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道理讲得清，利益讲不清

 提纲：

1. 基因工程的理论基础已经崩溃

2. 转基因技术本质上不安全

3. 安全性的标准搞错了

4. 无毒也可以有害

5. 美国有个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

6. 小结

生物基因工程[1]有三大用途，分别为基因治疗、农作物育种和基因武器。

截止目前，转基因产品作为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商业化销售的历史已有15年。中国是把转基因产品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第一大国。中国消纳了全球第一大转基因农作物——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全部产量的半数。中国全部人类食用植物油的80%来自转基因的大豆和油菜籽；饲喂动物的豆粕、棉籽饼全部是转基因产品，甚至相当部分玉米也是非法的转基因产品。除此以外，中国还是全世界唯一计划实行主要粮食品种（水稻玉米）转基因化的国家。2009年12月4日，有一家国际机构（ISAAA）的总裁，詹姆士.克莱夫，把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模式比喻为“三驾马车”：植物纤维（棉花）、主粮（水稻小麦）和饲料作物（玉米），全部采用转基因技术。[2]

这“三驾马车”模式的真正含义是：不久以后，中国农业将实现全面转基因化，并且会从此永远都转基因化。这是一条单行线、不归路。

生物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被大力推动，的确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卷入其中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和涉及的受众之广，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应用技术。不幸的是，所谓的农业生物技术——农业基因工程技术，或称转基因农作物育种技术，是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技术路线，它蔑视生态平衡这个最高原则，它无视自然界的生殖屏障这个安全底线，它把陈旧过时、已被证明为谬误的生物学理论作为依据。半个世纪前出现的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概括起来是基于一种假说：一个基因唯一地决定一种性状（或一种蛋白质）。在这个基础上，“基因工程”派狂人的设想是：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基因、把它插入一种目标生物，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物种、解决一个科学上的难题、满足一种人类需求。

然而，当年曾经的理论前沿，在今日已被证明为谬误。生命科学30年来的进展，已经在实质上彻底颠覆了当年分子生物学的核心部分——遗传基因决定论。但是，以错误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所谓农业“生物技术”，仍然在大规模地推广应用，主要是因为，利益集团自始至终处于主导地位；利益、政治、科学、技术纠缠在一起。由此错误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基因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错误，在中国持续了两年的激辩中越来越清晰，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后伤害人类、伤害动物和毁坏生态的事件，不再是罕见事件、也不再是秘密。按照科学合理的逻辑，遵从人类古老的智慧——“预防性原则”，在前景不明了、风险无法把握的形势面前，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应当马上停止。但是事情决不会这么简单。尽管我国中央决策层已经叫停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计划（2011-9），在利益集团更加强力的推动下，中国农业全面转基因化的可怕前景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利益集团更加疯狂的推动下渐行渐近。

道理讲得清，利益讲不清。在农业技术的路线问题上，我国数届政府在十年以上的时期内，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走农业技术高科技化道路——化学化、转基因化。怎样确认错误、退出错误路线，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决策问题。

一、        基因工程的理论基础已经崩溃[3]

支撑今日生物工程或者转基因技术产业的基础，是半个世纪前的分子生物学理论，代表性理论是1958年由弗朗西斯.克里克首先提出的“中心法则”，其核心为，（1）生物信息在生命体内单方向流动，从DNA—>RNA—>蛋白质；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发现了逆转录酶，表明还有自RNA逆转录形成DNA的过程，中心法则被证伪；（2）一个基因决定一种蛋白质，或者一种性状。最近30年来，生命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1）生命体内生物信息的流动不是单方向的；（2）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基因决定一种蛋白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基因参与多种蛋白质的合成；一个蛋白质的合成也是需要多个基因参与。

在“生物工程”技术大发展的30年里，生命科学领域中也有日新月异的发现。仅下面谈及的几项重大发现；就已经全面颠覆了30年前的生命科学的前沿理论。

（1） 可变剪接 （Alternative Splicing）

转基因技术刚开始时[4]，生物学家以为，真核生物 (如植物、动物、和人) 的基因编码规律，与原核生物(如细菌) 是一样的，即：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但是，“可变剪接”原理表明：在真核生物中，一个基因可以编码多个不同的蛋白质。[5]但是，一直到2000年以后，对于“可变剪接”现象在真核生物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才被充分确认；而此时转基因农产品如抗除草剂的大豆已经“育成”，其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和出口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在随后极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规模。

（2） 内含子 （Intron）不一定无功能

一个基因中包含内含子（Intron）和外显子（exon）。假设有一个完整信息为“inXXXXforXXmaXXXXXtion”的“基因”，其中能够编码蛋白质的序列为“information”，嵌在编码蛋白质信息的基因段之间的、非编码部分，“XXXX”或“XX”，是“内含子”，编码蛋白质部分的基因（in–for–ma－tion）叫做“外显子”。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基因组序列中90%以上的序列都是不编码基因“内含子”。

