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以来，舆论导向出现了正能量上升的积极变化。然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意识形态正能量上升的同时，意识形态的负能量也在疯狂反扑，甚至继续攻城略地。毛泽东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意识形态阵地永远不会是真空，任何有关“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切勿上当受骗。话语权之争正在展开，正能量能否压倒负能量?未来几年的历史将很快做出回答。
一、所谓“7个不准讲”
最近网上盛传“7个不准讲”。所谓“7个不准讲”，其实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极端化了的用语。据我了解，并不是什么“7个不准讲”，而是中国共产党有了意识形态阵地的自觉性，提出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客观存在的斗争。
把中共敢于在意识形态上与资产阶级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的大忽悠进行较量，说成是什么“7个不准讲”，这完全是有人在混淆概念，故意歪曲。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与错误言论进行PK，本来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分内之事，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呢?不是“不准讲”，而是“怎么讲”。毛主席说“毒草可以肥田”，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少，就是这个意思。
最近有两篇学术文章遭到右派的疯狂围剿：一篇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写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另一篇是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写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李慎明的文章不过是对丑化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晓青的文章只不过是对宪政的本质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在我看来，还不够到位)。结果，右派就像挨了打的猴子，纷纷跳将出来，其语言之恶毒，其敌对之刻骨，恨不能将寝皮食肉，已经全然没有声讨所谓“7个不准讲”的绅士风度。
多少年来，官方舆论、大学课堂几乎清一色的“不准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红色”、“红歌”都成了敏感词，唯恐禁之不绝，这难道不是众所周之的事实吗？一直以来，主流媒体都在鼓吹“7个只准讲”，现在有人对“7个只准讲”提出不同看法，就被扣上“不准讲话”的大帽子。李慎明和杨晓青没有按照右派的立场来讲话，所以就要搞死他们。这哪里还有半点“坚决捍卫你说话权利”的影子，这是地地道道的“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就是右派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吗?神马玩意儿!
前几天我在某高校做讲座，吃饭时在座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所谓“7个不准讲”，已经传达到校头一级，但还没有向教授们传达，想必反弹会很大。听他的意思，好像中共的意识形态稍微带点红颜色(仅仅是淡红色)，有人就如丧考批，惶惶不可终日。红色是共产党的本色，今天我党宣传自己本色的意识形态，居然也只能像当年的地下工那样运作，这是不是有点喜剧?我禁不住想起了骆宾王的愤怒：“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不止一个老师愤愤然地问我：“不准讲‘宪政’，叫我以后怎么讲课?”我差点没喷出来：若不讲“宪政”，连课都不会上了。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洋大人走路的姿势没有学会，自己却忘了怎么走路，结果只好爬着回去。这就是多少年来，我党放弃舆论阵地，任由否定派封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果。
二、我们应当支持谁？
最近柳老师找到我和朱老师，说是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出来后，大家有些困惑。什么情况?有点像前年我们支持红色模式出现的分歧。柳老师倡议大家搞个座谈，挺一下正确的舆论导向。我和朱老师都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我对柳老师说：习总书记的讲话谁最不爽?右派最不爽——不信，你们看看右派的反应就清楚了。30多年来，右派一直都很爽，能让右派不爽的事情还真的不多。所以，只要是让右派不爽的事情，我们就要挺！
不过我给柳老师提了一个建议：不要把精力和智力都集中在比谁的口号喊得响亮，不要搞内斗。现在还不是比谁的思想更纯洁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让右派炸了窝，正在组织力量反扑。左派倒好，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首先比谁更纯洁，谁最革命。这不是让茅于轼很爽吗，这不是让右派看笑话吗?澄清问题当然必要，但要讲策略，要看时间地点。
总之，我们支持“两个不能否定”，并非因为讲话的人是总书记，而是因为在目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讲了这样有分量的话，让大多数人民深受鼓舞，不容易!
三、茅于轼的“反思”？
拙文《“两个不能否定”否定了谁?》，原本是提交给《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的发言稿。文章在网上挂出来后，反映比较热烈，跟帖比较多。反对的大概有两类，一类跟帖质问我：“有人想反思质疑一下，不是被斥为汉奸被全民公诉了吗?”那意思是说：你赵某人不是说“后30年并不天然具有免于反思的特权”么，为啥茅于轼“反思”了一下前30年，就成了全民公敌了呢?
我在想，写这跟帖的右派还算是文明银，没有像袁腾飞那样满嘴大便。但是，除了“全民公敌”这个描述是事实外，他说的是事实吗?大家看看茅于轼的言行，哪里是在“反思”，纯粹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比如，茅于轼那个臭名昭著的“不准给住在公租房的穷人修卫生间”的理论，是“反思”吗?根本就不是什么“反思”，而是反人类的反动!
茅于轼的这类“反动”比比皆是。有人已经把他的“反动”言论编辑成册，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上网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反思”还是“反动”。
四、关于“绕来绕去”
还有一类跟帖批评我，说我是在绕弯弯，“绕来绕去说了一堆闲话”，“一个字都不提阶级斗争”，“是和稀泥装好人”，“是在卖迷魂汤”。那意思是说：你为啥不走捷径，为啥不高呼革命口号，为啥不直捣白宫和五角大楼?你没有打到一切，你革命不彻底，你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这让我想起前年在支持红色模式的时候，成都的同志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记得当时有位老同志的发言说得很恳切，他说：“当红色模式还在走第一步的时候，你就斥责他为啥不走第三步、第五步?”按照“最革命”的逻辑，红色模式根本就不该一步一步地走，为啥不跳起来飞？干脆一个筋斗上天得了。
但是同志们想想，一个筋斗上天将会是什么结果?“跨越式发展”不是不可以，我也想一个筋斗翻上云霄。但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要以客观环境和实际条件为转移。
最近央视在上演《苦难辉煌》，我在看，建议大家也看看(当然，影片有败笔，我将另文讨论)。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以后，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信，指责毛泽东“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说白了，就是指责毛泽东绕来绕去“绕弯弯”，不走捷径，不敢和敌人短兵相接，不敢硬嗑拼刺刀。
同志们想想，在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那个从来也不绕弯弯的直肠子德国人李德同志，那个革命很彻底的博古同志，高呼着革命口号(有电报为证)，率领着8万6千红军直接扑向湘江，英勇倒是英勇，结果却很悲催，几乎把红军的家底给“彻底革命”玩完。
我想问一下诸位，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围追堵截，和当年长征中的红军做个比较，是不是有些相似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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