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死人就是比活人有用。某些人为了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经常会向摸金校尉学习，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从阴司水牢中拉出那些早已被历史抛弃和惩戒的僵尸粽子，然后为他们穿衣打扮、拍脂摸粉，焚香祝告，给它们举幡招魂，将这些粽子既有的各种遗毒和阴气消化吸收和转化创新，最终发扬光大，将其打造成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活死人。
近日，《武训传》在批烂批臭60年后再次重新发行，又一个为某些人服务的活死人出现了，从此不断抖落身上的尸粉洒向人间，荼毒生灵，贻害无穷。
电影《武训传》的来龙去脉：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
1950年 《武训传》拍竣，年底公映。
据统计，在这几个月中，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在这55篇之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该文经毛泽东修改审定。文章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从此在全国展开对《武训传》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并被禁映。
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1951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武训历史调查团》。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为武训平反。
2000年 “电影101工作室”在上海虹口图书馆放过一次《武训传》的录像带。
2005年 在纪念赵丹诞辰90年回顾展上，赵丹之女赵青在相关部门批准下，从中国电影资料馆借出拷贝，在上海影城放映，被媒体称为“五十多年来重见天日”。
2009年5月20日 《中华读书报》发表《“武训复出”，彰显天地良心》，由瞿旋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武训大传》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在高调推出“武训”的同时，出版社当场与北京小马奔腾影视公司签约影视版权，著名导演高希希将执导电视连续剧《武训大传》。
2010年6月1日，腾讯网制作专题：共和国辞典33期：武训。
http://news.qq.com/zt2011/ghgcd033/index.htm
2012年03月22日 《新京报》：“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修复出版，在线上线下出售。
新京报：《武训传》“重见天日”幕后寻踪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3/22/content_325667.htm?div=-1
2012年3月27日凤凰网制作专题：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解禁。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wuxunzhuan/
批判武训传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和80年代对河殇的颂扬都有其政治背景。只不过，前者是正向革命为了否定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巩固工人农民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翻身做主人获得的人民政权；而后者是逆向革命出于彻底否定文革，制造伤痕文学从而告别革命，开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
新中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强势批判，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或一时兴起的，批判《武训传》的重点不在武训本人，而在于批判那些宣扬武训的人和宣扬武训精神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虽然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已经在1949年取得政权，但是新中国还面临着政权的巩固与建设的艰巨任务，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旧有的破坏势力，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一、中国共产党内部面临着是尽快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是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的巨大争论。各种旧势力也希望继续延续他们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他们的特权；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继续忍受剥削压迫。二、在军事上失败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大肆利用各种文化和经济手段不断进行颠覆和渗透，意图重新恢复原有统治。三、中国共产党尽管获得大多数新中国人民的拥护，但这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在社会上的得到广泛的传播，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陈旧的腐朽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不会自动消亡，必然会继续在各种领域中存在和发展。
同一时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运动”在枪斃了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倒下的张子善、刘靑山，教育了全党干部，1952年接着又开展一场“五反”运动，击退了资本家的进攻。在合作化问题上，与刘少奇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在党内发动了对新税制的批判，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合这些史实看夹杂在这些运动之中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显得自然而必要了。
《武训传》所宣扬的不过是剥削制度下的小善，同剥削阶级向人民群众施以小恩小惠的虚伪慈善；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完全有能力和手段，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真实消除剥削压迫，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什么给《武训传》解禁，并大力宣传？
从《武训传》的从开始公映到引起全国性的大辩论，从被封再到平反和解禁，始终伴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抑与扬，改良与革命的争论，这种辩论将长时间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能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期内都是存在的。
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再次出现和不断成长壮大，大量工农群众再次沦为被雇佣、被剥削和压迫的弱势群体，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需要一种解释和维护这种阶级关系和统治秩序的文化，旧有各种阶级社会的腐朽思想死灰复燃，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各种同样陈腐的毒药同当年的鸦片一样打着“福寿膏”的招牌来到风雨如磐的中国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的在各种领域成为舆论主流，在中国的文化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过去有的、过去没有的和中国的外国的各种腐朽的反动思潮同时汇集。
中国自古有修史的传统，中国人做事无论是小到处理家庭事务和邻里关系，还是大到治理国家和国际事务，都会参考历史中的事例和其中的规律。所谓礼失求诸野，政失求诸史，历史观的改变就是在改变中国人价值观。