转基因专家曾经认为，内含子是基因的无用段、是“垃圾基因”。现在已没有人再这样看，因为部分内含子有重要功能[6]。但是，时至今日大部分“内含子”的功能尚不清楚，即它们在生物的生长和发育中是否有作用、怎样发生作用，现在仍然不知道。在“转基因”的过程中忽略了内含子的作用，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对内含子造成干扰、破坏，会引起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

（3） 基因“有”次序 （Gene Order）

1985年之前，分子生物学家认为：基因是互为独立的一系列微单元。而更新了的基因学理论认为：基因次序并非随机的。[7]对于“基因次序”内在联系的破坏，将是有后果的。“增加”一个基因，或“减掉”一个基因，或对某一个基因动手术，所引起的改变并不仅仅在于这一个基因本身。而现有的、功能非常有限的检测手段，仅仅是检测被“增加”进去的那一个基因本身，其他问题根本无法触及。

（4） 横向（水平）转基因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普遍认为，通过“横向转基因”导致外源基因进入哺乳动物的消化道，是不会发生的。这一理解对当初评估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起了根本性的作用。[8]而后来，当科学家开发了更为精密的检测技术后，才发现一个显著比例的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转基因技术所采用的外源基因材料，甚至可能透过胎盘进入胚胎[9]、转移进入成人的性细胞，由此影响到遗传。

横向转基因是生物工程技术的目标和结果。生物工程技术可以去除内含子，使横向转基因这个目标得以实现。[10] 正常植物基因中都有内含子（见上第2条），含有较长内含子的食物植物基因就不容易转移入肠道细菌中；即便偶然进入了，由于细菌没有一种除去除内含子段的功能，因而这个偶然进入的基因就不会被表达。然而，转基因作物大部分外源插入基因的编码段中是没有内含子的，有时为了使导入的外源基因在转基因植物或动物中高效表达，不仅要在编码区前使用强启动子，还要在编码区中加入内含子，这时内含子呈现这样的状态：XXXXXinformation——这会使转入细菌的外源基因更容易被表达。

于是，“横向转基因”便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预知的安全风险。

（5） 蛋白质错误折叠 （Protein Misfolding）

根据陈旧的遗传学理论，一旦氨基酸顺序确定了，蛋白质便总是会按正确的方式折叠。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便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而更新了的遗传学理论指出：蛋白质折叠需要有蛋白伴侣（chaperone）来协助进行。千百万年以来，每一种植物的蛋白伴侣与它所折叠的特定的蛋白质一起，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而相互适应。当一种外源细菌基因被插入植物时，这一植物的蛋白伴侣就会遭遇完全陌生的异类蛋白，它们间将如何互动，是无法预料的。假如这种尴尬的遭遇使得蛋白质折叠发生错误，后果将是错综复杂的。疯牛病就与“蛋白质错误折叠”有关。

（6） 基因微阵列芯片测试 （Micro-array gene chip study）

基因微阵列芯片是一种相对新的技术，目前还没有被广泛应用。这项新技术应用于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时发现，仅仅一个外源基因的插入，就可能导致5%受体基因改变它们本身的基因表达。[11]这种改变的结果，可以是农作物原有营养成分的丢失，也可以是意外毒素表达程度升高。[12]所以，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于所转的那个外源基因，问题比那一个基因更多，更大。

另外，新近发现的“第二套遗传密码”(即RNA系统，DNA-基因被称为第一套遗传密码)，更揭示了基因间相互联系的高度复杂性。而30年前生物工程技术——转基因技术发端之时，生物科学界对以上问题还一无所知。

二、        转基因技术本质上不安全

1. 科学永远“只是今天正确”

“从横向看，科学永远正确，从纵向看，科学只是今天正确！科学是通过不断的去伪存真的过程来接近真理，所以，科学本身并不是绝对真理！她始终带有‘伪’的成分，也就是说，科学和伪科学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分的！” ^[13]

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过去的结论。50年前提出的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其实已经被证伪了——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做这个判断。今天的理论前沿，还会被今后更新的发现证伪、或者被完善。所以，不加批判地信奉今天流行的科学结论是不科学的，如果更进一步，坚持被“更新”之前的科学理论，就更是错误的。生命科学中的分子遗传学等学科，现在还非常年轻、非常幼稚，新的发现迅速地、不断地推翻已经被接受的假说。“从科学中淘汰下来的东西，就没有可能再回到科学中去。如果一个已经被科学否定的理论，乔装打扮以后，继续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伪科学”了（引述同9）。

