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联合：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构建战略

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构建战略[i]

                   ——兼与张翼先生商榷

胡联合[ii]

(《社会科学》09年第1期)

摘要：各国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多元可变的，既可能起积极的维护作用，又可能起消极的破坏作用。实践中，中产阶层会起何种作用，关键要看国家如何引导。以政治学最高法则为基点，结合对

张翼先生《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的商榷，认为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树立科学的动态稳定观，全面准确地把握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及其功能，立足于使绝大多数人们逐步进入中产阶层，妥善加强对中产阶层的引导，一手抓扩大中产阶层，一手抓整合中产阶层，积极主动地引导中产阶层健康发展壮大，务求使我国中产阶层始终成为“稳定器”，并且是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稳定器”。

关键词：中产阶层  稳定器  政治学最高法则

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研究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镇，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以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为主题就可以写出“一部完整的政治社会学史”。[iii]这主要是因为中产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长治久安具有重大作用。但是，这并意味着中产阶层的作用总是积极的，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国外关于中产阶层的理论研究和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可变的，它既可以成为“稳定器”，不断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能成为消极因素，沦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力量。[iv]如果说一个成熟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长治久安是十分必需的重要力量，那么中产阶层的生成过程却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同程度的挑战，引导不当，甚至会酿成动乱和“革命”。[v]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几乎普遍忽视了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可变性和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拜读到张翼同志的《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简称《中产态度》）[vi]，感到很欣慰。总的看，《中产态度》是一篇很有价值和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国内都有很多创新之处；其最大的理论发现就是，它从统计分析中得出了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是“稳定器”的结论，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这对于清醒认识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的消极功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由于主观设计和分析推理不够周全，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对我国中产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评价和部分观点不甚全面或较为消极，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时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社会稳定器。”为了深化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不致从反思“中产阶层是稳定器”走向否定“中产阶层有理由成为稳定器”的另一极，笔者认为应全面科学认识我国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从扩大中产阶层和整合中产阶层这两个基本路径着手，积极把我国中产阶层构建成为力量日益强大的社会“稳定器”。

                     一、分析的基点和方法

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点是政治学最高法则。政治学最高法则是从提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vii]的英国学者阿克顿的著作中借用来的。阿克顿（1860年）指出：“不管谁，拥有了社会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政治学的最高法则，如同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至高法则一样。”[viii]不过，从实质内容看，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更早就提出了这类思想，这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力[ix]（恰如万有引力是相互作用的一样，经济与政治也是相互作用的），所以该法则更准确的意思可以表述为：“政治学的最高法则是，经济决定政治，人们拥有了经济及社会力量就必然迟早会要求政治权力；同时，政治对经济又有反作用，政治权力对人们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该法则，就自然明了，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能否成为“稳定器”，国家政治体制的态度和能力至关重要。国家政治体制是否愿意、是否采取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或压制）中产阶层的生存发展，将极大地影响着中产阶层生存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而中产阶层的规模大小则决定着其作用的大小；政治体制是否愿意吸纳、是否有能力吸纳以及如何吸纳整合中产阶层，将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中产阶层是成为现行政治体制的内在部分和朋友，或是成为非敌非友的中立者，还是成为敌人。

