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前瞻五中全会：告别摸石头过河 走向观全局航海

中国宏观调控全世界最有效 “十二五”的关键是确定转型方向

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务。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等问题，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对北京大学陈平教授进行了专访，展望“十二五”愿景。

“十一五”四大成就 中国的宏观调控全世界最有效

记者：在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同时，五中全会也将总结“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在您看来，“十一五”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绩？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即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善？

陈平：我认为“十一五”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中国的宏观调控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发展平稳过渡。如果从国际标准来看，有一个成绩是举世震惊的，就是中国政府证明了其宏观调控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经济发展平稳过渡。在奥运会以前，西方发达国家是不承认中国的经验的，西方媒体联手组织了一场全世界的反华闹剧。没多久金融危机来了，全世界都对中国服气了，但这只是事实服，心里是不服的。因为中国没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宏观调控为什么能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国内一些人反而认为这是歪打正着，是国进民退等说法，往往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的主观判断，而非客观的科学分析。中国为什么宏观调控和稳定发展做得比其他国家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经济上的效果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日本经济在90年代停滞了十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却毫不起作用，为什么？。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降的时候，大力地投入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建设，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现在连美国也承认了，要学中国，巴西也要学中国搞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生态建设，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中华文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过度开垦造成的生态危机。新一轮市场经济追求量的扩张，也鼓励西北游牧民增加放牧，导致沙化，这个严重的恶劣趋势已开始得到了制止。我最近看到内蒙鄂尔多斯生态建设退牧还林、还草，整体改造做得非常好。当然，全国的生态危机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好多地区已经有成功的经验，趋势已经扭转，这是中国2000年以来的一个重大成就。

四、中国形成了几个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中国不光是低端的纺织品、制鞋，在电子、汽车、机械制造等各行业各领域都有全世界很强的竞争能力。面临金融危机虽然出口总量下降，但是中国的出口在西方市场的份额是上升的。这说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仅是价廉，而且是一天天质优，这是中国“十一五”规划非常成功的地方。

“十一五”期间，中国也有值得反思的试验，例如仿效西方问题重重的社会保障模式加大了年轻人就业的困难，形式上取消城乡户口制度，假如不同时改革巨大的教育机会差距，并不能解决产业兴衰带来的就业问题，推进超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出现城市农村两头空巢和交通阻塞、房价高涨的恶果，究竟是加大还是缩小城乡差距，值得研究。房价高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布局不合理，城乡结构和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的需要不匹配。

“十二五”的关键在于深化中国结构转型的认识

记者：十七届五中全会将集中听取、讨论和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在您看来，“十二五”规划会布局哪些重大的战略任务？您对五中全会和十五规划有什么期望？

陈平：十一五”规划总的方向还是很正确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在方向上不会有重大改变。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如何实现“十一五”已经提出来的重大课题，在发展思路上要有重大的调整。所以，“十二五”的“战略任务”还是要强调结构转型，包括如何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不会有重大的变化。问题在具体落实方面，我们现在对结构转型的具体目标，结构转型的艰难程度和价值观转变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内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和重点在哪里？当前调结构、促转型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力？

陈平：相对于美国、欧洲来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好的，所以，受到这一次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大。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理论界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是认识不足的。比如讲结构转型，望什么方向转？产业升级没有问题，但是讲拉动消费，发展服务业，提高人均GDP等具体目标就值得商榷。因为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恰恰就是消费过度，去工业化过度。我们引进美国的生活方式，现代病急剧增加，医疗开支和社保开支急剧增加，房价急剧增加，由此带动的人均GDP增加，究竟提高还是降低了生活质量，提高还是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节欲自然的生活方式，用科学的观点分析在生态经济上是可持续的，但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方法是“落后”，甚至“反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响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已经百弊丛生的经济政策时，我们对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急需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在此，需要重提一下中国的发展口号，即“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仔细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赶超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个时候必须学苏联基础工业的先进经验，但是我们并没有重视学习苏联自己已经认识到的不足。从80年代开放以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上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同时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经验。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中国学了日本发展加工制造和出口的经验，也要研究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欧元挑战美元的经验和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冷战以来面临重大的考验，美国高消费高福利的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国内目前舆论界提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争议不少。有的方案明显在赶超金融危机以前美国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有人认为推行社保可以促进消费，却看不到欧洲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和福利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适合中国国情，又比美欧模式更能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内不少从西方教科书学习市场经济，而非从比较各国实践探索市场经济的学者，往往对美国模式的迷信高于拉美和东欧国家，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休克疗法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希望美国金融危机像过去的短期衰退一样，经过半年、一年之后经济就可以复苏了，实际上现在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找不到经济增长点，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阻止任何破旧立新的改革，社会看不到复苏的希望，所以美国国会要转移国内矛盾，发动和中国的汇率战争，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历史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政策并没有让美国走出长达11年的大萧条，结束经济危机最后靠的的二次大战。中国在过去的30年走了东亚也就是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一步是模仿美欧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高负债这样一个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还是突破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发展可持续的全球开放竞争的经济。非常明显，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美欧技术垄断下建立的高福利社会难以维系。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在从西方移往东方。这也要求人们的思维和视角要从西方中心论移往多元世界观。尤其要重新评价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发展观。