今天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就是一种伪技术，因为它所依据的科学理论，已经被全面证伪。生命科学的发展有如一条流动的河，转基因的生物技术，从头开始就建立在这个流动的河床上；今天的所谓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被套在一个30年前定型的理论模板里。仅仅“可变剪接”这一个发现，就足以推翻“中心法则”假说；“内含子”和“基因次序”理论表明，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都绝无安全性可言。横向转基因和蛋白质错误折叠，已经造成了令人惊恐的医学事件，而没有用“基因微阵列芯片测试”技术测试过的转基因农作物，如果今天还有谁敢真诚地说它“精确”、无误，唯一的可能是他太无知、太狂妄，起码是知识太陈旧。还有更多的未知在等待被发现。“中心法则”提出后至今50年的全部科学发现，不仅不能保证转基因技术安全可行，反而对“安全性”提出更多的疑问，那个被全面证伪了的50年前的“中心法则”体系，还能怎样保证转基因产品安全呢？

“假如更为精密的检测技术在当初就能获得、并检测到‘横向转基因’现象，转基因食物在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被开发。因为转基因作物的设计，是特别有利于‘横向转基因’发生的。它所采用的强悍的启动子（promoter），就是力图要突破物种之间天然的屏障（曹明华前引文）。”——这还不够吗？

突破物种之间的天然的屏障，直接的后果，就是直接受害——加拿大魁北克的孕妇被查出血液中含有Bt蛋白，所生孩子血液中也发现Bt蛋白；她们接触转基因的唯一途径，是食用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14]中国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2011年9月20日发表的关于大米中微小核糖核酸可进入动物和人体并发挥作用的发现，更加明确地表明，生命体内存在另外一套生命控制系统，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安全性这个问题，又被加上了一个更粗更黑的大问号。

2. 试管里装不下生态系统

科学实验都是在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在实验室里得到的发现，只在实验室条件下成立，失去了规定的条件就失效了。转基因农作物是在大田里种植的。农田环境是“生态系统”，在那个系统里包容着无数多个可变条件；任何实验室都不可能模拟，美国人花费巨资建成的“生态圈二号”实验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把来自实验室的转基因作物释放到生态环境、坚信那样做可保证安全的做法和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伪”逻辑。这是因为（1）试管里装不下生态系统；（2）生态系统中无数动态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控。另外，转基因生物也是动态的生命体，即使在试管里也会变，更何况释放到完全不可控的生态环境中——这种动态性是任何科学家也不能控制的。

3. 科学被混同于技术 

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科学研究在实验室里干，技术创新在车间里干。科学发现是否为真，可用重复实验来证明；技术发明是否合理和有用，靠应用实践来证明。横向转基因是生物工程技术的目标和结果，去掉内含子的生物工程技术，让横向转基因得以实现。[15]

在干转基因技术的“车间”里，有高级的仪器和设备，在形式上和科学实验室相似——这是否给了转基因技术专家一个借口，让他们把转基因技术等同于“科学”了呢？生态因素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鸿沟，可以直接在逻辑上证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在本质上是不会安全的。那么科学家、技术专家是真的忘记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区别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程度的混乱？

这种错误根本就是不能允许的，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科学家们不会搞错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把二者别有用心地混同在一起。今日的主流媒体环境，允许这种错误蔓延，事实上还为这种错误赋予了合法性。

转基因技术专家把生命科学与转基因技术混同起来，使得正确评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成为不可能——每当我们指出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不安全性个案时，得到的官方回应，总是“你们要尊重科学”。这种普遍存在的常态，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不会是安全的，因为技术专家在这里改头换面，充当了科霸。作为技术专家，他们的个人利益纠缠在由他们自己推广的技术产品中，不仅无人能够对他们手中的权力实行有效监督，相反甚至有人公开鼓吹“私人激励包含在推广项目中无可非议”（例如方舟子），而且这种谬论竟然已经成为主流媒体上的主流观点。

转基因技术专家的私人利益被赋予了合法性后，私利可以为他们自己犯的错误打掩护了，[16]仅此一点——把谬误合法化、把错误的行为合法化，就可以决定，被转基因技术专家自己大力推行的转基因技术产品，不可能有起码的安全保证，因为保证安全的基本因素全都被釜底抽了薪：科学研究阶段的同行评议——服从真理修正错误，技术开发阶段的实践和效用评价——为受众利益（而不是研发者利益）服务，这些基本的评判准则都消失了、不再有效力。剩下的只有如“2.5微克”这样的技术性指标，它的作用只有一个：误导辩论，误导判断。