关于分析问题的方法，则是以政治学最高法则为基点，综合应用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着重进行定性分析，同时辅以一定的定量分析。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中产态度》研究方法的几点欠缺。首先，从其基本框架和理论假设看，虽然它考察的是“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但其实它只是自变量，而最终的因变量是“稳定器”；即通过考察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判断其是否是“稳定器”。其基本假设是，如果人们有不满、冲突感等消极态度，就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并据此推导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稳定器”。这个假设及推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态度不等于行为，在态度与行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对同样的形势、同样的事情，人们认知的能力和水平不尽相同，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感知态度也不尽相同；人们的不满、冲突感等消极态度因何而来，有何功能，如何归因，向何方发展，能否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有多少会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以及政府如何应对等等，都还有相当多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简单地从人们的不满、冲突感等消极态度推导出人们会威胁社会稳定，或中产阶层不是稳定器，是不准确的。[x]第二，从“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的操作化测量来看，对“中产阶层”和“政治态度”的操作化都存在欠缺，以致有的把不该划入中产阶层的人员划进中产阶层内，有的又把本应划入中产阶层的人员划在中产阶层之外，或者没有测量到政治态度的最重要部分，从而影响了测量的有效度。且不说文章是以美国学者赖特很具争议性的阶级分析框架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进行测量的[xi]，仅就其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划分而言，它也有几点欠缺。（1）它忽视了收入和财富这个划分中产阶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虽然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但普遍认为它是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阶层。如果说不考虑收入财富标准而以职业等标准划分中产阶层，对已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来说有较大有效度的话，那么对我国来说其有效度则会打较大折扣。因为我国地方和城乡差距很大，虽然同为专业管理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公务人员，但在不同地区、城市特别是在农村与城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其中有不少人员（如农村教师）收入较低，根本进不了中产阶层，不考虑收入水平（包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把这些人员都作为新中产阶层必然影响研究的有效度。（2）它对社会上层的划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上层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管理阶层（即专业管理阶层中的上层），以及业主阶层的上层一小部分；把全部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都划为社会的上层，把专业管理阶层都划入中产阶层，会与实际产生较大误差。（3）它把非体力劳动者都划为新中产阶层，是不妥当的。国家机构、特大型企业的上层负责人，具有巨大的政治支配权力和经济支配能力，应是上层阶层；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的非体力劳动者（如教师、公务员）现在还进不了中产阶层。（4）不考虑资本经营规模、财富收入而简单地以雇工人数来划分企业雇主是老中产阶层还是（中产阶层之上的）业主阶层，对雇主阶层也存在不适当的问题。尤其是现阶段我国业主阶层，大多数还只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升入上层的只是少数。把他们划在中产阶层之外，会影响对中产阶层整体政治态度的分析。对于“政治态度”的测量，《中产态度》设计了对当地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冲突感等六个指标，虽然能不同程度地反映政治态度，但未触及政治态度的核心，即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而实际上，人们对地方政府的态度与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两个不相同的变量。人们可能对地方政府不满，但不等于对中央政府不满。据2006年对全国城乡居民的调查，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平均接近“很信任”），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明显下降（平均只是接近“比较信任”）[xii]。由于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未能准确反映“政治态度”的核心，这不但会影响对政治态度测量的有效度，而且也会影响到对中产阶层是否是“稳定器”的分析，容易得出不准确的结论。

二、积极扩大中产阶层

政治学最高法则揭示，经济是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稳定，都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都离不开使广大民众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归结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使社会的穷人越来越少，使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多，并争取使每一个人都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不但如此，经济决定政治，人们不但有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还会随之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现之前，现实中理想的现代化社会，乃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xiii]因为，人是依赖于物质生活需要的个体，追求需要的实现特别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xiv]这就要求社会发展应不断满足人们追求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内在需要，不断减少贫困人口，构建起使大多数人能过上富裕舒适生活的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在这种橄榄型社会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是比较平衡的，人均占有财富和资源最多的社会上层与人均占有财富和资源最少的社会下层的人员都只占极少数，而人均占有财富和资源中等、过着较为富裕舒适生活的中产阶层的人员占大多数，大多数人都成为了现行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受惠者，自然最希望社会持续稳定和发展。而中产阶层弱小或缺失的金字塔型社会在现代社会则是很难持续稳定的，因为其财富和资源的大部分被人数极少的上层所垄断，而大多数人处于缺少财富和资源的下层，社会结构很容易从两极分化走向两极对立，甚至引发动乱和“革命”。正是从这个根本角度讲，扩大中产阶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我国中产阶层的真正兴起，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测算，2005年我国中等收入（中产）家庭占全国的5.04%。[xv]据社会学家李春玲对不同学者关于中产阶层规模的评估后认为，“其中几个数据质量较高和估计方法较精细的比例估计则相对比较接近”：这就是目前在全国，中产阶层约占4%—5%；在城市，中产阶层约占10%；在大城市，中产阶层约占12%—15%。[xvi]《中产态度》应用赖特模型，认为全国中产阶层已达到21.9%，这明显偏高（这有可能是他把非体力劳动者都划入中产阶层所致）。实际上，不管学者如何争论，人们一般认为中产阶层是生活较为富裕、居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中间位置的人员阶层。主要包括生活较为富裕的私营企业主、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国家机关中低层领导干部、办事人员等多个不同阶层的人员。[xvii]总的看，这些人基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率先进入中产阶层行列（余下的大多数也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力量）的新社会阶层来说[xviii]，目前其约为5000万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全国1/2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在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越来越突出。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进入中产阶层的科教人员来说，目前其规模已达约3500万人，他们是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所在，是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十分重要的依托力量。[xix]以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2006年约为1240多万[xx]，除去不属于中产阶层的社会上层（数量较少），大中城市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已进入中产阶层行列，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创造促进发展的制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应该说，我国中产阶层虽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其主流是好的，是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积极力量。只要进一步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妥善解决其已经存在或可能将会产生的不利因素，就完全有理由使我国中产阶层成为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稳定器”。

