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97岁高龄的中共元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今日上午在京出席一项慈善活动。宋平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12年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开幕式上。上午10时左右，宋平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来到活动现场。他身着白衬衣、黑裤子，走路拄拐棍，看上去气色不错，就坐前与身边人员握手、合影，但未发言。大概10分钟后，主办方表示，由于宋平年事已高，需要提前离场。

　　活动主办方介绍，这是宋平十八大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可以体现出他非常关心贫困孩子。

　　宋平为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站台”，号召全国爱心人士投入到助学帮困的事业中来。98岁高龄的宋平在活动上鲜少发言。但据主办方介绍，现场展示的由他题写的“圆梦班”班名，反复修改多次才定稿。“圆梦班”是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2013年设立的助学班，该基金会发起人、毛泽东晚年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在现场表示，基金会除了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读书，和几个贫困的老人安度晚年，而且要通过基金会这个平台，为建设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培养人才做点实事。基金会至今已资助多名贫困学生正常上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原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原中共宁夏区委书记黄璜，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明祖，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虞云耀等共同出席这一活动。

　　徐中远于1944年出生在苏北涟水县的一户贫苦人家。1966年至1976年，他先后担任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达10年之久，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老干部局局长。2004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开始仔细研究毛泽东读史、读书心得，先后出版《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等4部著作。在出版毛泽东读书心得体会过程中，他越发觉得自己要给后世留下一些精神财富，才是对毛泽东最深切的缅怀和纪念。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产生，共有41人，其中多名中共元老在列。当时，95岁的宋平在41人中年龄排在第二，仅次于万里。十八大开幕式上，宋平身穿灰色中山装亮相，引来中外媒体关注。

　　宋平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国共和谈期间，曾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中新网等）

【附1】宋平：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http://news.nwsuaf.edu.cn/ztwz/shshwy/pl/24484.htm）

【附2】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环境和党内党外的状况

　　从这场斗争【注：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决不能低估国际上的敌对势力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妄图改变党的性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所造成的危害;决不能低估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

　　国际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多次武装干涉、入侵和封锁、禁运失败之后，妄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用他们的话来说，在政治上“遏制”的同时，要广泛地进行思想战、宣传战，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通过和平转变而实现变革”，把社会主义国家“并入西方”。对于这种和平演变，我们曾经是有警惕的。但这些年来，不少同志在思想上逐渐麻痹了。这场风波使我们对和平演变的现实可能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聘请人才，引进资金。国际上许多朋友，真诚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我们开展经济等各方面的合作。但国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却企图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他们总是企图通过外交和经济、文化交往的途径，来实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培植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对此，我们决不能太天真。

　　近年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搞改革。帝国主义抓住这个时机，千方百计地施加影响，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妄图把改革引向歧途，搞他们的那种多党制、“议会民主”等等。我们党内一些人对此非常欣赏。这几年，我们不少党员在对外交往中，只看到友好合作，只讲“友谊”、“干杯”、“让世界充满爱”，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丧失警惕，甚至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同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相呼应，国内一些人，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把改革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没有得到认真地、一贯地贯彻执行。从一九七九年“西单墙”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些年不仅没有得到抵制和批判，相反却愈演愈烈。一九八三年在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就不了了之。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只进行了几个月就停止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再次被包庇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起了很坏的作用。

　　这些年，思想理论战线上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怪事比比皆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被视为“思想解放”，被吹捧成“精英”，给予各种荣誉和地位，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腐朽思想的同志却被斥责为“左”、“僵化”，文章不能发表，以至受到孤立、嘲弄、诬陷和围攻。在一些报刊上、学术讲坛上和文学作品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畅行无阻、泛滥成灾，我们共产党人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被诬蔑为“乌托邦”;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攻击为过时的教条，甚至被诬蔑为宗教迷信;成千上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攻击为专制独裁，并企图用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来取代;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否定、被批判，“一切向钱看”被奉为行为准则，甚至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的铁的纪律被认为是束缚个性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桎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被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鼓吹中国的出路在于全面私有化;在选拔干部上要用被庸俗化了的“生产力标准”代替德才兼备的原则。这些谬论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毒害了不少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恶果，在七十天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七十天中，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严重地搞乱了党员的思想，侵蚀了党的肌体。七十天的风风雨雨在人们的思想上以至对人的一生中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同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是分不开的。他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消除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当前，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确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各项任务。党的思想建设要围绕全面、准确地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来展开，突出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问题纠正过来。要使全党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懂得，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必须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要通过经常的党内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统一认识，振奋精神，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决定我们在考虑党的建设时，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看不到阶级斗争也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潜逃到国外的动乱分子还公开叫嚷：这次民主运动的兴起，因为中国有了“中产阶级”;这次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我们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党内问题和社会问题，正确认识和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出符合实际的清醒判断，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解决。