科学被混同于技术的直接后果是可怕的。本来应该在实验室里证明的有害性/无害性，现在要在消费者身上、在生态后果上证明了。科学家可以合法犯错误，因此即使转基因技术有害，也没有他们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在责任面前，他们会变成技术专家，没有责任。技术专家是干活的，他们怎么能为技术的理论基础过时、错误负责呢？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

三、        安全性的标准搞错了[17]

以科学发现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技术和技术的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安全，可表现为三类风险：[18]

第一类：对科学原理认识不足导致的风险。科学永远在进步，新的发现会改变先前的认识，已经推广应用的技术可能在后来被发现包含了错误、或者弊大于利；因此社会必须有合理的风险控制功能，必须有纠错的预案。比如新兴技术必须先小范围试点、再逐步推广，当确认不够安全、无法控制风险时，就应该停止应用。

第二类，具有偶然性的事故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事故的后果可能很大，例如1984年12月3日凌晨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农药厂氰化物泄漏事件，直接致死2.5万人，间接致死55万人，还有20万以上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当地居民的癌症患病率及儿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态灾难的影响至今无法消除。[19]

第三类风险，技术成果被用作武器，例如核技术；最新的例子有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

因此，新技术应用的安全性问题，绝不是怎样执行技术专家制定的安全标准那么简单的事情。上述第一类风险可能就隐藏在标准中：标准本身就是过时的、错的，或者虽然不错，却远远不足以控制风险，因此是没有用处的。上述第二类风险，既是技术标准问题，也是管理问题。世界上大型的、有巨大风险的技术项目，愈益被设立在贫穷的不发达国家，当地地方性管理水平难以配合大规模新技术项目，因此风险更大、控制更困难，然而国际技术巨头却把越来越多的高风险新科技项目安排到不发达国家中去实施了。所以，保证技术安全和控制风险，走的是一条逆行道。

上述第三类风险，已经不属于技术应用的安全范畴，而是属于政治、战略和最高决策的问题了。

中国第一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发给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由于公众强烈地质疑抗虫的转基因水稻给人类食用不安全，对此当事人在全国公众面前，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做过这样的标准陈述：他所做的七天Bt毒蛋白小鼠灌胃试验[20]，可以保证Bt转基因水稻食用安全：

“【灌胃】剂量达每千克小鼠体重灌注5克纯Bt蛋白，没有发现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每克转基因稻米含Bt蛋白不超过2.5微克，按小鼠灌胃剂量折算推知，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吃掉120吨稻米也不会发生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如果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人活上120岁，也只吃掉约10吨稻米，不及小鼠灌胃剂量的十分之一。”[21]

张启发还用化学物质亚硝酸盐做了一个对照——中国的国标饮用水安全标准下所允许的亚硝酸盐含量，比他的转基因大米中Bt蛋白2.5微克/克含量还要高，所以他的转基因Bt大米比国标饮用水更安全。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转基因Bt抗虫水稻“保证安全”的唯一证明。[22]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沿用此“证明”至今；现在虽已不大提起，却从来没有见到官方正式批评过、或者放弃这个“安全性证明”。

张启发为转基因大米所做的“无害辩护”，包含多个基本的低级错误——他依据的每一个具体的安全标准都是错误的。

1. 老鼠被灌了Bt蛋白没事，因此人食用Bt蛋白保证安全——老鼠=人；

2. 老鼠被灌了Bt蛋白无不良后果，因此Bt大米安全——Bt毒蛋白=Bt大米；

3. 老鼠灌胃7天没有发现问题，据此推算人吃120年也不会有问题——短期=长期，老鼠=人；

4. Bt大米中的Bt毒蛋白含量，低于饮用水中亚硝酸盐的允许标准量，所以就“更”安全——转基因生物化学物质=无机化学物质；

这4条错误都是很低级的；而且，不仅安全标准全错了，这个“小鼠灌胃”根本就算不上科学实验，那只是一个完整实验设计中的第一部分：“前实验”。在苏格兰科学家普兹泰1996年设计的动物实验中，“灌胃”是正式实验前的准备步骤，小鼠灌胃“未见不良后果”后，才进行下一步实验——有对照的分组喂养。“未见不良后果”也不能充当科学实验的正式结果。

中国的顶级技术专家，拿一个完全不符合科学程序的实验、一个完全没有效力的所谓实验结果，当作自己的专利产品“安全性保证”的做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国际来由的。例如在美国，确认生物技术新产品安全性的基本做法，就是让研发技术的专家（或者公司）自己来保证技术产品的安全性。这个政策的精髓，是放纵技术专家和公司、让他们自己说了算，以当前流行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就可以——这里又会涉及到新技术应用的第一类风险：对科学原理认识不足。技术专家其实不是科学家，他们的知识更新也需要时间（即便是科学家也应如此），但是技术一旦进入应用，就会定型，就会和利益纠缠在一起，再也无暇顾及科学的最新进展了。

