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城市化”的反思

我国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城市化战略和道路问题，而对其前提性的问题——城市化水平与国民经济（或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或城市化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却研究较少。随着房地产业的衰退和国内城镇失业问题的加剧，应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行反思了。

一、什么是城市化？

    对于什么是城市化，已有很多的定义和说法，认为，正确把握城市化的内涵需要我们从表象和本质两个方面来看。从表面和结果上看，城市化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国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居民不断由在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同时，也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经济学意义上的）本质来看，赞同以下说法：城市化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越来越多、人们对非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1]，加之人类对农产品需求的有限性及缺乏弹性和对非农产品需求的无限性，使得非农产品的价格水平高于农产品的价格水平、非农产业的平均比较收益高于农业，导致社会新增的生产要素不断地涌入非农产业、社会生产表现出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使用集约化的趋势。

由此可见，城市化是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人类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需求由温饱型向发展型，社会生产由小农生产向工业化生产转变）以及生产集约化和可控化的社会进步过程。[2]对城市化的这种解释，不仅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假定、产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弹性较低而奢侈品或需求层次较高产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弹性较高的理论、人的个别消费欲望有限的常识[3]，还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论断。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什么作用、或者与国民收入水平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将城市化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吗？

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情况

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政府采用了不少逆城市化的政策（如，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异地读书的超编费或建校费制度、暂住证制度、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小城镇战略等），但这并不能阻挡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等经济因素导致的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洪流，这可以从以下数据得到证实。

表1  1978-2006年中国“城市化“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由表1可知，我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上升到了2006年的43.90%，提高了1.45倍。200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及其泡沫的急速膨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是加快、城镇占用的社会财富比例也是越来越大。现在的中国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或滞后），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大多国内学者的观点），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公共财力来推动城市化；另一方面，各级城市规模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已是越来越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政府反城市贫困的压力越来越大和负担越来越重、城市犯罪率越来越高、城市的可居住性越来越差、农民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农业生产日益衰落、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城市拥有的生产力产出的产品越来越在国内找不到市场、国际贸易摩擦也越来越频繁和激烈、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表现出对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性。

由此看来，进一步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建议，中央政府是难以接受的（而地方政府实际上却是这样践行的），因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短期GDP的增长问题，还得要考虑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福利、已在城市人口的就业、城市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找到市场、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等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休戚相关的问题。再说，城市化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或者经济增长正相关的说法在理论上也值得商榷的，或者说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仍是需要我们探讨的。

三、城市化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关系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以为，因为城市化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所以提高城市化水平就能促进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或经济增长）。从这种观点具有如下的政策含义：要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必须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政府应该以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为手段从形式上来推动“城市化”，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所做的积极促进本地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和大量圈占城市郊区耕地，无一不是这种形式化的“城市化”。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城市化呢？我们先来看看表1展示的历史事实。

表 2  城市化率和人均GDP（1996年）国际横断面数据　　

注：英国和德国非农就业百分比原文中似有错误（英国：工业27％、服务业78％，农业2％；德国：工业35％、服务业72％、农业3％），本文分别按照（100-2）％、（100-3）％计。从摩洛哥开始以下14个国家或地区是城市化率低于50％的，以上是城市化率不低于50％的。　　

资料来源：转引自保罗.贝尔勤 、戴维.艾萨克 、吉恩.陈：《全球视角中的城市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从表1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虽然不少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很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化率高于还是低于50％的国家或地区组，城市化率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都不具有正相关关系[4]。或者说，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上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城市化率越高、一国（或地区）的国民收入水平就越高。也就是说，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除了城市化水平（就算我们接受或者假设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以外还有其它的因素，而这些所谓的其它因素完全可能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以至于其对国民收入水平的作用超过了城市化率对国民收入水平的作用，从而导致上述资料显示的城市化率低而国民收入水平很高（如，葡萄牙、奥地利、瑞士）、城市化率很高而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如，委内瑞拉、伊拉克、俄罗斯、巴西、哥伦比亚、秘鲁、保加利亚）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提高城市化率（水平）就一定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或者促进经济的增长，不能简单地就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城市化与国民收入水平或者说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认为，一方面，城市化本身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带来生产要素向城镇相对集中，资源的流动性和积聚性得到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可整合度，最终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具有促进作用。[5]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1）不是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就一定能促进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的，而是资源可整合度的提高有利于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生产力，从而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这只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部分条件；（2）城市化对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还与其它若干因素密切相关，比如，有无足够的产品市场、宏观经济走势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有无足够的可供整合的其它生产资源等[6]；（3）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推断出其作用可能超过诸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进、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改善等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性因素。　　

