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精英阶层的市侩化

近些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触目惊心的变化，莫过于精英阶层的市侩化。所谓精英，在今日中国，主要指（一）高干，即传统的官僚集团，其中中高级干部的影响尤大；（二）高知，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专家学者；（三）高资，既包括在最近数十年间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新兴资本家、企业家，也包括至今供职于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高干、高知、高资为主的当代精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收益者。按常理，他们应当以最大的热情维护当代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但是，由于这一集团的快速市侩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反倒以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现行制度，其所作所为简直如路易十六的那句“名言”：“我死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对于市侩和市侩主义，几十年前，冯雪峰曾有过精彩的画像。市侩起于商业社会，视彼此间的利益交换为生存之道、成事之律。市侩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但也绝不公然谋财害命，而是凭着灵活的头脑、高超的手腕及其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本领，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胜利者的地位——事事不吃亏，当然也极少讲认真。这种市侩主义，依靠市场经济作为其土壤。正因为此，斯密教条在当今社会的流行也就事出有因。对很多所谓的精英来说，搬出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作大旗，其妙用在于非常容易将他们极端自私自利的行径合理化，自利者而必然利他，那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不过，深入观察社会实践就知道，“看不见的手”其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哪怕在斯密时代，当时的各种社会法律和制度，何尝不是国王、地主和商人们这类精英集团的铁石心肠加上铁腕所造就？更不用说，今天许多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也常常说一套、做一套。里根嘴里高喊自由市场至上，实际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补贴巨型企业的预算拨款，以“星球大战”为幌子，强力实施政府干预政策、为军工集团谋利益，哪里是什么“看不见的手”？中国的市侩们与此十分类似，正人君子装得像、贪得无厌也是真，时时要表现出一副人间豪杰、民生第一的样子。

精英的市侩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伴随。高干、高知、高资从最初的泾谓分明，到而今逐步合流，共同演出了一条“赢家通吃”的新剧。与此同时，作为被排除在精英队伍之外的工农大众，各种曾经有过的较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则渐渐被侵蚀直到完全被剥夺。结果到了今天，同精英阶层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呼风唤雨形成鲜明对照，工农大众则被强有力地边缘化了。这一出戏演到今天，经过了很多场次。

第一场，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1980年代初期，中国推出了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内容的新干部政策。一批具有高学历的人员大批进入领导干部队伍。这些高学历人员，多数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对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升官，一批并未受过严格的教育训练、也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开始到处寻觅机会“搞文凭”。这样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干部对文凭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学问的兴趣。一纸文凭到手，等于为自己的晋升之路获得了“通行证”。大学则在这种形势下，半推半就地开始把“文凭”当成商品，先是偷偷摸摸、后则堂而皇之地搞起了交易，为那些看上去有前途的干部，奉送了后者急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在这一广为流行、看上去很美的交易中，虽然彼此都心知肚明其中的猫腻，但谁也不曾为此较真、更无人犯难，因为这对高干、高知来说，都是有利的事情。本来，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存在很大的合理性，但一旦事情转变为官场上假博士泛滥成灾，则无疑使本来合理的政策变了味儿。

第二场戏，是权钱交易。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句此前罕见的流行语：“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作为深圳特区的经验之辞，这句话在不断冲撞中国传统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观念的过程中，逐步风行全国。到今天，实事求是的观察家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改革初期发财致富的个体户，此前其实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因为无法在体制内立足、发展，才被迫选择了经商单干。随着发财至上、赚钱光荣的不断升温，一批本来处于特权地位的干部及其子女也选择了下海经商，与个体户不同，他们利用“价格双轨制”做起了官倒，迅速积累了令人瞠目的财富。1992年后，市场经济更是遍地开花，权力开始与商业结盟，利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中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私有化的机会，很多官员及其亲属获得了普通民众望尘莫及的财富，某些高资也乘机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许多高知选择了与高干、高资合谋，全力为推进这类改革提供理论辩护和舆论支持，诱导基层民众赞同、至少是接受这类变革，而避免了产生强大的、有组织的反作用力。

第三场戏，是“入世”的完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许是人民共和国除加入联合国之外签署的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重要、几乎与每一个中国百姓息息相关的条约的签署，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深入、认真的讨论。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所谓“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判断下，在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条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入世后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中国出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金融买办集团——他们日后成为高资集团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这一集团一面游说中国政府，一面与华尔街等海外金融资本合谋，实际上快速、坚决地推进了中国最有赢利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买办集团选择了首先面向跨国资本出售股权的私有化道路。

这种做法，与英国、法国、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方案大不相同；而同拉美、苏联和东欧私有化方案如出一辙。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把自己最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人，如果再进一步将土地也出售给外国人，将使本国人民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用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的话说，无异于沦为一个奴隶国家。顺便说一句，对于东欧国家在私有化中将原有的国有资产快速、廉价变卖给西欧和美国投资人。作为波兰裔的学者，波兹南斯基感到痛心疾首，甚至称之为波兰“第三次被瓜分”。他认为，除非发生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很难看到东欧国家的光明前途。