在社会主流思潮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占领的当下，《武训传》的僵尸复活是一件必然的事件，因为武训的“利他”，实际上只是麻醉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而有利于当今资本家老板继续低成本的剥削压迫工农大众，这个电影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历史：穷人在地主官僚统治之下受苦受难，仅仅是因为“不认字吃亏”，办一个义学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不需要阶级斗争，不需要进行革命，只要磕头募捐，便可以解决问题。而今天的工农大众也应该逆来顺受，只有靠资本家的施舍才能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不是通过组织起来依靠反抗实现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所以自然地资产阶级最希望控制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取向，以利于的自己统治，无论是军事的高压统治，还是经济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都没有将被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按照统治阶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最根本和彻底，一个阶级在思想被统治，那么他只能是自在的阶级，不可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逆来顺受是这个群体的最常见的表现，个别自发的反抗可能还会被同阶级的人所反对和破坏。群众成了一盘散沙，也就不会有真正有力量的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是最安全的统治。
主流媒体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让其肆意蔓延和泛滥，将从古到今的所有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全部进行抹黑，或者对其解构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无限扩大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将其占主要部分的优点和正确方面冲淡和抹杀。但是他们对待自己的喜欢的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历史人物，却是接近编造虚构之能事一定要树起来，在这方面，虽然口头上他们否定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但是实际行动中却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天没有放松过。不论武训原型如何，他必然被按照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去被塑造和解读。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如何解决教育问题的
即便是回到《武训传》批判的历史争论的细节当中，剥削阶级垄断了教育资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共产党人如何解决教育问题？是向封建地主阶级下跪求的施舍，还是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平均教育资源？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旧中国和建国前30年的教育情况即可得知。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毛晚年，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毛泽东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增加了近10倍。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增加了20倍。文革期间，教育不仅没有荒废，而且使很多贫寒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1963年前普通教育开支约占教育总开支45%，1963年后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毛去世时为67.1%)。为推行现代化所必先实施的全民普及教育铺平道路。
谈到教育不能不谈‘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建国初期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的多为国民党时期的上层家庭。因此，大学里的新生也多为这个群体中产生的。而那些社会社会底层的工农子弟，却无法享受到高等教育。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现像。这是毛泽东倡导让工农兵进入大学的原始动因。有人说是政治挂帅，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说法，但是，工农子弟能够有机会上大学，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件坏事。虽然这样的政策客观上使那些‘上层子弟’受到排挤，但也并没有完全杜绝他们。文革后，工农兵大学生受到冷嘲热讽，似乎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之人，而事实上，这些人在各自岗位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的J10战机的总设计师就是这样的又红又专的人才。
有些人论述毛主席晚年政绩，刻意强调文革给城市一部分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避而不谈文革一系列教育革命对当时占当时全国八成人口的农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恰恰是在文革时期储备起来的，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印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只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外资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占有。反观后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尽管现在大学生比过去多了，但是农村人口的大学生，三十年间下降了50%。[此数字由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提供]很多贫困家庭无力供养大学生；在人人逐利，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下，很多中小学教育资源也逐渐荒废，农村地区很多90后群体初中未毕业就已经加入到打工洪流中。
附
表一: 中国适龄儿童入学率简表
年限 入学率(%)
1952 49.2
1953 50.3
1954 51.5
1955 53.8
1956 62.6
1957 61.7
1958 80.3
1959 79.3
1960 76.4
1961 63.4
1962 56.1
1963 57.0
1964 71.1
1965 84.7
1974 93.0
1975 95.0
1976 96.0
1977 95.5
1978 94.0
1979 93.0
1980 93.0
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p324.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表二 高等教育学生人数比较(万人)
1947； 1949； 1965；
印度 26.6； 无数据； 152.8；
中国 无数据； 11.7； 67.9；
来源：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表三: 小学未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
年限 印度 中国
1951 71.5 50.8
1961 59.9 36.6
1973 37.8 7.0
1978 42.1 6.0
1992 8.18(1986年印度公布“国家教育政策”，尝试推行普及教育)
印度：6-14岁未入学(毛入学率)比例
中国：小学适龄未入学率
来源：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表四: 中国普通中学招生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
年限 初中； 高中
1949 34.1； 7.1
1950 50.1； 10.8
1951 80.6； 9.1
1952 124.2；14.1
1953 81.8； 16.1
