾飞、郭世佑、梁文道等人，他们有的是经济学家，有的活跃在外交领域，有的是政治学者，他们一般都有留学背景或者亦学亦官，参与高层决策、误导高层决策，他们处处歪曲中央政策，让党中央的政策变质变味，以至于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空军少将乔良语）。这些“沉船派”连续不断采用各种阴谋手段，“诱导、策划”中央某些高层实施有损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所谓“改革”（如：导致大量国有企业被贱卖或改制成私营企业、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的“国企改革”），以此引发民愤而嫁祸中国共产党、搞乱中国、企图引爆他们所期待的“茉莉花革命”，以便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罪恶目的。　　

这些美国福特基金会培养的经济学家（如茅于轼），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的转基因生物学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的特点是“反毛反社、亲美卖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定毛泽东是历史罪人（比如反毛先锋李锐就多次在重要场合公开污蔑毛泽东是“建国前功劳盖世，建国后罪恶滔天”）；他们剪裁阉割中国历史，颠覆中国历史观；美化西方历史和形象、美化西方价值观，神话西方模式，吹捧美国体制、维护美国利益。2010年，一个名叫袁腾飞的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这个政治小丑公然在学校课堂上和校外演讲中攻击污蔑诋毁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秽史’”；攻击污蔑诋毁共和国之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与希特勒、东条英机及日本天皇、墨索里尼齐名的大独裁者”；公然在课堂上校外演讲中为早已被人民推翻的蒋家王朝---国民党反动政权唱颂歌，说什么“蒋公太仁慈了，发动‘四一二’事变只杀了几百个共党，而共产党镇反运动却杀了几百万国民党反共义士”；公然在课堂上攻击诋毁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为使其政权合法化而找的借口”；公然恶毒咒骂侮辱中国人民志愿军，说什么“志愿军官兵在美军飞机的燃烧弹下变成了挂炉烤鸭”；公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什么“共产党建国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公然在课堂上支持和同情搞民族分裂，妄图分裂国家的分裂分子，说什么“达赖佛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明全世界都支持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军事占领”； 公然在课堂上和校外演讲中说江泽民、胡锦涛是“三八”、“美国人是上帝”、“中华民族是猪”等等，其公开散布的言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与当年蒋介石骂共产党是“共匪”相比，其恶毒之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1年4月26日　，茅于轼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财新网”上发表5000多字的辱毛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对毛泽东的辱骂、诽谤、泼污、造谣达到了30多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语言之恶毒，内容之下流，可以说是创下了30多年来非毛反毛辱毛之最。　　

经济上这些人主张搞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政治上主张修改宪法，删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条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公开向共产党挑战。他们鼓吹照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鼓吹多党制，实行“宪政”、“议会民主”或者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06年，他们召开过“新西山会议”，08年又发布《零八宪章》，公开了他们的纲领。这些洋奴汉奸文人及背后的官僚不仅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不仅贱卖国企、盘剥工人，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全民英语化，而且主张盲目对外开放，声称越开放越安全，外资越多越好，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最安全（但我们必须明白，所有西方资本进入中国不是来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而是来分享中国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易手段和国内权贵资本联盟一起控制、占有中国人民的生产资料）。　　　

在这些洋奴、汉奸、买办、资改派的操纵下，我国600吨黄金储备存到了美国银行、置国家战略储备于危险境地；我国还花大钱购买了美国大量的国债。2010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6万亿美元（相当人民币76825.64亿元），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同时，持有美国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公司的债券3763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56万亿元）。中国目前所持有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到1.54万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0.24万亿元），加上美元贬值等等，致使全国每人被剥夺上万元人民币的血汗钱。可见，美国已经通过债券绑架了中国。多少年来，当中国沉迷于GDP数字和外贸进出口额的时候，美国却一直在隐秘地实施着针对中国的经济掏空战略。美国借中国的钱，再投到中国，消灭中国的名牌，控制中国的矿产，入股中国的银行，炒中国的股市、楼市，在中国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但是，美国却不许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不出售高技术和武器给中国，只许中国大量的金钱买美国的国债---其实就是“借”钱给美国，供美国循环用于掏空中国。　　