所以，让公司和技术专家决定，就是让利益决定。就这样，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安全性就被利益决定了。

例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在美国上市前通过的安全批准程序，在我们看来会有点奇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在收到安全申请后，向孟山都公司做咨询——实际过程是孟山都公司向FDA做汇报。汇报结束后FDA把孟山都的结论写成一封“最终咨询公函”，给孟山都公司一份，存档一份，同时公布在官方网站上，“安全审批程序”就走完了。[23]孟山都公司为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申请安全证书时，按照中国方面的规定，必须出具美国官方的“食品安全批文”，孟山都公司郑重其事提交给中国农业部的，就是这个“最终咨询公函”。在中国农业部轻易不允许查询的信息中，就包括了这个在美国官方网上公布的咨询公函，中国是当作准保密文件管理的。

所以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国际通行标准，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司决定和利益决定”。孟山都说它安全，美国官方就说它安全，中国官方就接受它安全；“国家批准上市的就是安全的”，“准入市场的就是安全的”。[24]

美国政府机构办事必须是有章可循的。FDA所遵照的“章”，叫做“实质性等同”，是老布什总统在1992年为支持孟山都公司而亲自定下的规矩——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和传统的植物没有区别，“在实质上等同”（除非能证明产生了新的蛋白质）。这个“实质性等同”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为“原则”，在执行中被当作标准，在逻辑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一句无意义的废话。真正的等同不需要被谁批准，只有为了把“不同”硬拉到“等同”上去，才需要这样大做手脚。

今天，“实质性等同”是写在一切国际文书、官方文件和教科书中的第一准则——转基因技术产品安全的第一准则。给人类食用的转基因技术产品在出生之前两年，它的“总体”安全性就被美国总统在1992年一次性规定了。第一个为人类食用的西红柿是在1994年在美国上市，历时不足两年后就撤市了。

有了“实质性等同”这顶大红伞，动物实验可做，也可以不做。孟山都公司制定了动物实验规则（喂养仅限90天、不做多代生殖实验）、不允许独立科学家做实验（孟山都以不提供它自己的专利产品样品或者准许来限制第三方实验），所以第三方检测变成了一种软规定；如中国官方在所有的相关文件中，处处都写了“第三方检测”，实际上从来没有执行过（或者有实验但是不报告），就像孟山都公司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样。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还为全世界的同行立了另外一个规矩：信息是否公开，要看对它的商业利益是否有负面影响。这个不合理的行为在公众利益和公司利益漫长的角力过程中，逐渐成为既成事实、逐渐成型，甚至已差不多合法化了。例如中国农业部对笔者等人关于转基因大豆安全审查文件的查询申请回复中（2011-10-25），就有“涉及第三方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文件，按规定不予公开”说，所“按”的规定，就是孟山都公司的规定。

让专家决定、让利益决定、让大公司决定，这就是美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向美国学来的安全管理模式。在这个框架下，一切具体的安全检测标准，可能全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相干的、至少是不管用的（事实上如此）；具体地讨论那些安全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例如所谓的转基因食品标注法与执行、还有那个不可能落实的“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因此本文不涉及、不讨论那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安全标准。

四、        无毒也可以有害

南京大学张辰宇团队2011-9-20发表的“微小核糖核酸”研究报告，给了我们一个极端重要的启示：转基因技术产品无毒也可以有害。陈君石院士所谓“转基因食品不含有毒物质、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这种言论，不是知识过分陈旧，就是动机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糕。[25]

过去所说的有毒无毒，是针对常规农业产品、常规食品而言的，包括的内容有食料腐烂变质、化学类添加剂超标准添加等，由此而导致的食品有毒有害。但是，常规食品安全范畴中的一切问题因子，和转基因技术的产品都无关，在这一点上上引陈君石院士的言论是不错的。转基因农产品已经被发现的问题是：营养成分改变、外源转基因片段不能降解或无法消除、出现了疑似新的未知蛋白质成分（但毒性未知、也没有定义和归类），以及配套使用的有害农业化学物质超量残留（如除草剂草甘膦、草铵膦）。这些问题已经够严重了，但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过去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的问题。

南京大学2011年6月20日发表的研究成果[26]，大约可以这样概括：植物性食品（稻米）中独有的一类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分子量极小、性质很稳定，被实验证明能够通过消化道直接进入哺乳动物和人体、进入血液，迅速结合于目标器官的细胞，并参与调控人体生理过程。例如大米中特有的一种microRNA，编号为MIR168a，在以大米为主食的人体血液中被发现，并以较高的浓度存在，它的功能被发现为调控低密度脂蛋白从血液中被清除的速度。