第四场戏，也是最近的一场戏，则是精英阶层的合流。以高干、高知、高资为主体的精英群体，此时已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传媒领域全面告捷。人们能够观察到的普遍现实是，高干、高资之中，不管实际上的学术水平如何，具有博士、硕士头衔的比比皆是，还有大量的所谓教授和兼职教授。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的高知，建立了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密切、畅通的通道，不仅一部分工程技术专业的教授专家利用专利技术创办企业、积累起了可观的财富、赢得了尊崇的社会地位；而且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律师、媒体从业者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知，也通过为高干、高资提供服务，而赚取了不菲的收入。当然，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膨胀，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现象，即很多高学历人员也日益受到“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大学生就业难早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疑难之症。高干、高知、高资等精英的合流，与底层大众（包括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的分裂是同时展开的舞台故事，二者构成了当代社会最严重的矛盾冲突的现实基础。

回顾这一场一场不断上演的精英阶层市侩化的戏剧，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官僚高干阶层。本来，作为公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应当努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国强民富贡献聪明才智，同时获得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回报。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本当具有超出一般民众的忠诚度，致力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社会的变革、思想的动摇，最终使官僚精英中的相当一部分，更加热衷金钱实利和学术虚名，其市侩化的程度也最为明显。除了虚名实利，他们事实上什么也不爱。套句眼下流行的话，可谓“除了祖国和人民，他们什么都要。”

在向市侩演变的过程中，高知、高资是两个最重要的配角。高知为这类演变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辩护，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诱导，为高干、高资的市侩化在道德上解困、理论上解围，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普罗大众的抵制和抗议。正是高知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广大民众在尚未看清变革的方向和结果的情况下，让他们对各种变革投了赞成票、至少是默许票。此外，高知集团还满足了高干、高资们的虚荣和需求，将大量的博士、硕士文凭授予了后二者。当然，高知们所完成的这一系列动作，也获得了相应的丰厚回报，他们不仅获得了直接的金钱好处，有些还因此实现了在官场和商场间如意穿梭。

高资集团在这出戏剧中的地位变化最为显著。他们从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个体户起步，越过官倒、小企业主两个台阶，迅速成长为握有巨额财富的新兴资本家。其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发财致富，与高干、高知合谋而确定的改革政策有关。迄至当前，造就富人最多的有三个领域，一是房地产业，相当一部分房地产商利用国有土地事实上私有化的机遇，将大量本应归国家或大众所有的地租收入据为己有，从而完成了向富豪的华丽变身。二是证券行业，利用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私有企业上市的时机，一些企业的大股东、高管人员视股市为提款机，把大量中小股民的辛苦钱窃为己有。三是创新型的高技术企业，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机，通过苦心经营迅速做大做强企业，赢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功——他们也是今天民愤最少的富裕群体。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晋升为高资中的一员，他们都需要与政府官僚密切合作，也需要高知阶层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为此，高资集团也持续不断地向高干们、高资们实施了利益输送。

尽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在各种维稳的严格措施下，中国社会仍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这当然十分必要，也有利于人民大众。毕竟中国古来有言：“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但是，这种稳定带来的令人叹惜的消极一面是，对于今天已全面获胜的精英集团来说，他们似乎进一步发展出了为所欲为、谁奈我何的作风和行径。精英集团在彼此大搞利益交换的同时，另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越来越惯于向百姓伸手、通过各种方式搜瓜大众。到而今，成千上万的房奴，造就了一个个家财亿万的房地产大亨；房价之高，使民众的安居之梦几乎破碎。成千上万的股民，受到大资本的巧取豪夺、欲哭无泪、欲告无门。面对此情此景，粉饰太平、热衷排场的种种作为不绝于途，无论是高干还是高知，多数还在虚应故事，无意认真严肃地解决社会面临的挑战——而这恰恰是市侩的显著特征。

精英阶层的市侩化，已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其破坏性与日俱增。首先是集体无理想、无信念、无原则、无是非，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其次是以头脑灵活、手腕老辣、投机取巧为高明，自以为种种胡作非为足以瞒天过海、神勇无边；第三是自信赢家通吃、贪得无厌，视集体财富、大众利益为无物，予求予取，欲壑难填。此外，市侩主义的横行，使精英阶层越来越务虚名而致实祸。官吏无心谋良政，高知无意求真理，高资则朝思暮想赚快钱、发横财；而表面上，则一个个照旧装得讲品位、有教养、玩文化、充格调。

精英阶层的市侩化，是中国社会今日诸多乱象的病根所在。孔子所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恰恰表明，精英阶层的道德、操守如何，事实上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即使把亚当·斯密“自利者而利他”的一套教条鼓吹得天花乱坠，也只能欺骗大众一时，而绝不可能永远蒙骗他们。事实上，一旦大众认清精英阶层日益市侩化的实质，那么，离唾弃这一精英集团也为时不远了——如果后者始终执迷不悟、不能显示出与精英相称的社会担当的话，社会很可能因此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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