在这些洋奴、汉奸、买办、资改派的操纵下，中国进行了“不设防的殖民地式的全裸开放”，出卖经济主权，由西方和私营资本家控制经济命脉，对外开放了除军事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国计（如飞机、机械、电子、装备业）到民生（如大豆、食用油、饮料、胶卷、轿车等）的各大产业被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蚕食。在中国28个重要产业中，有21个已被外资控制，还有7个目前处在合资的状态。这些外资现正向控制中国的粮食迈进，一旦控制了粮食和猪肉这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资，中国的大麻烦就来了。人民日报披露，目前外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我国的橡胶行业、物流业、大豆市场等众多行业被美国控制，定价权在美国人手里；跨国公司占据中国市场份额最低都30%，最高达90%；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等七个大城市的水务被美国、德国等外资水务公司控制，水资源在美国被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来管理，城市供水由国防部来掌控，而我们却把它卖给外国人，真是不可思议；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卖给外商，如所卖的十多家银行造成的损失便达17000多亿元（如：拥有140多亿净资产、总市值近千亿的华夏银行,以区区26亿的价格几乎白送给了德国人）；这些买办汉奸极力将中国变成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导致资源和财富大量流向西方，这是典型的殖民地的特征；同时，纵容西方热钱涌入中国炒高楼市股市，批准股指期货，准许外资进入股市吸金，使中国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这些买办汉奸与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和杜邦先锋公司相勾结，在中国湖北、湖南和山西、吉林等地大面积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毒害中国人民。转基因产品中含有BT毒蛋白和绝育基因，如果长期食用转基因粮食和食品，中华民族的智力、免疫力、生育力将严重下降，人体基因将频频突变。　　

在这些洋奴、汉奸、买办、资改派的操纵下，我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今不如昔：从过去的第三世界领袖、朋友遍天下，到现在的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从过去的四方安宁，到现在的狼烟四起：美国四面包围中国并在周边频繁军演，把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范围，加大对台军售，携航空母舰与韩国多次在黄海军演，频频挑衅我国；美国还唆使日本抢占我钓鱼岛，唆使南海诸国哄抢我岛屿（南海共44个岛屿，被周边小国抢占了36个，其中越南占了28个）；增兵阿富汗，加大对我国的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利用民主、人权、经贸对我国施压等，使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和“唯美国马首是瞻”、一切看美国人脸色行事以及一味的韬光养晦、忍让退却的做法，令国人不满。　　
那些洋奴、汉奸、买办、资改派背后都有外国和国内资本家支持，他们拿资本家钱财替资本家办事，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视而不见，企图将中国变为美国经济附庸。但这个卖国的洋奴汉奸群体不是龙永图、马立诚、吴敬琏、李锐等几个文人那么简单，关键是他们与某些丧失理想信念的腐败官僚、高干子弟和某些高官互相勾结，形成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同时，在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富人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已形成一股势力和阶层并控制了我国众多关键要害部门，尤以经济金融、意识形态、传媒文教、外交等方面最为严重。他们欺上瞒下、欺压民众，而且盘根错节，利益交织，朋比勾连，沆瀣一气，整个社会被他们撕裂，使整个国家充满不稳定因素，危机四伏。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中央党校的王长江、周为民、周天勇、谢春涛等一批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们，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不相信马列，也不再教授毛泽东思想，非常热衷于西方理论，正在步苏共党校的后尘，为根本改变这个党和国家服务（其中允许和鼓励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就是这些人提出和促成的），难怪“”、“毛泽东旗帜网”等中国“左派”网站把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称为当今中国“右派”的两个大本营。　　

总之，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推动的“妖魔化毛泽东”、唱衰抹黑毛主席工程，在思想文化层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攻破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防线，培养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汉奸洋奴群体，在官员、知识分子、军队内部布下大量战略间谍与战术间谍，这些汉奸洋奴群体正一步一步将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　　

实事求是的讲：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唱衰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当时一些领导人极力淡化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实用主义（即平时不提不用，国家有危难时就把毛泽东思想搬出来），是中国当前乱象丛生、各种危机与重大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所在。　　

然而，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是，对过去3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中出现的问题，现党中央正在逐步矫正纠偏（当然，这些矫正纠偏是在工作中悄悄进行的，而不会轰轰烈烈或搞个什么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来进行），体现在：　　

（1）不再提“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不再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改提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2）胡总书记在2010年“五一”讲话中重提“人民伟大，劳动神圣”，“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胡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重提“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拜人民为师”等，在14000多字的讲话中就有136处讲到“人民”，这都是30年后第一次重提；　　

（3）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这是三十年后首次在重大场合打出“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改旗易帜，中国共产党依然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执政党；　　

（4）2009年以来，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放《解放》、《保卫延安》、《井冈山》（2011年6月又重播）、《红色摇篮》、《毛岸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等有关颂扬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影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毛岸英》2010年10月份播出后，引发了亿万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感情波涛，几十万观众在网页上书写自己的感言，点击率超过了一亿，无数观众要求中央台重播。这么多人被毛岸英所感动，这么多人热爱和敬仰毛岸英，这决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种现实的呼唤，时代呼唤着毛泽东、毛岸英回来!　　