植物中的微小核糖核酸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直接关联、生物体之间跨“界”的直接生物信息交流，可能就是千万年以来，人类和作为食品的生物物种在基因水平上一直都保持着的生物信息交流，也是人类与作为食品的生物体共同进化、相互适应的一个科学证明，只是过去我们无法证明而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古老的经验判断，可能也会据此得到科学的解释。

但是，微小核糖核酸能够直接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这个发现，把转基因生物武器的“发射”问题很轻易地解决了。基因武器的“弹头”，可以设想为针对靶标基因的特定的DNA序列（基因或基因组）。这个弹头DNA（基因片段）的设计，包括转录序列（转录出微小RNA），，也包括启动子在内的其他基因结构部件。下一个问题是“发射”。要让某种RNA完成对靶基因的攻击任务，还必须要求这种RNA能够顺利地侵入靶基因所在的组织细胞。微小核糖核酸跨界起调控作用的发现，解决了基因武器的发射困难——用微小核糖核酸作为基因弹头的载体，植入或插入农作物，开发成食物农作物品种，推广种植商业化，给目标人群吃下去，就行了。在食品农作物上做这样的基因改造，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由于微小核糖核酸只需要十几到二十几个核苷酸，因此，不仅转录序列设计简单，而且人工合成也很容易。

现在，只要能实现这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投放，引导目标消费者群体食用，一场基因战争可能就打完了。

转基因食品“无毒也可以有害”的道理，深藏在生命科学中。简单地说，如果细胞中出现了一段与某种正常的mRNA碱基排列顺序相反的一段单链的RNA（反义RNA），那么这段反义RNA就会按照碱基互补对接原则，与mRNA相互吸引而成为双链RNA[27]。这种变化，形象地说，相当于原来正常的mRNA被另外一段反义RNA“抱住”——在这里所需要的，仅仅是一段可以有效“抱住”目标人群的特定mRNA的微小核糖核酸。“抱住”的后果是：或者导致靶标mRNA的降解，或者阻止靶标mRNA进行“翻译”，结果都是导致不能完成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蛋白质的合成。

包含了这样的microRNA的转基因新技术产品食品，也许的确可以按照常规食品毒性的原则，“合理”地归入“无毒”一类，因为用基因工程完成的创新，确实没有造成任何有毒物质——即按照常规理解的、已知的有毒物质，或者任何一种有毒有害物质，诚如陈君石院士所言。它仅仅造成了一种微小的“反向mRNA”，它的功能也不是直接产生任何明显的毒害，而是“抱住”目标人群体内的某种目标mRNA，使相应的某些功能不能表达，如导致发育迟缓、丧失生殖能力，等等。[28]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既可以是制药，更可以是生物武器——前景很可怕。

“食物通过肠道微生物影响人体的健康或疾病——这个领域现在已是研究热点”。[29]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科学技术应用对社会的第一类风险：科学原理不完善。资本推动的、急功近利的技术开发，被利益集团主导的技术应用和安全性评价——为了眼看到手的巨大的利益，必须首先把这个“新”技术产品的安全性踩在脚下，否则就真的是被束缚住了开发的手脚；在这种大局势下，能够抢先一步占领技术高地的集团，必定是能够突破一切安全性要求的束缚、无需为灾难性后果承担责任的大公司，如孟山都，它背后必须有一个老布什总统那样的守护者，把一个不合理的合法性亲自拱手相送。

在这种大局势下，转基因新技术产品的安全性保证，就变成了一种永远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如果保证公众食品安全和长远健康是我们的底线，那么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禁止这种所谓的转基因新技术农产品的开发，禁止转基因食品在任何虚假的安全性借口下上市。不是只禁一时，而是要禁久远——因为转基因技术安全使用的理论基础现在还不存在。那么在可见的、或者很久远的未来，这理论基础是否会出现呢？现在看起来，希望很渺茫。因为路走错了。

五、        美国有一个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 

生物技术战略的设想，美国早在1991年就提出；1992年通过某种程序成为正式的国家战略。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下属的基础研究委员会生物技术研究分委员会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生物技术:新前沿》的长篇报告。报告认为,自从基因工程技术诞生后,出现了新生物技术。当今生物技术研究已进入“第二次浪潮。美国政府将重点把握四个领域的投资机会:①农业生物技术;②环境生物技术;③制造和生物加工;④海洋生物和水产养殖。四个领域的研究重点如下: 一、农业生物技术领域:1.继续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组进行测序...[30]

美国科学家和军方及时地认识到，转基因技术是一个有“矛”而无“盾”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系统。研发这武器的一方，合乎逻辑地产生了“生物国防”即自我防护的思考。于是，在2002年和2010年，美国两次部署了全国性生物国防计划。