1954 123.6； 19.5
1955 128.2； 22.1
1956 196.9； 37.4
1957 217.0； 32.3
1958 378.3； 56.2
1959 318.3； 65.6
1960 364.8； 67.8
1961 221.8； 44.7
1962 238.3； 41.7
1963 263.5； 43.4
1964 286.6； 43.8
1965 299.8； 45.9
1966 272.7； 20.7
1967 198.3； 13.6
1968 648.5； 63.0
1969 1023.4； 103.6
1970 1176.3； 239.0
1971 1234.9； 321.3
1972 1247.1； 479.0
1973 1139.0； 452.0
1974 1345.1； 541.1
1975 1810.5； 633.1
1976 2344.3； 861.1
1977 2367.7； 993.1
1978 2006.0； 692.9
1979 1727.8； 614.1
1980 1550.9； 383.4
1981 1412.7； 327.8
1982 1363.1； 279.3
1983 1317.1； 259.8
1984 1302.5； 262.3
1985 1349.4； 257.5
1986 1386.6； 257.3
1987 1394.3； 255.2
1988 1340.4； 244.3
1989 1309.3； 242.1
1990 1369.9； 249.8
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p337，338.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财政支出方向的比较与简单分析
1954 1958 1978 1979 2000
教育 教育支出 34.605 143.5 112.66 132.1 361.9
教育支出比例 14.05% 10.62% 10.14% 10.37% 2.28%
引自：新中国历年财政报告
一个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
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儿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一是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就小学入学率方面，中国远超出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仅稍逊于先进工业化国家。就中学入学率来说，中国也远远超出多数发展中国家。 1977年小学在校人数创记录1.5亿，普通中学在校人数6780万人。而1977年之后的几年，大量学校关闭，仅中等学校在校生到1982年已经减少了 2000多万人，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1949-1978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294.6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520.65万人。1949-1965年毕业研究生达1.6万人，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公派留学生高达四五十万，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也是逐年增加。
二是读中小学、大学几乎不要钱(大学每月还享受到17-23元的助学金)。这样的免费教育体系，在今天已经成为千古绝唱。而2004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敲骨吸髓的学费要“倾家荡产”透支35年收入才可上4年大学，有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
三是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国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20％上升到1976年80％。而2002年，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中、印发展的研究报告，我 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目前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 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
宣传《武训传》宣扬民间办教育参与公共服务与NGO的关系
武训的僵尸复活，他还被贴上了另一个重要的标签，民间办学，无非是不要政府参与，建设他们的小政府大市场社会，
一方面让政府退出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让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完全放任国内私企追逐利益最大化中的剥削压迫工农大众，完全放任外资不断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此问题以后众多文章批判故不作班门弄斧之举。
另一方面，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从体制内外的各种精英多年来表达的诉求，社会组织大量出现，都是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各种基金会的支持，而这些基金会多来自国外，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的相关情况中我们知道，帝国主义从来都是通过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和宗教进行大规模的渗透，通过这种组织和活动，宣传西方的各种自由化思想，制造反政府的舆论，培植反对党，利用各种机会从事颠覆活动。
可以看看各种宣传社会组织接管社会功能的檄文：随着各种力量大力推进政治改革，借机加快发展社会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NGO，这种社会组织正在内外各种力量的策动和支持下蓬勃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到底能代表谁？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汪洋思路：放权给社会组织使其承担社会管理职能
http://www.ghchina.org/show_ax.php?nid=8062
汪洋：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
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1/10/11870117_0.shtml
广东将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转移过去。今年上半年将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意见，明确省级第一批转移职能目录与购买服务目录，各地级以上市也要制定出台市级政府的相应两个目录。
汪洋：逐步向社会组织放权 促成良好法治氛围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5/22/6546539_0.shtml
鼓励社会组织“百花齐放”
http://www.zs.gov.cn/main/zwgk/open/view/index.action?id=52359
鼓励社会组织推动“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1/07/22/1162206.html
国务院：鼓励社会力量及境外投资者办医疗机构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0322/newgx4f6aedcf-4907656-2.shtml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
http://www.gov.cn/zwgk/2010-12/03/content_1759091.htm
新华日报：发展社会组织不妨遵循“蘑菇理论”
http://www.chinanpo.gov.cn/1940/52214/index.html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理关系宜松散。政府可以建立资助机制或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但界限一定要清晰，切不要在“政府大院”里种“蘑菇”。
温家宝：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
http://www.chinanpo.gov.cn/3201/52105/index.html 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发展社会互助团体和组织，鼓励企业、团体、家庭及个人开展社会互助和慈善活动。
