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窗口越来越短 18大到20大的几件大事与战略选择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前苏联、俄罗斯几乎毙命引来七十年大限说法。历史会惊人的相似但却绝不会一模一样的重复。可以毫无悬念地断言，中国绝对不会步入七十年大限陷阱，但七八九十年却一定是危机陷阱重生，挑战大于机遇。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技术路径问题是中等发达陷阱，即人均四千美元的后发无力和原地踏步。而其最担心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是严重的两极分化暗藏的社会断裂和绝对不和谐。市民社会则基本上转入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市场中心的一盘散沙局面。人口红利很快让位于老年社会。未富先衰带来的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八仙过海。道德滑坡之社会震动远远赶不上改变命运的社会期盼。先富示范加上市场价值至上背后的物质主义和金权万能，在大规模催生世界末日般豪赌、争霸和各自的诺亚方舟的打造。俄罗斯和整个东欧社会国家的悲惨命运，对中国的震撼仅仅限于十分有限的智者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大众中的群众领袖。主流社会依旧是声色犬马。主流媒体依旧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主流学术依旧是天下所有一大抄，一锅炒。
张木生等之中国重回新民主主义道路事实上揭开了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新轮大讨论。这实质上是左派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派共产党几十年捍卫真理，战天斗地的巨大历史推进之结果。谢涛、胡继伟、李锐、辛子陵等辈的以民主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极右主张，同《08宪章》形成体制内外的密切呼应。抓一个刘晓波，审一个艾未未，绝对不可能形成政治震摄作用，连警示作用都得不到，更不可能完成政治方向整合和意志合力调整。同胡鞍钢、韩毓海、王绍光等为代表的有限调整线性展望和推进思路不同，项观奇、向东、钢筋水泥、黄尔文、宇太（此几位是当代马列毛主义的真正大家、大师和代表）等等提出了核心和深层社会发展问题和思路。这条思路同老一辈革命家邓力群、马宾、李成瑞、韩西雅、李长征、秦仲达、高学为等等等等提出的和反复呼吁的是大体上一致的。张宏良、韩德强等为代表的无疑在网友中有相当甚至巨大的市场。这其中既有主观条件，也的确存在客观原因。此两位有能量，有谋略，有才学。但理论方位和价值阶段性取向时常引起左派内部的剧烈的争论甚至批判。对以陶冶为代表的一大批真诚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伟大左翼代表们的担忧，警示和忠告，我以为是极为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毛派共产党人应该积极主动扩大政治共识和政治联合，在根本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认同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或哪怕是共同的敌人的统一战线大战略下，形成尽可能的大联合。无斗争的联合，无批评的抱团，无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是经不起历史风浪的。积极的善意的开诚布公的思想斗争是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人的美德、品格和革命手段。
围剿孔庆东是继李双江事件（老子替儿子“服刑”）之后的又一个右派作为，同对重庆模式和薄熙来较劲都是一致的。这是对和旗帜网五万多真名实姓全国性举报辛子陵、李锐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卑劣反扑，只是事件和手段都极端的无耻和下作而已。中国的良心、道德、文化、精神堕落，是右派特别是年代的“杰作”。毛派共产党人不但道德高尚，思想纯洁，文化清爽，而且从来不骂人。孔庆东骂的是敌人，骂的是汉奸，骂的是卖国贼。拣骂者与群体都是此类。毛派共产党人骂的都不是人，是人渣，是狗杂种！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穷凶极恶的敌人。凡犯我中华者，不但当骂，而且当斩，决不姑息。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阵阵妖风吹的历史大动荡时期和转折关头，所可能主动把握的历史时间窗口愈来愈窄。从18大到20大，若不能审时度势，完成下述几大历史转折，则不但可能战略机遇期尽失，而且可能面临西方几百年前崛起时的新一轮的国家和世界大灾难。一盘散沙下的轻敌、无知和天朝帝国的优哉游哉，在内向殖民和民族帝国主义的大清王朝下，近代从超一流大国不过百年就灰飞烟灭，土崩瓦解，把瓜分和宰割成三流、末流东亚病夫，早已演示的清清楚楚。前苏联1991年解体时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十，比之我们现在的比列要高得多。十年后却一落千丈，有三万亿美元的GDP变成3000亿美元。经济金融战对国民财富的国际洗劫和社会发展的休克摧毁远远超过一般性的世界大战，当世的历史丧钟也在另一个超级大国显示的一清二白。党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理论和实践勇气。党政军民若继续小康幻想，一心一意经商赚钱，心无旁骛重商主义，则俄罗斯、日本、巴西、阿根廷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日和明天。集中全党全军全国智慧，完成下述大战略方位调整，是18大到20大的关键。