（一）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相互促进的混合型经济的公平永续发展，不断创造和丰富中产阶层赖以生成的物质基础。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市场经济之平等独立主体在追求财富的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过程保证社会协作正常运作的一套制度安排。”[xxi]其根本特点在于顺应人追求财富的本性，通过公平竞争持续不断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它是激励人们持续不断地创造社会财富的“法术棒”。“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家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xxii]市场竞争“法术棒”点石成金的的巨大威力，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明证，一向为商品匮乏所困的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年间便终结了短缺经济的时代，社会财富得以迅猛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是，市场也会失灵，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现代民主政府是中产阶级的助产婆和“推进器”，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没有政府对公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不但市场失灵无法得以补救，而且连市场经济本身也无法运行，中产阶级即使产生了也不可能站稳脚跟和得到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是民主制的政府而不是市场造就了中产阶级。”[xxiii]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更应强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节和引导作用，更加注重保障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促进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当前，特别要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一切妨碍人们公平竞争的体制障碍，充分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追求财富和利益的独立主体地位，依法保护人们的努力成果，促进财富的不断涌现。更加重视从制度上鼓励人们自主创业，积极扶持、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它们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条件。深刻认识以创新为天职、善于捕捉发展商机的企业家队伍是促进微观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依法保障企业家创新活动的超额利润，促进企业家层出不穷、不断壮大。[xxiv]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下大决心加大投入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充分认识消费不但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鼓励人们进行各种不同层次的适度消费，促进中产阶层品味的闲暇消费的发展，以扩大内需拉动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上深刻认识提高效率的关键是健全激励机制而不是私有化，“所有成功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依赖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xxv]而所谓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产权神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非常危险的神话”；[xxvi]从而坚定不移地促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平永续发展。充分认识公平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公平对人具有不可估量的内在价值，公平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特别是潜在的和长期的收益，公平对待一切市场主体，赋权于民，特别是赋权于贫困和弱势群体，以公平促进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注重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下阶层倾斜，防止社会下层可能产生的“仇富心理”，防止中产阶层成员可能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地位恐慌”，依法保护公民的财产权，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大胆致富，将新增的财富更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社会财富总量，最大限度地使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创业和工作的人们以至全社会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有机会成为富裕舒适的中产者。

