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即詹明信)是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一位后现代理论大师。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詹明信)
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1967年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1976年后又回到耶鲁大学法文系担任教授。
1986年他来到杜克大学担任主讲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
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杜克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他的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囚笼》、《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美学》、《时间的种子》、《布莱希特与方法》、《文化转向》、《现代性的神话》等。 1985年创立杜克大学文学博士项目，担任系主任及杜克批评理论中心主任至今。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
78岁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即詹明信)是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一位后现代理论大师。从1985年第一次去北京大学以来，杰姆逊多次到中国讲学，他上一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是在2002年。尽管已经78岁，杰姆逊日前开启了他的又一次中国巡讲。结束了在北京的演讲之后，昨天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他的“《资本论》新解”，在杰姆逊的结论中，他认为《资本论》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资本论》最重要的命题是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巨大的资本，另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失业人群。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
对中国学人影响甚大
1985年，杰姆逊曾访问北大，在北大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讲学，打开了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前沿学术的窗口，也引发了中国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热潮。所以，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昨天在演讲致辞中，称杰姆逊在1985年来到中国讲后现代性，“使中国学人提前进入后现代性，对后现代的研究有了更早的准备。中国学人对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要大于他们对现代性的研究，这是我的评价。杰姆逊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过去的27年里，杰姆逊的大部分著作都在中国翻译出版。
作为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介入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批判，通过为他带来巨大学术声望的《政治无意识》和围绕“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述，他确立了在文学与文化，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地位。近年来，杰姆逊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探索，尤其是针对“辩证法”问题，围绕马克思、黑格尔经典著作展开了研究工程，他对《资本论》的解读著作《表征资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成果。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关于后现代的研究论文著作大多发表于1980年代初。在昨天的演讲中，杰姆逊说，尽管世界在变化，但他不想对自己的理论做修正，因为都是正确的，“我不想对我的观点做任何修改，它们都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要扩大研究范围，比如全球化。”杰姆逊说，他1980年代初的研究跟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有关，但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借用刚刚过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就是二战后到里根之前。
杰姆逊被认为是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但他认为，从某个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西方左翼最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而我们左翼认为资本主义太复杂，要回复到更简单的生活，他们的本能是回到过去某个点拯救资本主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本雅明说，资本主义是全速往前的火车，革命并不是要把火车引向另外方向而是拉紧急刹车闸，是要保存资本主义旧有的形式，而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东西。”
金融危机证明马克思对资本描述的正确性
杰姆逊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分两部分，演讲第一部分与他去年的新作《表征资本》有关，这本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在演讲中他概要讲述了今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思想任务。
杰姆逊说，他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马克思从这些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我发现可以将马克思的模式推导到如今的 ‘第三个’或者说全球化、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是最有意思的。同时，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指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描述的正确性。在今天，这一描述一如既往的有效。”
在杰姆逊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图画。在他的描绘中，《资本论》第一卷就是一部完整的歌曲，第一卷第一部分呈现的是类似于资本主义史前史的东西，“我觉得《资本论》第一部分本身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者说主体作品的序曲，就好比是《莱茵河的黄金》这一序幕，正式的《尼伯龙根指环》三部曲要在序幕之后才会展开。”所以严格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描述是“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杰姆逊在昨天演讲中以最简短的发言来表达他对每一章主题的解读。他说：“货币、财产、资本主义自身依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至少它们依赖一种结构性的悖论(我们知道这一悖论的答案，因为劳动价值论告诉了我们)，因此无法用法令或修补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钱如何生钱?他说，“货币只有转化为截然不同的东西即资本，才能够生产更多的货币。” “马克思告诉我们，利润和新的价值并不来自流通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转入生产过程——资本与新的资本只能在这里得到生产。”
杰姆逊说，马克思在这里突然引进了时间概念，“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对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厂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间阻碍了资本必然的扩张。”这里就来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最有名的一章即讨论工作日的那一部分。“这章提出了所有问题，有一些是意识形态性的——政府视察员、资产阶级官员何以能强行立法限制工作时间?这对如今以及将来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影响会是怎样?——另一些问题是实践性的，即资本家、生意人如何规避这些法律限制?他们总能规避这些法律，要不然真正的社会民主，真正的改革就将成为可能。”
《资本论》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杰姆逊说，节省劳动的机器突然导致了劳动者(特别是童工)工作时间令人震惊地上升，节省劳动的机器本该压缩劳动者的数量，但带来的是失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杰姆逊说，“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