（5）2010年“六一”前夕，胡总书记在北京和少先队员一起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习近平副主席和玉树灾区小朋友唱《北京的金山上》（这些镜头在中央一台反复播放）。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红歌高唱而且是引领祖国未来少先队员、青少年一起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和历史良知的最直接的传承与维护，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而明显的红色信号：那就是共产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少先队的最高理想，毛泽东永远是中国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6）　2010年7月21日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副主席在讲话时点名批评了《史说长征》（香港花钱出版社出版之图书）和《炎黄春秋》歪曲党史、污蔑毛泽东之事，公开为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正名，并强调“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港媒认为这是中央对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言行的严正警告；《人民网》和《新华网》两大官媒从2010年7月起，对李锐造毛主席的谣进行了批判和反驳；　　

（7）　2010年9月1日　，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时候，两次提到了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不同，习近平副主席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直呼其名的说毛泽东同志，而是直接尊称为毛主席，这是1979年后30多年来中央级别领导的首次）；　2011年5月13日　，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　　

（8）重庆薄熙来书记一直在推崇毛主席，大力“唱红扫黑”、惩治贪腐，高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虽然只是省部级领导，但是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薄熙来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受欢迎、最得民心的官员和老百姓公认的当代人民英雄；　　

（9）几年来，重庆人民在薄熙来书记的带领下，正在理直气壮的进行着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重庆的经济、重庆的思想文化、重庆的社会风气、重庆的改革开放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重庆已成为大干社会主义的榜样、楷模、标杆、典型和示范，重庆的许多做法已在全国推广，薄熙来和他领导的重庆正在进行着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回归的伟大复兴事业。重庆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200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李克强亲临重庆，2010年又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李长春、周永康先后亲临重庆，他们都对重庆新政赋予极大赞誉和期待；　2010年12月6日　至8日，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亲临重庆调研；　2011年4月8日　至10日，吴邦国委员长又亲临重庆调研，两位中央领导对重庆“唱红扫黑”和经济、社会、党建等各项工作给予了全面肯定；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的头一天（即　10月14日　）《人民日报》头版重要位置以《“民生为本”的重庆探索》为题，重点宣传报道了重庆“民生为本”的探索与实践，高度评价了“重庆模式”，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未来的模板。　　

“重庆模式”其基本构架是以“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魂”，以“唱读讲传”为“载体”，以“打黑除恶”和反腐肃贪为“标志”，以“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大学生学习工农兵为“根”，以“五个重庆”和“十大民生工程”的民生建设为“本”；其基本内涵是：以追求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为目的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实现科学发展观，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进步，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是回归社会主义。“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它实现了“转型中国”的重大突破，是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重庆模式”原则对、方向正、效果好、人民拥护，从而促进了该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GDP增速居全国前列，2010年重庆GDP增长达17.1%，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2010年被评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重庆市民和全国网民欢呼“真共产党又回来了”、“重庆的天是明朗的天”、“ 重庆象当年的延安，是国统区的指路明灯”；更有网友评价：“ 在世界动荡、国际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的实践，我们的党和政府很可能难以拨云见日、突出重围！”;“重庆模式的实践如同万里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关键时刻纠正了深圳模式，挽救了党和政府，挽救了中国人民，挽救了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革命历史意义！必将载入中国史册，光照千秋，万古留芳！”　　

（10）周永康2009年率全国公安局长在井冈山宣誓，李长春六年三上韶山，张春贤四年半二十五次去韶山，贺国强　2011年6月26日　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表彰大会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11）　2010年12月31日　，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了2011年“新年音乐会”，这个“新年音乐会”以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为第一首歌，整个音乐会以“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为主题，以红色歌曲为主旋律，拉开了中国2011年的红色篇章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序幕。　　

（12）　2011年2月19日　，新华社发文、《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刊发《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对华国锋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过去30多年来对他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多、正面的少（即“一正四负”），而现在是全面肯定。　　

（13）　2011年3月10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对“西山会议派”、“零八宪章派”等资改派的有力回击；同时，也向改革的领导者发出警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能改，否则会陷入内乱的深渊；还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中国仍坚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的政体国体。　　

（14）2011年全国“两会”刚结束，　3月20日下午　，习近平副主席专程来到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和三鞠躬并绕行一周，还瞻仰了主席故居。期间他饱含深情的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父亲，没有我父亲就没有我”；“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好、发扬好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5）　2011年5月21日　，在北京发生了一件由中国最大的左派网站---网站组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毛岸英遗孀刘思齐以及《毛岸英》剧组人员牵头发起，有全国各地数万名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网上签名支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汉奸茅于轼、辛子陵在网络上发文公开侮辱、诽谤毛主席的活动。控告书已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这是爱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反击右派、要求惩办汉奸、维护人民领袖人格尊严的爱国爱党行动。这是2011年我国一次较大的政治事件。　　