（二）投资于人，建立健全机会均等、成就自赋的公平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使最大多数的人民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进入中产阶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xxvii]社会要稳定要发展，根本在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xxviii]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精辟指出：“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自身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xxix]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实加大对人的投资，改变相当一些地方只重视物质投资而轻视或忽视对人的投资的不良倾向，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建立健全公平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改革一切不利于人们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保障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地位、角色和机会向全体公民开放，促进全体公民的自由发展，向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境界而不断奋斗。[xxx]要站在更根本的战略高度认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xxxi]；“任何一组现代化优先考虑的项目，都会特别强调教育”；[xxxii]教育是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是生产中产阶层的最重要机器；大力优先发展教育，特别要加强义务教育和对社会中下层家庭子女的教育，健全教育资助和奖励制度，保障教育公平，下决心加大投入，尽快使我国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4.4％的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约为2.8％），加快推动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充分认识健康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对人的健康投资，延长人的寿命，同时适当延长企事业单位和公务人员的退休年龄，扩大我国的人力资本总量。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从制度上便利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研究在宪法中恢复“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可行性和时机，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积极扩大就业，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使更高比例的人员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就业；充分认识“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xxxiii]，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实行投资于农民、赋权于农民、让利于农民、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战略，在帮助农村农民致富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把更多的农民从农村、农业中转移出来，使之成为城市的工人、服务人员，使我国农民数以亿计地逐步向中产阶层进军。加快建设面向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下层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中层有较强的抗御个人生活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安全感。完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者，使中等收入阶层得到不断扩大，从而使社会整个分层结构得到不断优化，促进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打牢社会稳定的内在结构支撑。

需指出的是，《中产态度》仅仅从“上个月的月收入”对人们的对当地政府的满意度、对社会的冲突感不具统计解释力，就推导出收入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特别是否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这两个推论都难以成立。因为，首先，对当地政府的满意度、对社会的冲突感只是人们诸多态度中很少的部分，收入的高低对人们态度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而这个满意度对于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的收入越高，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就可能更高，从而即使对当地政府有不满、对社会有冲突感，也很可能不会去做有损于社会稳定的事。提高各阶层人员的收入，特别是提高社会中下层人员的收入，使更多的人员进入富裕的中产阶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作用。其次，考察收入对人们态度的影响的科学方法是，不但要考察人们上个月的收入（最好是年收入），而且更要考察一段时间人们的收入变化情况；仅仅考察人们上个月的月收入不能准确反映收入情况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因为人们总是首先与自己以前的收入相比较，因此虽然一个人的上个月的绝对收入高，但如果比此前低了，自然就很容易心生不满，而这无法从考察上个月的月收入的绝对值高低中得到反映。当然，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物质决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xxxiv]收入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例如，人们对55个国家的广泛调查发现，平均而言，那些生活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富裕国家的人们比生活在收入水平低的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xxxv]零点集团在全国的调查表明，城市居民个人经济收入状况与个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很高，2006年为0.53，2007年为0.50。[xxxvi]中国人民大学对全国城市调查发现，人们的客观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人们对自己阶层地位的主观认同；收入越低，总体生活感受越不幸福。[xxxvii]国家计委研究院对全国城镇居民调查发现，“无论是是个人收入水平还是家庭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状况满意程度都呈正相关”，收入越低，不满程度越高，采取行动危害社会稳定的可能性越大。[xxxviii]中国社科院对全国一万多份有效问卷的调研发现，“对于中国当前社会而言，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物质性冲突所滋生的社会冲突”，而“物质性冲突所促成的社会行动则相对集中于社会的底层”。[xxxix]总之，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困下层的人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过上中产阶层富裕舒适的生活，不但对于调节收入分配有好处，而且是维护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三、妥善整合中产阶层