第一简单和单纯地抓民生，甚至连环套式地全国推进重庆模式，尤其是主打共同富裕牌已经不大可能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前途了。对运动的政治恐惧，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科学和政治理性的讳莫如深，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和永恒价值的错解，蔑视，甚至妖魔化，已经在国民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步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之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名言，是真正颠簸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只要整个社会经济机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只要市场经济之产权结构以私有制为主体，只要内外经济发生联动，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为告别革命，放弃阶级斗争就可能形成社会各阶层的全面融合，这是极其天真幼稚的绝对乌托邦幻影。共产变私产，只要社会政策开了这个口子，全面私有化就是经济逻辑之必然。私有经济的结果就只能是周期性崩溃和战乱动荡不一。这是人类文明几千年全世界的共同的历史。
怎么办？共产主义，马列毛主义必须成为永恒的最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成为始终不断的基本社会统治形式。全面放弃特色论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不安和动荡，从政治生态和科学变动角度，将后续的进行系统和科学的清理，将合理的部分纳入到马列毛主义。在始终坚守和明确上述主要的最高纲领和意识形态的大前提下，党代会可以在时间断和价值取向上明确阶段性的最低纲领和政治统合。这一部分绝对不具有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但可以作为一定历史阶段和党代会期间的工作中心和相当于“临时纲领”的东西。这样就既不会发生长期大历史和根本导向上的迷失，也会兼顾不断的最低和最高纲领的历史推进。现代政治系统已经不大可能在任期间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学说突破，因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必须承认和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现实，科学对待和慎重处理。因为同老一代革命家一生出生入死，整个社会革命2800万烈士鲜血和生命基础上形成的革命理论和学说，现代的十年两任接力棒式的政治传递，不可能成就可以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体系和思想创造。不承认和尊重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就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就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就是要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就历史趋向而言，承认最高纲领并不难，尽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妖魔化和庸俗化已经相当长久。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莫过于乌托邦，不符合人性，不合自然法制，或者反向论证，思想觉悟要求太高，唯意志论，或所谓极左，超越历史和生产力发展阶段论。而后就是在此逻辑基础上的反极权主义的异化论，反专政理论的人道主义哲学，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结果，共产主义和马列毛主义被束之高阁，当成可望不可及的未来学梦想。因此根本分歧在于当下的时代方位和社会主义阶段判断。初级阶段在开始似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原则，但在市场价格改革和承包制后，随着改制和所有权变更，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高度圈钱和流动之后，很快就转化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到如今，主义、道路之争就已经演化为最低和最高纲领的双重斗争。
党必须重新夺回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发展道路的理论和旗帜制高点，并且始终不渝地把这一制高点同现实每一步重大的最低纲领的推进有机结合起来。共产党永远性本共，名共产。离开了公有产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就必然堕落成剥削阶级和集团的帮凶。成为自觉和不自觉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共产党在没有夺取政权时，可以以博大的胸怀和伟大的策略，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但共产党在获得政权后，充其量只能建立和发展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容许以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和人民大众的政权，来营造大量资本家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罪恶。这就是主义和道路之争在当下的直接现实和结论。