“这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情况。”杰姆逊在这里总结说。杰姆逊对《资本论》的这个解读恰恰是最近美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最近给《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中称：“如果说只有巨额资产才能带来巨大回报，那么更好的教育就无助于减少不平等。”他还说，“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目光避开了资本/劳动维度的不平等。资本的不平等唤起了‘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特质而忽视它，虽然这不应成为我们忽视事实的理由。”
普遍化的贫困在美国一直被当成笑话，但是在2008年以后，1%的美国富人控制了60%~70%的财富，失业随处可见，杰姆逊说，“越来越多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我想全世界看到，年轻人恢复了对马克思的兴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直存在，只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系统而存在。”1989年，很多人都在说资本主义胜利了，“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学说，资本主义胜利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胜利了。”
这样的结论是让人反感的，那么资本到底是什么?杰姆逊说，“资本无关乎劳动：它关乎过度劳动，非人的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及前者被限定之后童工的大量产生都是例证。资本也与这一著名的‘产业后备军’相关，也就是说，与失业者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胜利，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思描述的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所以马克思也过时了，但杰姆逊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正相反，“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凸显出来的资本的时刻，恰恰在未来的运动中得到了仔细地勾勒——这些空间一方面是信用和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
《资本论》没有描绘社会主义
在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的最后，杰姆逊给出了一个结论，他首先认为《资本论》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样子。杰姆逊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仅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等到世界市场完全实现之后才可能发生。
“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动物，大概除了列宁之外，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与政治思考无人能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主义者，这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良好的机会主义。为了改变和废除资本主义，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开放：联合、暴动、议会选举中获胜、回到农村公社，甚至是资本在危机中自我毁灭等等。如今每一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社会民主派到列宁主义、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马克思整个方案的可行的候选者，而他的议程则是随历史情境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然而，在《资本论》里，却没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资本论》依然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杰姆逊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构建起来的。
现在依然是资本主义体系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杰姆逊教授谈到了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的经验和感受，也就是他对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
杰姆逊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后现代社会是如何改变主体性和生活经验的，以及政治的转型是怎么发生的?杰姆逊在演讲中认为，现在的变化，所反映的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我们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变化只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之间，我想揭示的是这种转变对社会结构和经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从哲学家伯格森到作家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现代主义者都迷恋着空间。“这种迷恋实际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而在杰姆逊那里，所谓后现代其实就是现代化的完成，到了这个阶段乡村消失，农民成为计件工人，农业成为农业产业，“在更充分的现代化中，工业劳动力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区分都被抹去。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成为雇佣者，一切东西都进了购物中心，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作为时间现象的差异让位给同一性和标准化。”
后现代时间性的终结
在谈到后现代阶段时，杰姆逊重点强调了信息技术如何使得空间消除了时间，“信息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主体性的改变，主体醒着的时间完全消耗在各种类型的电脑显示器前了。”“投资、期货、廉价兜售国家货币、剥夺和并购，把未来打包作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这些都被最新出现的交流工具加速实现着，柏格森主义所谓具有绵延特征的时间轨迹荡然无存。时间的停滞严重地改变了或切割了人类的经验。故事片导演肯-罗素在20世纪指出，21世纪一部电影的标准长度不会超过 15分钟。他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类似的现象在大众文化里屡见不鲜，比如情节的消失就是一例。功夫电影真的不再有情节了，这已经成为电影的每分钟都用爆炸性事件填满的借口。”
杰姆逊宣布，“时间性的终结。”“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过去的消失从长远看也意味着未来的消失。没人再相信长期的社会改变;我们鼠目寸光，我们能看到的过去不过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看到的未来不过是隐隐若现的自然和生态灾难。这些只是后现代性中空间统治时间造成的若干后果。”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全球化浪潮中，主体十分脆弱，杰姆逊说，人一出生“就失去来自家庭的、地区的甚至是民族的庇佑，连民族认同都成为困难，他们被抛掷于同样的无名的数十亿芸芸众生中，在此情况下，人的生存境况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变化”。
后现代政治本质是土地掠夺
现在的资本主义，杰姆逊把它定义为第三阶段即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前两个阶段建立了民族工业和市场，随后进入帝国主义和抢占殖民地时期，并迅速发展了世界经济的殖民体系。“这两个时期的一个共同标志是对他者的建构。首先是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竞争的群体，人们的民族认同只能建立在对外国人和民族敌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认同则通过相互指认为他者来完成。但是不久，特别是在欧洲，民族主义迅速放弃狭隘的民族立场，允许少数族裔和操不同语言的人发展自己的民族方案。”但随着二战后的反殖民浪潮，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无名所统治。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几十亿人。”杰姆逊说。
杰姆逊对后现代社会做了这么多描述，那么这一切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他在昨天演讲中的最后话题。杰姆逊的结论是：今日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是如此。无论我们想到的是巴勒斯坦聚居地和难民营问题，还是原材料及其开发政策，或者生态问题(你们自己的雨林)，联邦制问题、公民权和移民问题，在大都市同时也在法国简易居住大棚、巴西贫民窟和小镇上发生的中产阶级化问题，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按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土地才是这个世界争端的实质。”
那么时间去哪了?“它在我们瞬间拥挤的手机电话和短信发射中，在西雅图、东欧、胜利广场和威斯康星游行的人群里。这样的时间，正如我的朋友迈克·哈特和托尼·奈格里(注：《帝国》的两位合著者)所说的，标志着乌合之众的出现。这已不是延绵的时间政治里的时间，而就是此刻和现在。”“过去已经不在，未来却无法憧憬。很显然，历史的消亡为我们的政治和政治实践罩上了阴沉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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