政治学最高法则揭示，随着中产阶层经济社会力量的增长，它必然会对政治权力提出要求，而国家政治体制如何应对这一要求，不但对于中产阶层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更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我国中产阶层的经济社会实力已经十分可观。仅以相当一部分已进入中产阶层的民营企业主来说，2006年底其注册资本总额达到7.6万亿元；而民营经济已约占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GDP的40%—65%）。[xl]“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xli]因此，应当顺应中产阶层的发展需要，积极妥善地整合中产阶层。这就要求树立科学的稳定观，坚持以动态的眼光、理性的方法、渐进的策略妥善地对待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稳妥地吸纳其合理的成分，摒弃其不合理的成分，把中产阶层引导整合成为现行政治体制的内在部分和忠实朋友，引导我国中产阶层成为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稳定器”；要统筹考虑社会上、中、下各阶层的政治要求和力量对比，通过渐进的变革，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使各阶层都能相对公平地分享权力和权利，都能分享现代化建设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都能成为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普遍受惠者，使大多数人民都能逐步地成为中产者，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不断缩小贫困下层的比重，达到使上层更优化，中层更富足，下层更有保障的现实目标，并朝着“全民中产”的远期理想目标努力奋进，最终经过几十代人甚至更长的时期，使我国迈向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一）树立科学的动态稳定观，正确评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功能，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依法平等保护中产阶层的利益。稳定始终只是相对的。“在人类社会中，社会变迁只是程度的问题。不管某些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似乎是多么稳定，所有这些社会都经历持续的变化。”[xlii]讲社会稳定，应当充分认识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绝对静止，而是指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态稳定，其核心是指社会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相对稳定。应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都决不会没有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也不总是消极的，它具有“安全阀”机制的功能，起着预警、排解社会压力、促进问题解决等多种作用。因此，科学的态度是建立相关的制度，把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内进行常态化的处理，这样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广泛存在，但其发生的烈度和强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能够防止人们的不满情绪、矛盾和冲突在地下过度淤积而最终总爆发，对社会稳定造成致命的危害。“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xliii]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对现存条件不满的人们，是希望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主持公道，那么，矛盾和反抗就会大量地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出现。通过允许和宽容冲突的发生，以及对冲突的制度化处理，“社会系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反之，“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灾难性的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xliv]“通过公开地在社会上表现潜在的不同意和敌视，反抗激起了冲突，但它了有助于消除这些冲突的根源。”精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允许人们批评政府“是一种防止造反的疫苗”，“抗议是一个安全阀，它让蒸气溢出，因为如果蒸气受到限制，就有可能把锅炉炸毁。”[xlv]“社会处于半满意半抗议状态。人们接受整体，反对局部。这种既满意又争论的状态离革命的气氛最遥远。”[xlvi]只有适应现代社会持续渐变的客观形势，以理性和法制化的常态手段来正确处理矛盾冲突，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可持续稳定。中产阶层的相当一部分，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他们完全可能对政府的施政、对社会的公平有更高的期待，对矛盾和冲突有更敏锐的感知，对现实的弊端和阴暗面有更多的批判意识，对国家的发展前途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因此，《中产阶层》发现中产阶层对当地政府的满意度较低、对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冲突感较重，这有可能是成立的。[xlvii]问题主要在于，它简单地从中产阶层的不满意、冲突感、“批判意识渐趋显化”，推导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稳定器”等消极结论。[xlviii]实际上，上面已说过，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与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是两回事，很多人不满产生的原因正是源于一些地方不执行中央政策或执行中央政策不力、一些地方存在消极腐败现象等等；这种不满意只要是理性的表达，对于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往往还有积极的警示功能和推动作用；事实上很多有不满意情绪的人是要帮国家消除这些弊端，其中一些人还提出了各种有利于促进良治的建议。不能仅仅因为中产阶层有不满情绪和批判意识，就推导出他们不能成为“稳定器”。相反，中产阶层往往更多的是以自己的知识、以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以自己的理性批判意识在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实际上，党和国家也要求“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xlix]“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事业就会不断前进。”[l]总的看，我国中产阶层是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的重要积极力量。不过，勿庸讳言，中产阶层中有少数人的行为确实也是影响稳定的现实或潜在因素。突出的表现是，在少数中产者中，有的是通过不正当或非法的方式致富的，社会影响不好；有的为富不仁；有的损害雇工权益；有的行贿腐蚀国家官员；有的通过贿选等手段成为基层组织负责人、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有的思想激进、祟洋媚外甚至主张全盘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等等。这些消极方面虽然只是支流，是极少数，但应高度重视，认真解决。正确认识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功能后，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引导中产阶层通过合法的手段平和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平等保护中产阶层的合法权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li]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必然随之增长。因此，政治体制是否给中产阶层提供体制内的合法渠道来允许其表达利益诉求，就会极大地影响中产阶层的利益表达行为的方式方法。如果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渠道，鼓励和引导中产阶层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有利于执政当局及时准确把握中产阶层的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科学加以辩析，为制订正确的对策提供可靠依据。反之，如果不提供正常的制度化渠道，或正常渠道运作效率低，就很容易使其利益表达行为走向地下，通过非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如腐蚀政府官员、“拉关系”等），并且容易在不满情绪淤积到很严重程度时，以激烈对抗的方式公开表达出来，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正确的态度是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积极欢迎和主动引导中产阶层依法表达其利益诉求。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对于中产阶层的利益表达行为是开放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特别是通过允许新兴中产阶层成员入党、在政府部门中任职、加入民主党派、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对自由的传媒表达等诸多方式，给中产阶层提供了较好的利益表达条件和环境。但是，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的社团组织相对薄弱，利益表达主要通过个人直接反映到政府或通过个人直接加入政治体制内进行表达；精英代理的利益表达行为过于普遍；部分利益表达的程序不够规范和透明；利益表达的个人成本较高；个人非正常形式的利益表达行为较为严重甚至成为“潜规则”，“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非正常利益表达行为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利益表达的效率不够高。这些弊端不但影响着中产阶层的利益表达的健康发展，影响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积极认知，也影响其他阶层的利益表达，不利于全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相对均衡。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改进，关键是要认识到“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 [lii]，“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liii]，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得到更好的落实，尤其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表达权，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合法权利，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使利益表达更加民主化、组织化、程序化、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法制化，正确行使权利，自觉承担义务，依法理性有序和平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要更好地发挥裁判调节作用，抑制少数极富的强势集团和实力部门垄断相关的利益表达权，防止政府政策被强势集团所俘获，扶持中产阶层和下层阶层组织起来增强其合法的利益表达能力，依法惩处各种违法的利益表达行为，保障各阶层利益表达力量的相对均衡，促进中产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的和谐稳定。

