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呼声中最突出的是对社会公德的呼唤、对诚信的呼唤。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它同时对于包括社会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文化范畴在内的社会整体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市场经济的社会关联和文化意义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的探究。以“诚信”问题来说,人们曾在不短的时间里认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地产生出诚信,会自动地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前些年,还有不少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健全会自动生发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其实,这些看法和想法都是很幼稚的,是未经深思熟虑的,也表现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是陌生和不理解的。
市场经济的确需要道德,需要诚信,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本身所蕴涵的社会关系与机制并不能产生道德与诚信。西方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初,早期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曾经设想市场经济会自生出这种经济体制与交往方式所需要的道德规范和诚信。如亚当·斯密这位西方经济学的创始者曾经预言:市场经济中每个自私自利的、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行为会产生出比人们预想大得多的公益。这种市场经济乐观主义的预言,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在一场青年人的人生观的有名的讨论中被概括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这可算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统一论的中国通俗版。然而,就是在西方的经济学界关于斯密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统一论的观点早已被证伪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博弈论领域中做出了重大创新--提出“纳什均衡”,运用数学理论证明了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不能导致公共利益的增加而是减少公共利益。我们所熟知的“囚徒悖论”即是这一深刻理论证明的通俗表达。
实际上,市场本身是产生不了道德的,也无法带来诚信,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包括伦理学界的很多同志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以为市场经济中可以自发地产生道德与诚信的误区在于:混淆了人的行为与道德。不少人认为,在市场交往中人会自觉地趋向于遵守道德和讲礼貌、守信誉。比如说,有的人就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商场里服务员的态度往往不好,对顾客不热情。而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服务态度有了普遍的好转,“顾客就是上帝”成为了服务领域中的“座右铭”。其实,这是混淆了行为与道德的差异。人们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如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和表现是复杂的,并不意味着道德的表现,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道德行为。道德是自律的,道德行为是自律的结果,而人们的行为则是多元的,有的是自律结果,有的则是他律的结果,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顾客就是上帝”口号下的服务热情与周到,有的与其说顾客是上帝,还不如说顾客口袋里的金钱是上帝。在服务态度的背后不能肯定完全是道德。因此,就不能断定市场经济会自发地产生道德与诚信。
如果进一步仔细观察、思考,还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不会直接产生道德反而会消解道德、破坏诚信。按照亚当·斯密那个著名的假设,市场中“经济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经济人”有两层意思:一个自私,另外就是要合乎市场理性,即怎么合理地搞到利润的“最大化”。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合理”只是一个平均的条件,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市场主体及个人都诚实守信,那么大家得到的利益就会表现为平均利润。但我们知道平均利润只是个统计意义上概念,是计算的结果。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必须超越别人,必须在竞争中战胜对手,打垮别人,否则就会被竞争者击败、被别人打垮。人们都去遵守规则而不去超越规则,就得不到超额利润,就会被僭越者击败打垮。于是,在这样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就很容易出现投机取巧、搭便车、夹塞的现象。我们可以推断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直接产生道德与诚信的。
如果市场经济本身直接产生不了道德与诚信,那么道德与诚信又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学者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育、发展过程中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看,社会道德与诚信并非直接来自社会的经济关系,将社会道德直接看作是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精神领域里的反射的观点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实际上,一个社会的道德具有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它不是完全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而是与精神领域中的信仰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道德与诚信的直接基础是信仰。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感觉到道德水平下降、缺乏诚信,重要原因是人们社会信仰的缺失,信仰的缺失使道德失去了依托的心理基础。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人们对现实利益、对自身功利以外更大、更高价值的认知和追求,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要在现实之外要有所敬畏。道德是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人们是因为有信仰而守道德,是因为人们有了更大的、终极的关怀和追求,所以人们才会对自己现实的行为有所约束,惟利是图的、无所敬畏的人,他怎么会遵守任何规则呢?他也更不会自律,甚至不会接受他律。
我国社会目前遇到的严重的失德、失范现象的重要根源是信仰的动摇和危机。信仰发生问题又是与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进行的体制转型相伴生的。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使原有的社会信仰体系的基础发生了漂移,变动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建立和形成稳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变得困难,出现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甚至干扰的因素。加之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发展的特殊的规律性缺乏正确认识,陷于自发论,结果也加剧了道德滑坡。当前解决我国道德、诚信问题的真正的着眼点是有效地强化我国社会的信仰体系。这个新的信仰体系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面对现实,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同时又要广泛地吸取现代社会、现实条件下各种有益的精神资源,将世界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集中到我国社会的信仰体系当中来,努力创造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新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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