胡舒立：民政部长谈“结社”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437 李立国：现在全国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达到46万个。受双重管理体制等原因未登记而在活动的组织，有估计100万的，也有估计数量更多的。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后，这些组织会申请登记，可能导致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增加，监管社会组织的工作量增加。
境外NGO在中国15年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008/129863.aspx
民政部发布报告 称中国NGO数量以超10%速度增长
http://news.sohu.com/20070529/n250280497.shtml ，报告指出，2006年我国民间组织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目前总量达到35.4万个。
这些庞大的NGOs之间的复杂联系，织就了向世界传播美国“民主”的平台。
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而且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立性、社会性、非营利性并得到美国政府资助，因此 既充当了美国政府的代言人又避免了那种美国政府亲自出面，引人反感的尴尬与无奈，极易以非政府组织特有的亲和力和独立形象迷惑受众，潜移默化地输出美式 “革命”。“颜色革命”正在改变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地图，而美国政府用来调制这些“颜色”的调色板，正是无处不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某些国际NGO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其利益性和集团性。这种特点决定了其种种行为，有较为强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着某些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偏好。正如普京总统指出：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首要目标，实际上是为其母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俄罗斯人民。
无论武训如何的僵尸复活，在人民群众在一次一次的现实教育面前，已经不断的觉醒，在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后，武训将被挫骨扬灰，在红日再放光芒后，武训必将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托生。
附文：
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国家背景
http://www.haodaxue.net/html/66/n-10666.html
来源： 《新闻大学》 ：刘小燕 、王洁
一、国际NGO：特征与功能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发展迅猛。 目前世界上各类NGO达数百万之多，其中国际性NGO超过35万个，国际上确认的国际组织90%以上都是NGO。仅美国一国的NGO已经达到160万个之 多(仅基金会就有4万个)，加拿大各类NGO达107.8万个(其中7.8万个慈善机构，10万个非营利组织，90万个基层组织)。[1]
截至2005年的统计，世界上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2719个NGO，发达国家占70%，而发展中国家仅占30%;与联合国新闻部保持有 “正式”关系的近2000个NGO中，发展中国家仅占16%。在大多数联合国会议上，至少80%以上的NGO与会者来自发达国家，穷国的声音很难被国际社 会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和充分保护。也就是说大部分国际NGO网络的节点在发达国家，成为信息的接受和发送中心。美国和欧洲是国际NGO最 核心的国家和地区。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又往往与发达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其总部一般设在西方，援助的项目资金大部分也来自西方，领导人员可能来自 发达国家，开展活动的理念与方式也源于发达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国际NGO享有话语权，在议题的设置上有操控权，发展中国家的NGO事实上处于从属地 位。[3]
现代国际政治，不仅国家行为体在起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影响亦巨大。国际NGO作为一种力量，构成了国际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虽然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仍 然是主角，但国际NGO发挥了约束、限制和影响国家的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可以表现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对外交政策的干预，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包括正面和负 面的构建)，对全球化的应对等。
国际NGO主要以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为核心，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建立互动关系，形成一种网络，在志愿、互利、横向交往和交流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固定的 联系和组织形式。在此过程中，国际和国内NGO通过“回飞镖”(Boomerang)模式来对国家施加影响：如果国家与其他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 塞，国内的NGO就会绕过其政府，直接求助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促使本国的政策发生变化。[4]应当看到，NGO具有双重性，既 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所评论的：“当它好的时候，会很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它糟的时候，会很糟，它只顾自己，毫 无责任可言。”
二、国际NGO：西方政府对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在国家(广义上的政府)对外传播主体问题的认识上，西方国家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西方非政府组织(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 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譬如美国对外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政府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有很多机构直接从事海外推 进民主计划，如“美国国际发展署”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等，这些机构为那些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以促进和巩固全球民主。同 时，美国广大的NGO在其对外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美国国际 劳工团结中心、国际选举体制基金、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特中心等。[5]很多NGO都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当作对 外渗透、干预和扩张的工具。西方国家将NGO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尤其在“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美国NGO，如爱因 斯坦研究所，及其所属“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OTPOR(一个学生团体。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自由之家”， “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一)NGO与“颜色革命”