中国的转型远比前苏联、东欧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搞自上而下的少数精英全盘西化的休克疗法，而是用分区试验来探索中国问题的改革道路。过去30年，中国转型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好处，是调动个人与基础的积极性，生产决策降低了转型的风险。但是包产到户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后果，就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已经超过当地区域能够整合的程度。如何突破由于包产到户带来的对中国发展劳动分工和产业升级的局限，使中央和省市协调的难度急剧增加，对此，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的领导是认识不足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几年关于房地产价格的讨论，对问题的分析表面化，缺乏国际视野和历史观念，没有看到房价问题的背后是教育费用的高涨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而非简单的城乡收入不平等，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和教育布局不合理的深层原因造成的结果，单靠行政措施抑制房价效果甚微。我们的口号一直是在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方向显然比美欧的刺激消费，更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远见，比如加强基础建设建设、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对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长远目标，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走出美欧的局限，主导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尤其在城市化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和印度的模式对中国是不适用的。美国和印度没有户口制度，但是至今没有解决失地农民涌入大城市以后日益严重的贫民窟问题。

中国过去30年的目标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基础科学教育的现代化，大方向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和产业布局，是否能照抄照搬美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沿海大城市主导经济布局的模式，会危及中国周边的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过多地模仿了美国纵容房地产泡沫导致产业出走和研发出走。中国沿海大城市中心区老龄化和农村的空心化同时发展。投机性资本导致的房价高涨，正逼迫沿海产业外移和出走，并严重打击大学和科研机构吸引人才的国际竞争力。这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量农民工返潮和沿海的民工荒表明，，农民工候鸟式的进城模式不可能在沿海城市形成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美日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如何调整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结构，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不仅期待近期的“十二五”规划里面能够提出结构调整的目标体系问题，而且早日启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的长远规划，研究适合中国生态和国际环境的城乡结构与产业布局问题，用科学的长远规划来引导短期市场的走向。否则，中国会重复西方和日本的弯路。

中国已从摸石头过河走向观全局航海的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的过程。最近几年开始有人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超出了西方主流学者的预期，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的局限，重新估价中国文明的潜力。中国是否要告别、或正在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把中国经验总结、归纳出新的科学理论，社会发展是否进入了呼唤科学发展、理性规划的时代？陈教授，您是如何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的？

陈平：科学不是最终的答案，科学是探索的方法。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然后得到科学的结论，用以解决现实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目标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模式主要以当时最强大的美国为标准的，所以，中国很多的改革，包括产权改革、金融改革、会计规则、公司治理等，大量都向美国学习，当然也吸收欧洲国家的技术和东亚出口加工的经验，但主要是借鉴美国模式。现在面临重大的金融危机，美国对自己的发展模式产生重大质疑的时候，因为中国自己以前并没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从美国教科书上学到的，不理解华盛顿共识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在拉美和东欧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理解混合经济（包括国有和非盈利经济）对提供公共品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而难以理解中国宏观政策比西方更有效的根源。