1. 生物国防

美国第一次在2002年部署生物国防时，强调的是控制有毒害性的生物物质（转基因工程用到的物质材料）和设备，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管理系统，基本的原则是“事前预防”和“事后报告”，搞清家底，并且将控制的组织系统和报告制度常规化。美国第一次生物国防部署在时间上紧接“911”之后，起因同911后美国国内发生的邮件夹带白色粉末事件有关，部分粉末被证明为炭疽病菌，曾造成过一定范围的恐慌；这些白色粉末把炸楼恐怖主义和农业生物恐怖主义直接连接在一起。一年后（2002-6-12）通过的有关法令，名称竟然是《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

美国的第二次生物国防部署发生在2010年7月2日，名称是“最优化布萨特安全管理法”[31]。该法案对于目标是这样陈述的：

（1）一个有效利用BSAT而且强大的科学事业对于国家安全必不可少。

（2）安全措施的制定，需针对BSAT易于被误用、失窃和遗失以及意外泄露而导致风险这个特点。

（3）实施安全措施须在多部门间协调进行、在合法使用BSAT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间把握平衡。

这个法案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被动员的联邦部门数量达15个，[32]在于指定农业部和卫生部这两个非军方部门作为“生物国防”行动的联席主席，在于赋予这两个非军方部门自行决定动员更多部门参与“生物国防”行动的更大的权力。法案签署当年（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为生物国防拨付的经费达600亿美元，超过了“沙漠风暴”这种中型军事行动的全部开支，而在这一年中并没有发生任何转基因生物技术袭击或布萨特泄露事件。在这600亿美元中，卫生部得到其中的60%以上；该法案还特别强调了“保护动物”；根据已知的信息，大规模使用转基因饲料喂养农场动物几年后，美国已经发生相当严重的动物生殖异常，某些农场母牛流产率高达45%。[33]

2. 美国方面有关生物国防思想的演进[34]

早在1994年06月，即美国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上市开始之年，在美国国防部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未来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来自转基因技术武器；相对而言，该类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都较容易，而发现和防卫该类武器攻击却足够困难。

因此，值转基因技术作物开始商业化和上市之际，美国国防部十分郑重地请求国会密切关注和支持“反击转基因技术攻击”的国防安全科研。[35]

1996年06月，美国国防部负责生物化学武器的部长助理办公室发表调研报告，说明：转基因技术有规模杀伤力、且已经可以充分地应用到生物武器和发动进攻；然而，目前的状态是，人们知道如何用转基因技术武器进攻，却不知道如何防御和治疗。在只有进攻能力、没有防御能力的条件下，转基因技术武器的威胁和危害就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强化以转基因技术武器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国防。[36]

2002年04月，美国空军的“反击科研中心”的学者发表了题为“下一代生物武器”和“生物学战争风暴的集合”的科研报告。报告说，下一代规模杀伤武器主要是基因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食品作物，而应用转基因技术武器所搞的“黑色生物学”的战争可能已经开始。[37]

2003年06月前后，美国卫生部和《自然》杂志分别转发了欧美专家合作的题为“阳光灿烂·转基因和生物武器”的科研报告。该报告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俄国两大阵营的生物武器发展，从社会生活角度阐明了转基因技术已经具备成为规模杀伤武器各种可能可行的事实，说明，该规模杀伤的特征是“静悄悄的死亡”，即可通过转基因食品作物直接作用于人类，或通过生态破坏等间接作用等手段，使某区域的（甚至某国全国的）居民不知不觉地、缓慢地、一个个或一批批地患上不治之症或发生生理异常、从本代开始或从遗传后代开始死亡。[38]

2011年05月，美国国防大学学者发表了题为“生物战争中的转基因作物武器分析”的报告，其中说：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商业化，使转基因技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成为“市场便宜货”，一个中学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和使用转基因武器，因而使“转基因作物威胁”（GMO-THREAT）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大问题；与此同时，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商业化使相关安全防务变得越来越艰难。报告提出建议：要落实生物国防，就需要从基础建设开始，实施必要的改善改革，例如从监测框架开始，以防务意识为中心，强化转基因技术及其各种作物产品的危害风险的监测。[39]

3. 简评

美国的生物国防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防御、是自保。“敌人”在哪里？有能力对美国实施生物打击的国家、有意图对美国实施生物打击的敌人是谁呢？似乎没有，起码是找不到。仔细地分析第二次生物国防法，看看其中最强调的是：“在合法使用BSAT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间把握平衡”——可以由此推论，“失衡”就相当于“被打击”：所以美国的生物国防要防御的真正危险，是“自我打击”。