对别国实施政治渗透，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惯用手法，也是美国除军事手段以外推翻别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数年来，美国对这种做法 不断创新，以“推广民主”为包装，以鼓动有关国家民众开展街头抗争的方式，最终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这种做法被称为“颜色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 利用NGO推波助澜，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又极其隐蔽。从以下事件中也可见其端倪：
1、在独联体等国家资助策动“颜色革命”。由于国际NGO在当前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利 用国际NGO来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虽然各个国家存在内 在的政治、经济、社会诱因，但西方NGO无疑起了推波助澜和核心领导作用。
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强调，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进行政权更迭，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资金，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推动 “颜色革命”，仅仅花费不足46亿美元。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扶持的一些国际NGO成为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这些组织通过指导反对派活 动、组织集会抗议、利用舆论施压等方式，最终达到了改造他国政权的目的。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 中亚地区的NGO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NGO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NGO已经超过一万个。这些组织在前 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6]
除了赤裸裸的金钱援助外，最厉害的一招就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本国的电台、报刊和电视台走向 国际，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树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闻自由等为幌子，不断施压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管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独立”电 台、电视台和报刊。在西方资助下，中东欧和中亚多数国家都允许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台落地或成立各种“独立”媒体，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许多选 民投票支持亲西方人士上台，正是西方媒体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结果。
2、资助OTPOR等组织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1999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党对外活动组织曾邀请20多个塞尔维亚反对派领导人齐聚布达佩斯，商 讨共同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方案。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正是一个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该组织由 “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曾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后追随吉恩?夏普)1998年10月亲手组建。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 轻人。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NGO的资助下，赫尔维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 “年轻革命分子”。[7]
3、对中东地区和南美洲的NGO“资助”。2002年8月，美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启动了一项总额达660万美元的非政府资助计划，名义上是资助各 种NGO在伊拉克境内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实际上是利用NGO帮助美国收集情报，为其打击伊拉克提供便利。美国国际开发署曾向委内瑞拉的一些非 政府组织提供资助，以策动这些组织从事反政府活动。接受资助的，有不少是反查韦斯政府的组织。美国知道这样做并不光彩，所以在有关资料中隐去了这些受援组 织的名称。美国暗中资助反政府组织的做法，引起了委内瑞拉官方的强烈反应，委议会要求美方公布真相，并要将美政府告上法庭。[8]
4、向缅甸渗透，策动“藏红色革命”。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事实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 月6日文章所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过去3年中，“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吉恩?夏普和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 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 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事实上，爱因 斯坦研究所1989年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 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9]
(二)NGO与幕后推手
1、通过先资助西方NGO，然后通过其间接资助发展中国家NGO，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
香港《紫荆杂志》2008年6月载文指出，西方势力借非政府组织渗透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三大手段。一是资助、培训对象国家的各种NGO来施加政治影 响。二是利用NGO的渠道进行软性渗透。即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 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三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事实上，作为杀手锏，西方国家为了消除被援助国政府和民 众对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更擅长通过首先资助西方NGO，然后通过西方NGO，间接资助发展中国家NGO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