需指出的是，《中产态度》对国内外中产阶级保守性的总体判断（认为中产阶级不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保守），是不准确的。马克思早年就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保守的”[liv]；晚年他更认识到，“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lv]二战后，由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西方国家不但中产阶级保守，而且工人、农民阶级也在走向保守。所以，在西方一般以选举作为观察人们政治态度的主要风向标，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但一般是中产阶级比工人、农民更为保守（不排除有个别例外），其投保守党票的人数更多一些。例如，美国1948—1980年的九次总统选举，工人阶级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比例都高于中产阶级的比例，始终是民主党的第一大支持者，而支持共和党（保守）的人则少得多，显示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始终是更保守的。[lvi]在英国，在1964—1992年的九次（下议院）大选中，白领中产阶级的多数投保守党的票，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则多数投工党的票。近十多年以来，不同政党纲领的界限日益模糊，投票的阶级属性有所弱化，但基本上还维持着这种局面。[lvii]即使是就二战后由准中产阶级大学生发动的社会抗议运动而言，也几乎都是宪法框架内的和平抗议行动，“造反者根本就没打算夺取政权”，“而它们的最终成果也是通过宪法、法律和法庭获得并予以确认的。”[lviii]而二战后在欧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虽然主要与中产阶层有关，但关注的都是环境保护、反堕胎、保护动物权益等低位政治的问题，且主要采取和平方式进行，对社会稳定谈不上有多少危害。从世界范围来看，总体而言，下层阶层一般比中产阶层激进。[lix]“由于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经常是相对的，而且满足或剥夺感是在与其他人进行境遇好坏的比较中体验到的，因此，在所有国家中，无论其贫富，其下层阶级对现存报酬分配制度心怀各种憎恨，支持那些主张实行某些再分配制度的政党和其他组织，就不足为奇了。”[lx]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国家的选举研究都显示，下层阶级与支持较激进的政党有很强的相关性。[lxi]我国也有调查显示，越是收入贫困的人越对生活不满，采取激进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大。[lxii]《中产态度》虽然认识到下层的收益增进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忘记了我国中产阶层大部分也出自下层阶层，他们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他们的收益增进也总体上是有利于稳定的；而国家主张扩大中产阶层实际上也正是要使现今大多数仍处于下层阶层的人们收益得到增进，逐步上升成为中产者，增强稳定社会的力量。