美国军方和科学界把真正的问题看出来了，但是布萨特所具有的自我攻击的性质和极大的危险性，却不会被这两次生物国防部署改变。从逻辑上推论，这自我防御的生物国防，很可能最终也归于无效。玩火自焚。

六、        结语

转基因的生物工程育种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在农学家面前展现了一个美妙虚幻的梦境：在实验室里（而不是在试验田里）工作，找到一个所谓的“功能”基因、把它插入目标农作物，在极短时间内“育成”新的农作物品种，获得梦寐以求的优良性状——农作物育种本是漫长、细致、无法预计结果的艰苦劳动。现在竟然可以越过自然界设置的一切障碍，随心所欲地、快速地制造出新的物种：面对这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和巨大的利益，那诱惑力几乎是无人能够抵抗的。

但是，如本文所指出，虽然今日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来势凶猛，其理论基础其实已经崩溃；由于理论过时、更由于生命科学的极端复杂性，转基因技术应用在本质上极不安全。当资本的利益超越对大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关注、当技术专家冒充科学家掩盖安全隐患并成为合法主流时，转基因技术产品（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保证的。在虚假的安全性借口下，在一个错误的合法性掩护下，我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偷偷摸摸地把转基因农作物种遍了大江南北，把转基因食品放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餐桌上。这个错误必须纠正，越早越好。坚持错误，只会错上加错，拖延得越久，越难以采取纠正错误的行动。

最新的生物科学发现向我们表明，转基因技术农产品即使“无毒”也可以有害；刚刚显露端倪的微小核糖核酸的特性，为基因武器找到了最隐蔽、最有效的发射方式。转基因生物技术更易于用来制造生物武器，试图用它来开发农作物新品种，作为食品、饲料长期使用而不造成危害，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妄想。

面对来自国际生物技术跨国巨头的难以抗拒的强力推动，鉴于中国的转基因生物正在无规则地滥开发，转基因农作物已经大面积非法种植、泛滥、失控，转基因食品已经大规模违法商业化并失控，现在在我们面前可能还有效的选择是：（1）立即在法律上停止一切农业转基因产品的不合理的合法性（食用油、大米、玉米、蔬菜、水果、土豆，等等），禁止一切转基因食品（包括加工食品和添加成分）在任何虚假的安全性借口下上市和销售，（2）叫停一切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性项目的推进，停止一切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计划（特别是水稻和玉米），所有的大学、所有的科研机构无一例外；（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停止执行，资金立即冻结；（3）立即部署生物国防行动；立即着手调查生态安全事件和人类/动物伤害事件；（4）扭转错误的“化学化加转基因化”的农业技术路线，回归八字宪法和生态平衡的正确路线。

当务之急，是立即彻底禁止转基因农业技术在中国商业化应用的合法性——不是只禁一时，而是要禁久远——因为转基因技术安全使用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存在，即使在可见的将来，同样也是希望渺茫。从长远的大众健康、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这个最高原则出发，中国应该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农业不走转基因化技术路线，至少在现在决不用转基因技术替代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至于久远的将来，那总是要后人自己去决定的。

2012年伊始，1月20日，德国生物技术巨头巴斯夫公司宣布，停止在欧洲销售由它开发的唯一转基因农作物（一种工业淀粉用土豆）；2月1日，全球最大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公司宣布，它在欧洲销售的唯一转基因产品——玉米（MON810）退出法国、撤出欧洲市场；2月8日，孟山都再宣布（见当日英国每日信报）关闭设在英国剑桥的唯一转基因小麦实验场。至此，欧洲对转基因农业技术关死了大门。请注意：欧洲各国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销售过转基因食品。

但是，全球生物技术巨头分别撤出欧洲，并不代表这个邪恶的“部分人类食品转基因化”美国大战略要终结。2月8日孟山都公司公然宣布，即使关闭了在英国的转基因小麦基地，它也不会放弃转基因“雄心壮志（aspiration）”，它的转基因业务将向中国、东南亚和南美洲聚焦，到那些地方去实现！这就是美国“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的真谛：从根基上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毁灭这些民族。欧洲精英和利益集团不过是伪装了的美国战略帮凶，欧洲市场一直只是一个佯攻方向。现在，美国转基因生物技术战略的战略大转移已正式启动。

面对美国的“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大转移和紧锣密鼓的“生物国防”行动，中国农业部还在死扛，坚持那个所谓的农业转基因技术“三驾马车”模式（植物纤维棉花、主粮水稻小麦、饲料作物玉米三大类农作物全转）。中外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布局早已完成并各就各位，中国农业正在被推向快速的全面彻底转基因化；在目前才格局中，中国农业部已经为全面的、真正的转基因化做好了一切准备，中国农业是能够从此走上转基因化技术道路的。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搞农业转基因化，都是走自残自绝的独木桥、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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