把人民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财富和产权，拱手让给任何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主义，都是对共产党的背叛和人民共和国的背叛。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第二经济产权和文化革命必须相辅相成，重新清理，在发展中整合。放弃经济资源决策权，共产党早晚丢失政权，社会主义早晚丧失殆尽。但放弃文化导向权，共产党可能一夜间垮台。人类自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来就是这样在集权和分权，在豪强兼并掠夺和百姓揭竿而起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中度过的。特色论对此非但没有任何理论和政策高招打破此一恶性循环，简直对历史周期律和文化轨迹，甚至就是旧中国刚刚过去的历史经验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重。在最高纲领统帅下，阶段性最求最低纲领时，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基础和文化事业的朝向最高纲领趋近的现实推进。私有资本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机制下，绝对不会产生什么优秀的文化，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达资本主义的最高代表就是美国模式。从光荣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盎格鲁撒克逊和莱茵模式最后沉淀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式。欧美现代文明中，除了科学技术外，文化基本上没有精品，市场文化提供的基本上是垃圾和精神污染。经济和文化深层矛盾这是所有严肃和科学的西方学者承认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高福利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在进行文化异化，社会交往，包括语言、权力和象征体系的社会异化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下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有中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和隐在其后的大资产阶级的穷奢极欲，充其量是宗主国、殖民强权的霸权文化，不可能产生闻名于世的现代文化。就是科学与技术，也早就成为工具理性的纯功利主义的东西。
如果说第一要义是彻底解决主义和道路问题，包括在最低和最高纲领及其发展时代路径问题，那么第二要义就是在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态势上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根基和文化长城。公有制主导必须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双重规定。理论、政策和逻辑上，永远只存在以下三种可能：（1）国进民退，（2）国退民进，（3）国民维持僵局，绝对不存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进民也进的局面。提出这种设想的是一些好心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不想犯颜直谏，希望在特色论中寻找逻辑和政策解释和出路，但他们忘记了这里的国民进退关系仅仅是也只能是两者间的比例关系。既然是比例关系，则要么是一进一退的两种可能，要么是维持不变的一种可能。同产权结构几乎有同样战略和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机制选择。市场经济是一个科学范畴。市场经济只能是私有产权结构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如同自然经济同封建主义，奴隶制社会一样。说市场经济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是理论无知和历史无知。有哪一个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能够举证、论述说奴隶制和封建制会是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私有产权自由，没有雇佣劳动力，即劳动力商品化，怎么可能产生全方位的商品经济？不是高度全面彻底的商品经济，又如何可能是市场经济？斯大林在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经济公正交换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存在。但只要是公有制为主导，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规定上就必须是计划经济的宏观社会经济机制。这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理性机制，而且能够免除一切社会主义时期形成新的三座大山，从而是人民大众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甚至就业体制上可以改革，也应当打破以往事实上存在的单位本位制度和单位领导人人力资源权力比重过大的弊端，但改革成资本雇佣市场经济，则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彻底背叛，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剥夺。