（二）增强政治体制的弹性，加强政治整合，大力促进公民社会建设，确保把我国中产阶层成员整合成为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在部分和忠实朋友。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使其必然对政治权力提出要求。这会影响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使政治体制面临各种政治压力。如果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弹性（柔韧性），不能自我调节，这就使压力和挫折能够积存下来，结果制度被推翻，被另一种社会秩序所代替”[lxiii]。如果国家的政治体制富有弹性，能够妥善整合中产阶层，协调好中产阶层与其他阶层的权力关系，那么，该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得到持续，政治体制的效能也会得到渐进的改良，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实际上，“正如成长是生命的法则，改革也是政府的法则之一。”[lxiv]“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某种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了维持其存在的手段”。[lxv]社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它能够紧密跟随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尽可能地缩小现有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势变化的间隔落差，“当这种间隔并不非常大，在局部的缺失变成普遍的不满之前受到弥补时，是幸运的。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它不允许任何事物变得过时或腐化。”[lxvi]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自然需要人们有温和的保守的思想理念，反对天翻地覆的激进主义突变思想，但这决意味着守旧不变。对于新兴的中产阶层等新的社会力量，现行政治体制应当有策略地加以整合。“如果这一点被忽视或否定，被拒绝在外的成份，虽然可能是国家繁荣的巨大来源，却会成为政治衰弱的来源——是敌人而不是朋友。”[lxvii]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整合中产阶层等新兴的社会力量，本身也包含着风险。如果不加引导，特别是缺乏政治参与和吸纳的程序制度，不能有效地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快速增长也可能引发动乱和“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溶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 [lxviii]因此，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需要稳妥有策略地推进，应当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合理平衡中产阶层和其他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要求，引导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政治革新和容纳变迁中的政治要求和组织的某种持续的制度化是否成为可能，是政治现代化的试金石”。[lxix]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能否成为“稳定器”，关键在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态度和措施是否得当，在于它的制度弹性和制度化能力。如果国家对中产阶层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的，能够稳妥地对其进行制度化的有效引导，从而能够使中产阶层与国家政治体制实现良性互动，那么中产阶层就能够成为“稳定器”。反之，如果国家采取简单排斥、放任自流或役使利用等消极错误的态度，或者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引导，那么中产阶层就可能沦为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lxx]《中产态度》把“中产阶层的利益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视为中产阶层成为稳定器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不够准确的。实际应从国家与中产阶层的互动关系来看待中产阶层能否成为“稳定器”，因为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方向应当顺应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积极扩大和整合中产阶层；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又需要依法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使阶层利益与国家利益得到相互增进。