（16）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七一”讲话重塑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现实中有这么一种现象：除了《宪法》、《党章》和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很少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直接表达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样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我们党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而胡总书记的这次讲话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他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讲话中不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成果，而且还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还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胡总书记的讲话是重塑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旗帜；　　

上述举的16个例子（或信号）和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以及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华红歌会为标志的遍布大江南北的唱红歌所掀起的红色大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无数血淋淋的事实从反面教育和警醒了我国人民和共产党人，使他们认识到：唯有毛泽东开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公平正义、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是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唯一出路！因此，走毛泽东的路、回归社会主义道路，还中国一个廉洁的社会、一个干净的社会、一个朗朗的乾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人民必然要回归毛泽东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要复兴！　　

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选拔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接班的地位，这为回归毛泽东路线和回归社会主义从组织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红二代”接班，有利于唤起老百姓对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向往和对共产党所进行的事业的支持，可以重拾和凝聚民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接班后的“红二代”对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乱象和困局肯定会有所改变，对这30多年来一些错误的做法肯定会逐步纠正。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认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要懵懵懂懂，人云亦云；不能只低头捞钱、不抬头看路，不讲政治、不看方向，什么钱都敢捞、什么礼都敢收；一定要抬头看路、讲政治、看方向、明是非；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作为信仰问题来认识，要崇敬和爱护毛泽东，自觉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不要听信诽毛反毛丑化毛主席的言论；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其武装头脑、推动工作。　　

上述列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渗透和破坏的种种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敌对势力的阶级本性和国家本质决定了在他们思想意识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最美好的、最合理的，绝不容忍与自己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存在，更不容忍中国的强大。他们攻击、渗透和破坏的手法、花样虽时常翻新，但他们裂人之国、乱人之政、毁人之治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则一以贯之，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四、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西方“西化”、“分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直接威胁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侵蚀着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甚至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构筑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　　

1.把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来认识。将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这是由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形式。意识形态属于国家“软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冷战后，随着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内容和安全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即综合安全观。在综合安全观中，除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2．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增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运用政治符号和思想文化资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识的能力，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将全国人民凝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 　　

3．构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教育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整合作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整合，充分调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4．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强化民族忧患意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复杂局面下始终掌握主动，把全球化的压力变为民族振兴的动力；另一方面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5．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进行灌输、教育、启发、引导，在人民群众中传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同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对提高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力进行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实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重大问题进行研究，阐述“四个划清”以及六个为什么“必须坚持”和为什么“不能搞”，具体回答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如何提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使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贯彻到位、落到实处；对提高和加强互联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影响力进行研究，探讨解决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对实施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行研究，探讨提出这一重大战略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原则方法，以确保“走出去”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安全的渗透。　　

6．加强网络管理，构建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网络传播技术优势，大力加强网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文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网，净化网上风气，过滤和删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破坏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信息和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削弱网上的非法行为以及西方国家在网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塑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氛围。同时，要加强对反动言论及其人员组织包括网站的监控，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　　

7．切实解决国内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认同感和向心力。政治认同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情感倾向，最终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主体的认同。政治认同的缺失和削弱则是人们对政治主体的心理上的疏离，这种疏离的背后蕴藏着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原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失业问题、弱势群体维权难的问题等等，给人们造成了不公正感，降低和削弱了人们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认同。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倘若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党和政府必须下最大力气、尽最大可能解决广大人民最关注、最突出和最需要的现实问题，疏通民众的心灵通道。惟此，才能使民众看到党的前途，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在，才能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才能得到有效巩固。　　

8．大力发展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　　

9．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净化出版物市场和文化市场，营造健康有序的社会文化环境。“扫黄”即扫除黄色（淫秽色情）出版物，“打非”即打击非法出版和非法贩卖活动，是意识形态领域抵制腐朽文化的一种斗争，打击的范围包括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淫秽色情出版物、法轮功邪教出版物、侵权盗版出版物、封建迷信出版物、“六合彩” 非法出版物等，载体包括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打击的原因在于这些出版物：传播腐朽和落后文化，毒化社会风气，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传播政治谣言，制造思想和社会混乱；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诱发刑事犯罪；侵犯和消费者权益，桎捁民族创新精神，阻碍民族文化发展；引发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的纠纷。“扫黄打非”已成为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因此，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既要严厉查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法轮功邪教出版物和淫秽色情出版物，又要有效遏制侵权盗版出版物、封建迷信出版物、“六合彩” 非法出版物，确保出版物市场和文化市场繁荣健康发展，确保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