譬如Internews这一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组织，[10]除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的严重依赖之 外，Internews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有紧密关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和一位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 1992年起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000位专业媒介人员，它和2100个以上非政府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工作关系，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 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介协会，仅在2001年就制作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达3 亿600万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记录片节目。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区域重点来 看，Internews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所促进的正是美国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己认同的民主观念和美国新闻价 值和实践的议程。[11]
2、利用NGO力量实现政府难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美国人一贯的做法，并屡屡成功。
很多时候官方讲话没有民间的声音有效，有些话官方难以启齿，但给NGO去做似乎顺理成章。美国长期以来不屑与苏丹乃至整个非洲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影响力有限，于是美国启用了其助手——NGO。达尔富尔梦(DreamforDarfur)便应运诞生。当众多类似组织在美国 政府的资助下开始运作时，其巨大能量便显现出来了。让中国在国际上出丑、陷于尴尬境地，也是西方某些人权组织的既定策略，把北京奥运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挂 钩，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做到了。2007年3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登载好莱坞演员米亚法萝和他的儿子若南法萝联名写的题为《种族灭绝的奥运 会》的文章，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有人公开将北京奥运与达尔富尔问题挂钩。同时，美国的NGO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DarfurCoalition) 向两家美国企业施压，要求其出售投资苏丹石油产业开发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12]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国际公义联盟 (CoalitionforInternationalJustice)等老牌号NGO与拯救达尔富尔联盟遥相呼应，在全球范围内张扬他们的观点。
3、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国际NGO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美国资深政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2007年11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 自己的外交立场是“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13]理事会的主席。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 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宣称，20多年来该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 自由了、平静了。”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NGO“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其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曾“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 传战。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指 出：“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人马克?帕玛，被《纽约时报》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作为“自由之家”的副主席，曾在“颜色革命”战场上不遗 余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索罗斯直言，“开放社会基金会”(1979年索罗斯 在纽约建立的第一个基金会)的使命就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其发展壮大。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 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 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人们同时发现，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 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也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以 “扶贫”、“技术开发”等名义开展工作。[14]
正如美国研究NGO的著名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所认为的，苏东地区存在于政党之外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在“苏东剧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美国花 费数千亿美元、牺牲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借助NGO实行非暴力政权更迭，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不费一枪一弹的“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 能不说是美国人将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大创新。
三、结语
上述对国际NGO在对外传播中的渗透特征的考察，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对国家(或政府)对外传播主体的认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西方非政府组织(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
第二，如何借助国际NGO力量，要认识国际NGO的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是建设性与破坏性。即国际NGO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两种 功能：一是NGO力量与国家权力互补，在政府管不过来或难以发挥作用时，它作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对国家与社会事务起促进作用。另一种是作为破坏性社会力 量，成为造成国家与社会动乱的公害(即作为敌对的社会势力颠覆国家政权，作为社会邪恶势力为非作歹，扰乱社会安全)。第二个两面性是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 某些国际NGO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其利益性和集团性。这种特点决定了其种种行为，有较为强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着某些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偏好。
因此，政府对外传播中，如何借助国际NGO力量，是中国急需补修的一门课程，与国际NGO交往，不能单凭感情，而要以务实的眼光，既要看到其中的意 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追求，又要看到其中的利益纽带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追求的目标应是，将国际NGO对华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 小。
注释：
[1]数据参见穆紫：《西方势力借非政府组织渗透中国》，星岛环球网www.stnn.cc，2008年6月5日，来源：香港《紫荆杂志》