现在面临的国际变局是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全球化难以维系，美国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拒绝和新兴国家平等合作，国内保护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中国能否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能否超越欧盟的局限，避免日本的弯路，这是没有前人的现成道路可循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观全局航海的问题。当年哥伦布为什么要航海找新大陆？因为听说马可波罗讲了东方的神秘，他一定要到东方去，他起码还有一个模糊的东方，即中国、印度那边的美景是他要寻找的目标。据说，他的航路是在郑和留下的海图的启发下摸索出来的。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格局如何呢？美国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投机，深层原因上是美国和欧洲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加上美国高度的军备开支、负债，欧盟东扩带来的财政负担，无法维持金融市场的信用，更无法应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全球竞争。中国必须发展替代的全球经济互动体系和金融模式，才能把握发展的自主权。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会如何演变？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怎样？这些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这包括探索历史经验，也包括分析世界各国的局势。现在我们中国的理论界基本上对国内的问题讨论很多，而对全世界的大局、问题、和机遇还缺乏深入研究。国际竞争，必须知己知彼。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改变中国自我中心的发展心态，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成观全局航海，这个全局要包括历史的经验，以往文明成败的经验。理解西方问题的根源，也就找到中国发展的机遇。

记者：正确定位中国当前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观全局航海，需要着重突破当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障碍？

陈平：定位中国的文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这样一个新的理想既符合中国的实情，又能够给其他民族和国家带来希望，这是需要我们探索的。如果说有科学理论的话，实际上这个科学理论还在探索之中，我们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我们看不到现成的答案，但是大家可以争论、讨论，尤其要讨论我们现在引进的美国、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它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它的管理产业格局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哪些环节是不可持续、必须改革的。中国的生态环境、资源状况和人口压力，远比美国、欧洲大，所以，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和美国、欧洲已经走过的道路，显然是不可能重复的。

这次金融危机证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的前提和最优化的追求，是人类历史上的乌托邦，是不符合现实的。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严重的不稳定性和内在危机。

观全局航海，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突破英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第二突破，就是突破包产到户的传统限制，然后发展新的劳动分工城乡格局。包产到户的体制，实际上只是当时一个暂时的退去的措施，从过渡集体化的人民公社，退向包产到户。但是，这是建立在中国小房基础之上的。我在中国做了很多调查，看了不少地方，停留在原来包产到户模式上的最典型的就是小岗村。小岗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跳不出温饱陷阱，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如何整体规划，发展新的模式，从总结到理论的研究，都需要有重大的突破。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主要还是在那里消化西方的教科书经济学，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大量成功经验没有得到很好总结，实际情况还可能出现以西方错误的理论来批评中国成功的经验。

中国的“机遇、协商、实验”优于西方的“自由、理性、民主”，结构调整要注意分区规划、城乡对流

记者：陈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功的实践经验。那么，您是否经历过类似改革开放之初包产到户之类的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案例？