当我们在讨论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城市化战略（或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时，其实隐含了提高城市化率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水平（或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假定，然而这个假定却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我们并不否定通过增加城市投资、大力扩张城市能在短期内促进GDP的增长，但GDP与国民社会福利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在中国实在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投资、城市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行为，不过是挖肉补饥式的、急功近利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早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滞胀事实面前已表露无遗。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可持续性增长。　　

总之，不管是从我国当前城市化的现状、国外历史事实，还是从理论上来看，我们都不能指望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比例来促进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而且，由于城市化也有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一面（比如，城市对资源的虹吸现象和城市化过程的马太效应带来的农业衰退和农村贫困、城市内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带来的城市贫困、城市交通拥挤、城市犯罪、城市污染等），我们还必须在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也就是说，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化水平，或合适的城市化边界。　　

四、城市化的边界　　

    从理论上讲，当城市化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时的城市化水平就达到了最优水平。 由上文可知，城市化可以提高资源可整合程度（或者说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这是城市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城市贫困加剧、城市污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市对生产资源的虹吸和农业衰退等，是城市化的成本。理论上城市化存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准确测量。但是，我们可以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方式来思考城市化的边界问题。那么，我国的城市化边界在哪里呢？现有的城市化水平是滞后还是过度了呢？ 下面就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粮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来给以尝试性的解答。

首先，从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其最优水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对消费品的内需不足），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严重地制约到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多年来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必然在政策行为上主动地重工抑农、重城镇抑农村；而政府因为各种城市病的兴起也自然会被迫增加对城镇的财税投入（大事扩张交通运输、增加安全投入、城市建设、污染治理等），这也必然使得政府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补贴农民的财税资金减少。如果说，在内需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外需来弥补的话，那国民经济还可以持续增长（国民经济还可以容纳下这样的城市化水平）；而事实是，我国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下，外需也不足于弥补内需的不足了。而要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首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而要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再也不能像目前这样人为地提高城镇人口比例、人为地推动城市扩张的“城市化”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国民经济生产力能够容纳的程度了。

其次，从我国的粮食生产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已经超过了其最优水平。我国粮食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最大隐患，是没有足够的耕地和足够的劳动力生产粮食。[7]对于城市化导致我国耕地的减少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周边的土地大多都是良田熟土，而城市的扩张自然而然地是在这些良田熟土上进行的，现在许多城市周边的粮食供给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中心城市的粮食需求了。长此以往，所有的城市都从外地进口粮食，所以的地方都城市化，那什么地方能够供给我们足够的粮食呢？

而对于人口众多、劳动力明显过剩的当今中国来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粮食，显得有些奇怪。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并不是说，我国的劳动力在总体上供不应求了，而是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愿意生产粮食。人总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城市化意味着城镇收入（生活）水平要高于农村收入（生活）水平，意味着非农产业收入水平要高于农业收入水平；意味着人口往城市积聚，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减少。如果说，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改善能够弥补农业劳动力减少带来的粮食产量下降，那么，城市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并不足以带来粮食安全隐患。但问题是，如果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改善并不足以弥补由城市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所致的粮食产量下降，那就意味着城市化程度已经超越了其最优水平。那我国目前的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以至于农村大多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以至于粮食生产大多变成了口粮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货币收入；而农业生产方式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体上并没有显著改变——仍然是粗放式的小农生产（这是由我国农村居民人口、国民经济水平以及耕地资源情况所决定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将继续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而存在、而不可能实行北美式的现代农业）；农业技术在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期间，虽然有杂交技术、化肥、农药、农膜等新技术的应用，但也不足以弥补农业劳动力（以及其它农业投入）减少带来的粮食产量下降。以至于我国粮食生产总量从1998年到2001年持续下降，经过2002年的轻微增长后2003年又进一步地下降，一直到2006年粮食总产量也没有达到1998年的水平。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或足够供给），我们也不能像目前这样人为地推进城市化了。　　

城市化的合理边界在于城市化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从我国目前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来看，我国城市化不仅不是滞后、反而是过度了。而且城市化并不是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动力性因素。中央政府去年底以来的重农主义政策倾向也正是基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增长下降局面，推动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考虑，但在理论上仍然需要我们搞清楚其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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