[2]参见袁正清：《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之《国际非政府组织：概念、分类与发展》，中国网2007年4月2日
[3]参见袁正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中国网2007年4月2日
[4]参见袁正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与方式》，中国网2007年4月2日
[5]AlexandraSilver，SoftPower:Democracy–PromotionandU.S.NGO’s:WorkingPaperof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March17，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164/soft_power.html#1.(转引自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6]袁正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中国网2007年4月2日
[7]参见《“颜色革命”主谋干将大揭底》，[大公网讯]2008年3月26日
[8]参见施君玉：《美对外渗透越来越不得人心》，《大公报》2006年9月2日
[9]参见《“颜色革命”主谋干将大揭底》，[大公网讯]2008年3月26日
[10]说明：该组织1982年成立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着重关注东欧、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传媒发展。据该机构网页，其主要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荷兰政府、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获得资助，在2001年就有1700万美元的预算。
[11]参见赵月枝：《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http://www.studa.net/xinwen/060803/11503780-2.html，2006年8月3日
[12]说明：其中一家拥有23亿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柏克夏海瑟威公司老板就是中国人熟悉的股神巴菲特。
[13]说明：该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
[14]参见《“颜色革命”主谋干将大揭底》，[大公网讯]2008年3月26日
西方势力借NGO向中国渗透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345589.html
香港中文月刊《紫荆》发表文章说，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曾经在西方推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作用。但随着“颜色革命”的偃旗息鼓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崛起，西方开始把主要矛头瞄准中国，西方利用NGO对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地区渗透扩张的手段做法也必然会应用到中国，而且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章摘录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迅猛，目前全世界各类NGO保守估计有几百万个。仅美国一国的NGO已经达到160万个之多。NGO日益成为继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后崛起的又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各国国内则被看作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
NGO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NGO在涌现。目前世界上各类NGO达数百万之多，其中国际性NGO超过35万个，国际上确认的国际组织90%以上都是NGO。
国际NGO发展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状态。截至2005年的统计，目前世界上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2719个NGO，发达国家占70%，而发展中国家仅占30%；与联合国新闻部保持着“正式”关系的近2,000个NGO中，发展中国家仅占16%。在大多数联合国会议上，至少80%以上的NGO与会者来自发达国家，穷国的声音很难被国际社会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平衡和充分的保护。
发达国家的NGO不仅数量多，而且机构完备、规模庞大、资金雄厚、人才济济，熟悉国际问题和国际组织的工作程序，能够对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乃至最终决策施加很大影响，更擅长在外围制造舆论、推波助澜，诋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形象。无论是联合国系统举行的NGO活动，还是国际性NGO倡议活动；无论是全球反全球化运动，还是反战反美示威游行，西方发达国家的NGO都起着决定性主导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NGO近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规模小、力量弱，缺乏人才和经验，对国际活动的参与和政治影响非常有限，并且有的NGO由于依赖于西方NGO的资助，最终难免受制于人，或者经常会出现“跟风”的现象，做出损害本国利益的事情。如印度，上世纪九十年代，NGO经费的90%来自国外，外国政府和NGO对印度NGO的援助相当于外国对印度官方援助的25%。
NGO不仅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而且还难以做到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很多NGO都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来作为对外渗透、干预和扩张的工具。美国研究NGO的著名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认为，苏东地区存在于政党之外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在1989年苏东剧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总统布什也曾自豪地宣称，美国的NGO“在自己存在的20年时间，曾经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
西方利用NGO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主要有三大手段。
一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种NGO来施加政治影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把援助对象从受援国政府转向各种NGO或个人，目的是通过援助直接与受援国百姓打交道，了解情况，收集信息，施加政治影响。如1993年到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90亿美元专项援助，其中3/4都提供给这些国家的企业、NGO和独立媒体。
近来，西方为了消除被援助国政府和民众对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开始越来越通过首先资助西方NGO，然后通过西方NGO来资助发展中国家NGO的间接渠道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的目的。如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为推动“民主进程”，曾花费6500万美元资助美国的卡内基基金会、国际发展基金会和美共和党所属的国际共和协会以及民主党下属的国际民主协会、人权论坛等NGO，通过这些NGO参与了幕后决策和宣传。
二是利用NGO的渠道进行软性渗透。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
1999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党对外活动组织就曾邀请20多个塞尔维亚反对派领导人齐聚布达佩斯，商讨团结一致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方案。随后美国和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统治。