陈平：1978年我是安徽省的政协特邀委员。当时包产到户确实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是当时多数的老政协委员已经指出包产到户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农田基础设施的瓦解，污染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问题是如何突破包产到户的局限。我们几年前调查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苗族自治县的发展，他们的农村走出了一条新农村链式经济的发展新路。他们那个地方本来是生态环境非常恶劣的，农民砍树拿来当柴烧，把山变成了秃山，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他们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届政策的短期行为，他们对改善生态的目标有地区的共识，几届政府的政策是可持续的行为。他们先是发展沼气，解决了能源问题，然后鼓励农民植树造林，发现当地某种桃树的经济价值，转变成了一种产业，然后又开发少数民族的特色旅游，旅游产业是是集体协作的形式办，改造村舍，合理安排客源，没有形成安徽那样的以户为单位的恶性竞争，而是以村庄为单位的合作发展，房租稳定合理，吸引大批广东的回头游客，竞争力超过桂林地区房价大幅波动的旅游业。广西师大的学者早就向我们推荐恭城模式，但是并不为广西省政府重视。因为虽然他们解决了生计和生态问题，农民收入大大提高，生态环境也大大改善，但他们在统计上不显示GDP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实际上，现在西方国家早就认识到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是非常有问题的，比如，现在学美国高消费，大量使用空调，大量吃肉、吃奶，肥胖症患者在急剧增加，增加的病越多，看病的开支越多，国家的GDP是增加的，生活却是不健康的。但是如果大家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GDP虽然增长没那么快了，但是看病的人少了，空调能耗也降低了，生活质量也改善了，房价也不会飞涨。现在国内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讨论，并不完全切合实际。因为农村居民享受到的新鲜空气，水，食物，和闲暇并未有市场价格，而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并不能反应环境污染，交通阻塞，房地产高价带给年轻人的沉重压力。北京一个大学教授的典型房租，住房商品化前每月只有几元钱，现在的房租达到几千元，新招教员的年薪从几千元涨到十万到几十万，仍然没有独立研究的安全感。如此房价驱动的城市收入增加，究竟是增加还是降低了大城市高校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农村和中小城市的高考分数线远高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会造成全国新富阶层的投机资本涌入沿海大城市买房，造成房价高涨，远高于白领阶层的薪金可以维持的水平。小产权房热和民工荒表明农村的生活质量实际高于城市贫民区的生活质量。在老龄化的时代，我们应当鼓励城乡对流，让退休人口下乡，行政机关和教育科研机构从大城市移往中小城市，给大学生和农民工进城腾出空间，还是搞片面的城市化。是兼顾沿海，中部，边疆的分区发展，沿海以加工制造为主，中部以公共服务为主，边疆以生态保护与国家安全为主，还是搞美国式的自由移民，产业被房地产泡沫驱动轮流搬家？中国高教创新体系的发展，是以在西方主流刊物发表论文为主要指标，还是要鼓励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对经济与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尤其重要。

所以，我们要逐渐地认识到我们引进西方的一套经济体系和指标体系是有重大局限性的。如何采用适合中国国情、也可以让其他各国仿效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一改变，中国民间就迸发出大量的创造力，一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得到校正。应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量化指标改为质量指标，不要过于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应该逐渐转为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的调整。重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评价体系，才能解决现在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矛盾。

记者：既然中国已经拥有比较多的成功的实践经验，您有没有对一些实践经验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总结和归纳，上升到理论高度？

陈平：中国有很多实践经验已经非常成功，但是现在理论界和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还认为这些成功案例是歪打正着，不够规范，反而还硬着头皮去宣传、推广西方的一些经验和理论。现在有很多舆论上的口号，实际上是从西方教科书经济学里面学来的，但是西方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对将来的信条都已经非常怀疑。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没有重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矛盾，即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因为市场的行为是短期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是中期期的，社会的规划就必须是长期的。这种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之间、局部和整体的冲突和协调，对中国走出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非常重要。

另外，知识不是积累的，而是新陈代谢的，所以新的产业链产生就会摧毁旧的产业链。西方所谓民主制度是维护既得利益，就是维护夕阳产业。美国三大汽车厂这次处于破产边缘，因为他们的福利负担是后起的日本德国汽车企业的两倍。美国私有化下人均医疗成本，是国有化的日本、英国的三倍，混合制的欧洲大陆的两倍。医疗成本中近一半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可见美国式的法治，不但发展中国家承担不起，失去垄断利润的大企业也承担不起。但是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所谓的医疗改革，完全不敢打破保险公司和医疗制药财团的垄断，大公司为基地的工会甚至反对给穷人提供医保，使美国的制造业继续外移来降低劳工成本。美国目前看不到中国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希望，才会把注意力引向汇率战争，转移选民对国内改革的注意力。所以议会制下的西方要变化、改革非常艰难。我们国内做的好的地方，恰恰是突破了西方的所谓民主。但是，因为对中国改革的各个分区试验，中央没有来得及及时协调、整合，所以产生一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被很多人认为是腐败、不合理、不公平，想要用欧美模式来整合，那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西方崇尚的自由、民主、法制背后的基本假设，就是启蒙运动时代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所谓科学理性，就是认为真理是普遍的，确信无疑的，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假如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才会有民主的有效性；资源是没有限制的，才会有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多数人通过程序制定的法律进行辩论，可以发现真理解决社会问题。其实，现在发现，这些信条基本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全球变暖、生态危机严重，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道家教导我们要道法自然，儒家教导我们从小就要节制个人的欲望，要协作，而不是自由。所以，实际上不可能有无限扩张的自由，一定要有集体协作，才能抓住有限的机遇。