当代世界所谓主流文化就是所谓大众化的中产阶级的事实上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在骨子里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心美梦成真成为大富翁、大老板，又不愿冒大险，并且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唯恐衰落下去，沦为赤贫的城市小农意识和心理的文化写照。这是市场经济或货币选票，通过服饰、装潢，阅读、欣赏、参与或娱乐和体育活动必然决定和表现出来的。什么收视率、读者群、畅销书、选美秀等等，甚至大众娱乐，节假日，都会决定整个社会社会文化品味和选择。有茅盾的《子夜》之社会现实，就必定有上海滩的中学生少女的自发集体卖淫。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而笑贫不笑娼的特色主旋律就一定催生把婊子当牌坊的现代上海滩“经典”。钞票第一，财富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教授精英倒卖知识和学名堂而皇之，成功男人女人二奶、面首召之即来，少女尸体和青春活力都让就是最好的人力资本，就是上帝赋予的本钱。杨振宁才华横溢，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对中国和人类的贡献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绝对不会意识到他原本的一个私人的家庭情爱故事，会对当代中国产生如此的负面影响。祖孙恋当然是个人和自由的，但无论是一般伦理道德，还是社会公众人物道德风范，都绝对应当使其变成纯粹的私人行为，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的美德价值，甚至连一般的道德律令标准都达不到。当然，媒体炒作和社会跟踪不是杨振宁之过。恰恰显示出当今中国，特别是当世精英之下作，但杨振宁不但被媒体利用，而且沾沾自喜。这是他晚年的一大悲剧。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毕竟是我们左派和毛派共产党人几十年大声疾呼，振臂高呼，痛陈时弊，为挽救经济至上，物质唯一，财富价值，文化无根，精神家园荒芜而迎来的一个报春的喜讯。我们曾经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面对中国几十年高速、超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人均收入，社会平等，综合发展发生巨大鸿沟和经济主权丧失，定价权甚至创新能力返祖倒退，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下去，在国际上被那个韬光隐晦的紧箍咒搞的灰头土脸而痛心不已，通过各种渠道和发声，敦促中央，疾呼社会。但以往的所有改革开放的路径变迁和现实运作逻辑轨道和最终结果，都不得不让我们对文化产业化的灾难性后果，抱有最深深的忧虑。
从人类文明学，人类社会学，发展史，甚至国家兴衰大尺度，长周期看，经济是表，文化是里。说到底，经济甚至金融行为，都是文化约束下的个体和群体展示。没有文化，不但产品、产业、区域布局、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理念的创意和人文关怀支持都成问题，就是贸易、往来、生产、管理的内涵品质和时尚价值，也会大打折扣。附庸风雅的土财主固然不会带来经济主权和国际定价权，但浑然大气，超凡脱俗，经典茗萃的文化，一定会形成世界震撼和冲击波，产生巨大的国际价值链和国际竞争价值轴的主导作用。
林毅夫时常是在经济学家面前大谈哲学、历史和文化，又在人文哲学家面前大谈经济学。中国文化复兴和创新，怎么可能会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体系？中国儒家体系若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何至于出现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华几近亡国史？儒释道法，内法外儒，里道外墨，诸子百家，浑然一体。同道治文化，法家文化，礼治文化大多是表外特征。中国儒士们的内圣外王多半也是道家之说为核，儒家之论为装潢而已。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西方崛起世界精神之哲学根基性的所谓理性和人本主义，无论是自由放任，世俗化，还是宇宙自化，无主宰的自主化的哲学思想，都主要来源于道家哲学。仁在中国文化中甚至不及亚圣孟子的义来得更加普世和要紧。同道相比，就更不是一个量级了。而仁政是孟子的发展。
共产主义学说的开山鼻祖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巨人和人类文明的圣人。他们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伟大文化传人和现代世界文化始祖。马列毛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运动、学说、制度和文化的高度统一。它们本身是一个伟大开放的体系和永远面向未来的传承，但继承马列毛主义就已经是很难的了，要谈创新和发展，则必须掂量一下自己的文化、学识和历史分量。否则，只能是痴人说梦。党在文化继承和发展上必须老老实实，实事求是，随意自封和拔高，就会造成全国性的轻骚和癫狂，也会留下历史千古笑柄。
第三当道路主义，社会基础和文化主导中第一和第二要义解决后，安全和国际与外交战略就是第三要义。毛主席的外交方略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伟大经典。他的外交风云谋划，比之他的四渡赤水，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的用兵如神的神来之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同他的数次出神入化的空城计相比也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韬光隐晦既没有给中国挣来面子，也没有为中国带来里子。中国历史上的可以成功的韬光隐晦，在现代国际事物上基本上不起作用。因为西方世界通行强权公理。他们不信心任何承诺，只认可现实交易。西方世界面对的哪些自身的所谓韬光隐晦统统变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绥靖主义。