要重点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程序和制度，稳妥有策略地推进对中产阶层的政治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弹性不断增强，中产阶层特别是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成员被视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得到国家政治体制的积极认可。特别是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明确宣示要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lxxi]，这使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吸纳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底，我国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就占32.2％；被选为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３万多人。[lxxii]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其他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吸纳也得到了稳步推进，增强了其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认同感。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地方，对于新社会阶层成员的入党、当选人大代表、推荐为政协委员，还缺乏严格的程序和制度规定，片面地以财富为标准，有的人甚至以贿选、腐蚀拉拢地方官员等方式当上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严格标准和程序，积极稳妥地加强对富裕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吸纳；同时按照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那些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人大代表、行政官员等政治身份的，以及当选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都要依法惩处。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各阶层代表力量的平等与均衡，特别是要照顾包括准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政治参与权，研究修改《选举法》，使城乡居民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使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能够更便利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防止政治资源不适当地向有钱人倾斜，影响各阶层关系的平衡和谐。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政治社会化，用制度和法律约束他们，用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形塑他们（特别是对已被吸纳进政治体制内的新成员），有效地同化整合他们，以保持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框架的相对稳定性和主导地位。加强廉政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清除上层和中下层的极少数腐败分子，优化引导整合中产阶层发展的政治环境。充分认识终极信仰对人们善行的引导作用，并且认识到终极信仰不等同于宗教，“有宗教信仰与根本无宗教信仰同时都能为道德精神带来善的结果”；[lxxiii]从而，一方面要大力强化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终极价值追求，引导他们进一步提高精神境界，为人民的福祉更加勤奋地工作；另一方面，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发挥宗教自我约束行为、净化心灵、鼓励施惠从善等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发挥宗教对一些非党中产阶层成员的终极价值引导作用。要努力培养中产阶层的良好的职业伦理、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务实作风，增加他们对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认同。要特别重视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进行科学分析，有选择地吸收中产阶层的参与要求（而不是象《中产态度》那样主张“充分吸收”），特别是对其中激进分子的参与要求和政治改革主张，不但不能吸收，而且还要拒绝和抑制。[lxxiv]

要充分认识发展社团民间组织的重大意义，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把中产阶层整合成为现行社会体制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产阶层的要求并不总是放在政治领域，还是更多地放在社会领域。“政治活动仅仅是公民关系的一个部分”，“与其他要关心的事情相比较，公民对政治通常只投入相当少的感情或很少卷入。”[lxxv]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的发展，客观上都需要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公民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平等赋权于公民，增强社会的自主活力和自我治理能力。“社会团体自治的渊源和形式是创建公民社会的一个中心主题”，“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lxxvi]而中产阶层是一个最爱好社团组织活动的群体，中产阶层越发展，就越会促进社团民间组织的发展，越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为社团民间组织，既可灵活地提供公共物品，又可灵活地提供私人物品；既可承担个人和首属群体（如家庭）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许多任务（有利于解决个人和先赋群体无能为力的问题），又可承担市场所不能解决的许多任务（有利于解决市场失灵），还可承担国家所难以或不能承担的许多任务（有利于解决政府失灵），帮助国家完成难以实施的社会管理任务；能够满足着不同人群的多样性需要，实现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既能促进利益和认同感的多元化，又有助于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一体化；是沟通意见、交流讨论、排解不满、化解分歧的有效工具和重要平台；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源泉；是人们学习政治事务的“免费大学”，训练人们依法有序进行政治参与；是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是国家了解社会利益诉求的基本平台和商谈中介（代表）；社团组织还有助于使公民埋头于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把注意力从政治生活中转移出来，有利于减缓政治体制的压力。总之，以中产阶层为主要成员建立的各种功能性经济社团、象征性地位社团、文化表意性社团、功能性政治社团等各类名目繁荣的社团民间组织，会在各自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规范和集体意识，既把个人组织起来又把个人控制起来，既独立于个人又依赖于个人，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又不同程度受制于国家，既为个人服务又为国家效力，从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既有利于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有利于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有利于维系社会的有机团结和持续稳定。[lxxvii]就我国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团民间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讲，社团民间组织数量太少、资金短缺、缺乏人才、缺乏项目、功能不强。到2006年9月底，全国社会团体为17.4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14万个，基金会1057个，共计32.73万个；每万人不到2.5个（美国为52个、法国为110个、阿根廷为25个）。[lxxviii]特别是我国社团民间组织的年支出规模很少，仅相当于GDP的0.46％，力量很薄弱，作用很有限（而美国各类非营利性组织一年的运作资金相当于其GDP的7％—8％）。这说明我国的社团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很滞后，与建设公民社会、扩大中产阶层的客观需要差距很大。为此，应当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促进我国社团组织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借鉴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大部分经费依靠国家资助的做法（如德国占64.3％、法国占57.8％、比利时占近80％）[lxxix]，切实加大我国各级政府对社团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制订政策（如免税）鼓励企业和个人向社团组织捐赠，扶持促进更多专业性社团民间组织不断分化增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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