2002年8月，美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启动了一项总额达660万美元的非政府资助计划，名义上是资助各种非政府在伊拉克境内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实际上是利用NGO帮助美国收集情报，为其打击伊拉克提供便利。
2004年，NGO成为西方在前苏东地区推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讲话时公开承认，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进行政权更迭，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资金，而在其它许多国家推动“颜色革命”，仅仅花费了不足46亿美元资金。
最近发生的拉萨事件背后也有西方资助的“藏青会”等各种反华NGO进行渗透的影子。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身公布的数据，2002年至2006年，该基金会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今年2月27日(即拉萨骚乱发生前半个月)，达赖集团的“九.十.三运动”还向该基金会紧急申请资金，以作为“活动家们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而该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
三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本国的电台、报刊和电视台走向国际，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树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闻自由等为幌子不断压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管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和报刊。
在西方资助下，中东欧和中亚多数国家都允许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台落地或成立各种“独立”媒体，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许多选民投票支持亲西方人士上台，正是西方媒体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结果。
西方也一直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效仿前苏东地区开放媒体管制，但一直没有得逞。因此，在此次拉萨事件中，中国媒体没有受西方媒体误导，坚持客观公正报道整个事件过程。西方的CNN、BBC和ZDF等主流媒体只好赤膊上阵，亲自充当西方对华演变的急先锋。
一些NGO曾经在西方推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作用。但随着“颜色革命”的偃旗息鼓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崛起，西方开始把主要矛头瞄准中国，西方利用NGO对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地区渗透扩张的手段做法也必然会应用到中国，而且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趋势已经在拉萨事件中露出了苗头。( 穆紫)
田嘉力：毛泽东时代贫困者为什么上得起大学？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12/12/content_1036468.htm
社会总是在发展和进步。认为今不如昔注定是荒谬的。但有一个问题我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人们的生活普遍贫困，却没有发生过因贫困而上不起大学的事。而现在，“贫困大学生”却司空见惯，贫困家庭因子女考上大学、家长为学费发愁从而自杀的事情也时有所闻。这是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曾经给朱总理上书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对农村教育有痛切的体会。他在一次访谈中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二十多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学校，收费很低，一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时老师的责任心强，和学生的关系也比现在好。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500元，上初中 1000元，上高中上大学好几千，好几万。其实，又岂止农民的孩子读不起书，如今连城里的父母也开始为孩子的学费操心发愁了。
1965年我上高中，班上有三个同学是领取助学金的。在他们看来，上学是“解困”的有效办法。上学可以申请助学金，每个月他们都要从有限的助学金里挤出两三元钱寄回家里，以补贴家用。他们从来没有为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而发愁过。因为那时候大学基本不收费，而且，像他们那样家庭贫困的同学，上大学也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据说，在现任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就有些是当年依靠助学金读完了大学，从而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说到贫困生上不起大学，很多人都归因于“教育投入不足”。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教育投入不足”？我们的经济已经相当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比起毛泽东时代，不知要增强多少倍。想当年，国家那么穷，国家经济基础那么薄弱，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却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定下了让所有考得上大学的学生读得起大学的政策。这应该与经济实力无关，只与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有关。
我们现在也仍然是不富裕的。我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在有限的资金，有限的财力，有限的物力情况下，优先发展什么？优先向哪部分人群倾斜？这很值得深思。有人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需要资金投入的，差不多总是“投入不足”，比如教育、卫生、国防；而本应该控制和限制的，却往往有超过需要的过剩投入，比如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培训，在这些领域里几乎是应有尽有，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一样，要多少有多少。其实，只要把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之类稍加控制，“教育投入不足”就可以极大的缓解。
至于向什么人倾斜的问题，就更为沉重。毛泽东时代要打造的就是让贫穷者都读得起书，都上得起大学的那样一种“天堂”。所以，尽管当时国家很穷，却没有人因贫困而上不起大学。现在经济繁荣了，国家实力增强了，却年年都有上不起大学、上不起中学和小学的贫困生。所以，这应该与国家实力无关，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属于“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只要想做，就应该做得到。
教育部在11月１０日发布的《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中提出：争取到２００７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力争到２０１０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２０１５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我不知道目标为什么要定得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也许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至少，在教育投入方面，就比现在慷慨。所以，有不少人还是很怀念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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