美国后尼克松以降美国像样的战略家。他们基本上都是技术决定论者，武器决定论者，实力决定论者。约瑟夫乃同美国国际关系学创始人非但包括同日而语，简直就不是差了一个量级。美国战略家们的水平不及中国的乔良、王相穗，戴旭。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吹的神乎其神的巴顿将军，在中国有上千位。毛泽东时代中国全面赶超，实实在在。若能延续另外一个三十年，则中国现在绝对已经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外交全面胜出，成为当仁不让的“老大”。
安全观和外交同样也是东西方泾渭分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军对垒，有国际谈判的一定空间，但绝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可能。冷战和后冷战之所以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绝不是现代西方文明找到了和平哲学基础和文明发展道路，海湾战争，科索沃大打出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特别是利比亚战争都是明证。公开世界大战不确定性和成本代价太大，经济贸易和金融战，信息与心理战成本收益比和战果更加辉煌。
中国必须全面彻底有效地国防、军事、文化并且在经济上逐步尽快的重新毛泽东化。只要全面确立起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心理和战略威慑就会立刻重新形成。当然，也可能会通过一个不大的现代中国周边国际事端，重新验证毛泽东化的全民皆兵的超级威力。只要中国言必行行必果，全员动员，同仇敌忾，则13亿虎狼雄狮就绝对威震敌胆。对越南这样的法统和传统上依旧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战一定要慎重。南海危机可以有其它的杀一儆百的对手。
经济民族连马克思韦伯都明白不及政治民族优秀。经济动物之民族只配充当政治民族的跟班和宰治对象。中国当然不寻求称霸和争霸世界，但中国绝对不容许变成第二个满清王朝。而且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推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带来第三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甚至规划和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世界领导责任。中国再也不要重复明朝郑和下西洋后的主动放弃世界秩序建构权的蠢事了。我们不做，其它好斗，甚至凶残的国度就会当仁不让，结果中国历史上的合纵连横的世界版就会在我们身上再次体现。不是简单的落后就要挨打。那是解决了政权、主权和国体、政体后的国际竞争的结论，但当这一切都发生变化后，政治和文化凝聚与强盛才不会挨打。
西方追求绝对优势，先发制人和均势平衡，因此西方安全观的成本代价过于高昂，为持久战争和军备竞赛所累，并最终被拖垮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东方安全观和兵法大智慧能够避免西方绝对化思想陷阱和智慧盲点。
中国绝对不会陷入中低收入或中等发达陷阱。事实上，依照财富存量，产能和产业规模，购买力评价，中国早已度过了中等发达阶段。因此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政治和社会风险，不是经济财政风险，甚至不是军事国防风险。这个政治和社会风险就是极度的两极分化和爆炸性的富豪财富增长，可能同社会剧烈冲突，巨大的道德滑坡，烈性的社会人间惨案，同黄赌毒和各种社会肮脏与罪恶，同前腐后继和人民的深恶痛绝，同恶性通货膨胀或哪怕是资产大规模缩水，同国际财团的真实剥削的百姓明了，随时随地可能打断中国经济与社会进程。革命性变革尽管不易发生，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高压维稳之下，但也同样会像透支信用经济一样，把泡沫经济和泡沫政治，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变得无穷大，到时候一旦破灭和社会爆裂，就是天翻地覆性质的。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列毛主义是内在一致和高度统一的。18大到20大，中国能不能一举执世界牛耳，显示出东方雄狮的无敌震撼力，把世界引进另一个发达、公平、合理、幸福的千年辉煌，就看上述大事界定和把握了。党代会必须牢牢把握住生死攸关的国家和世界政治大局，完成制度和文化秩序建构，而不是在过多具体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平铺直叙，面面俱到。
第四，作为相对具体的战略动作，这一点不一定非要通过党代会完成，甚至更好是通过人大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完成，就是尽快全面切断中国富豪们的世界财富转移退路，完成中国财富跨境联动追缴网络建设。对一定级别的裸官、裸学、裸商实行一票否决，不留后患。
只要还是阶级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什么超越左右的蒙汗药。个人，集团，国家，政党都是如此。非左即右，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骑墙只会两不靠。不关第三条道路走多远，最后还是会回到左右两端。个别的社会政策和福利设计可能出现暂时的社会最大共约数，超越左右，但制度、机制，更不必说道路和主义，非此即彼，没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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