中国讲的机遇、协商、实验，比西方自由、民主、法制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有大得多的优越性。中国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而不是西方提出来的市场经济，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比如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之快、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之快，并没有靠借债，而是按中国模式建起来的。要是按西方的办法、程序走，中国的基础设施根本不可能搞这么快、这么好。在美国最好的城市修建一个立交桥需要七年，中国两年就修成一条环城高速公路，如果照西方的那套程序方法办法，保护私有产权利益集团，是不会有成功的改革，也没有有效的财政政策对付金融危机，因为每个议员为自己的选区争夺政府补贴，瓦解了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调控，谁也不愿承担结构调整的阵痛。

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连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有识之士对西方体制的弊端看得非常清楚，而我们国内固守启蒙时代价值观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反而把中国的成就当做是中国的问题，主张用西方式的利益集团格局的程序政治来取代协调、发展，这会大大降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国际竞争力，而且使得中国的区域矛盾不但没有消除，而是更加尖锐化。

不能引进低碳经济的概念，要注意西方政治的陷阱，及时调整中国的科技政策

记者：您对低碳经济有什么看法？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变有什么前景？

陈平：低碳经济是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潜台词是要制约中国和印度这样后起的人口大国对世界能源格局带来的影响。对此，我有两种态度：一是方向要赞同。现在北京、上海的废气排放污染量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我赞成降低碳排放，鼓励公共交通和电动车，限制私人的汽油车。二要政策要警惕。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欧洲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大量消耗石油的基础之上的，而现在，石油的开采量和储藏量显然已经过了顶峰时期，并且控制在西方财团手里。油价以后会持续上涨，对中国的经济成本会影响非常大。油价上涨，对中国而言，若依靠现在提倡的核能、风能，则投资非常大，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要转向煤的使用，英国工业革命靠的就是煤炭，而煤肯定不是低碳经济，这样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要么发展新的实用技术，降低煤的污染，否则经济发展就面临困境。所以，在国际谈判时，要用使用煤的权利交换西方对石油资源的控制。美国只许中国购买随时可能贬值的美国国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中国资本收购西方的石油资源，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必须拿到国际议程上讨论，不能让美国的国会和金融寡头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和游戏规则。

我主张不能简单引进低碳经济的概念，要依据历史经验调整中国的科技政策。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城市化模式暴露出了问题，这才是中国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现在是城市、乡村两边都是空巢，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是空的，青壮年的劳力，包括女孩子，大部分都进城打工，但是大部分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像候鸟一样，家里面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而在城市，因为房价高，大量的房子空置、囤压。

在中国，以为把乡下农民赶到城里面就能实现城市化，就能提高农民收入，城市化的过程就自动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幻想。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西方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下造成的最基本问题就是技术革命的发展，这是以节省劳力为代价的。节省劳力，解决就业问题，就变成了政府的负担，市场越来越不能够消化接纳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美国欧洲搞的最低工资制，造成企业大量引进非法移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主张搞社会保障和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主观愿望虽好，实际效果有待观察。上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宁可招退休工人，不愿雇年轻的大学生。这说明社会保障可能加强老人的安全感，却以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必须小心权衡。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提倡规模经济，比如前几年丝绸价格好的时候，马上就有公司承包农民的土地，让农民种桑树，头两年效益好，第三年生产多了以后，丝绸价格跌下去，公司拍屁股走了，农民怎么办？简单引进西方规模经济的同时，并没有想到规模越大，价格波动越大，价格波动造成的风险、杀伤能力对于个体小农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甚至对公司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究竟是国家、政府承担，还是国家和金融机构合理地分担，这次美国房地产危机中，首先倒塌的就是美国最大的、富可敌国的保险公司。对于这种保险机制等这样的重大问题，前车之鉴已经有了，而我们国内经济学界并没有认识，还在天真地以为发展规模经济、发展城市化就能解决现代化问题，这是天真的。美国至今没有做到，欧洲也做不到，要是重复他们的路，中国的人口规模比他们大很多，更做不到。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不但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且要认真重视包括前苏联、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已经犯过的错误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否则我们会失去后来者的优势，犯不必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