　　当前，对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党内外议论很多。我们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私营企业主的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但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不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因此，不能吸收他们入党。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我们应当主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中发展党员，特别要注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

　　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外不能放松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对内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这样，我们才配做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把党的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做好。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十分重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我们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和党的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场风波中，极少数人所以能够蒙蔽、煽动不少群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我们必须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强调要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抓思想政治工作，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侵袭;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这些重要意见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一手硬，一手软。不少党员于部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没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被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侵蚀，被“糖衣炮弹”打中，加上法制不严，纪律松弛，对出现的问题纠正不力，致使党内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现在，群众对我们党的作风不满意，主要是：有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关心群众疾苦;有的严重以权谋私，用权力同金钱相交换，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有的贪图享受，挥霍浪费，大吃大喝，侵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努力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决清除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要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集中力量抓紧查处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各级党委要排除干扰，支持纪检、监察、政法、审计等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查处案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走群众路线，必要时可以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对证据确凿的腐败分子要毫不留情，坚决清除出党。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最近，中央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这一决定主要的意思是，一，从中央领导同志做起，起个表率作用;二、从具体问题抓起，扎扎实实地去办。现在，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已经取消;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原来使用的进口高级轿车已经更换为国产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动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流通领域任职、兼职的问题进行了清理，有关部门正着手对这些退出公司的人员重新分配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中央决定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切切实实办几件群众关心的事情。这一工作牵涉到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十分复杂。但我们必须努力去做好。要取信于民，定了就要坚决去办，决不能只说不做。

　　党的各级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真实情况，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知心朋友。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正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所在。我们要下决心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做好群众工作，重建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要建立健全各级干部定期下基层的制度，包括下放到基层任职锻炼的制度和定斯到基层调查研究的制度。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践证明，这是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保持干部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措施。干部参加劳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增加接触群众的机会，便于倾听群众的呼声，更加熟悉群众、了解群众，产生共同的感情，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恢复和发扬干部参加劳动的好传统，纠正过去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总结好的经验，使这一制度既切实可行，又便于坚持。

　　党员和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对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之前，要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建立健全人民群众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制度，保证群众批评渠道的畅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各级领导干部要识大体，顾大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恢复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四，增强搞好党的建设的信心

　　加强党的建设，需要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我们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下定决心，把党建设好。对此，我们要树立坚强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上面呢?首先，我们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奋斗、经历过各种艰苦考验、有着光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犯过错误，有过挫折，每一次都从错误和挫折中猛醒过来，总结经验教训，更加成熟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次风波，是违背这条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是执行中出了偏差，是一个插曲。十三届四中全会纠正了偏差，这条路线必将更加显示它的威力。党的建设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关的。党的历史证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我们的党就能巩固发展，兴旺发达。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并紧紧围绕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排除各种千扰，把党建设好。

　　其次，我们有一个团结一致干社会主义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信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领导问题，是一个领导的决心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斗争中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央领导集体是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干社会主义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下决心，认真抓，党的建设工作就能见成效。四中全会把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表明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最近，先后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以及其他部门的一系列会议，都直接或间接地贯彻了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精神。现在又召开组织部长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只要全党上下聚精会神地抓，持之以恒地抓，怎么会抓不好呢?!不久前，中央决定带头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受到了党内外群众的普遍欢迎，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清除腐败现象、加强党的建设的信心。许多地方和部门也根据这一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了具体措施。中央领导同志准备陆续下去，检查贯彻执行的情况。只要中央带好头，并踏踏实实地抓出实效，党的面貌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广大党员、群众的信心就会树立起来。

　　第三，从总体上来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这是我们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条件。北京是这场动乱和暴乱的中心。市委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正确决策，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坚持工作，维持交通，维护治安，水、电、煤气没有停，粮食、蔬菜、副食等供应没有中断，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他们和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迅速恢复首都的秩序，稳定全国的局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有许多共产党员，舍生忘死，奋勇当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其他发生动乱的地区和城市的广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同样为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是可以信任的。这就是我们搞好党的建设的希望所在，信心所在。

　　第四，我们党是有着深厚阶级基础的，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是向着我们党的。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动乱中，当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党、对社会主义大肆诬蔑的时候，他们的信念也没有动摇，并有不少积极分子申请入党。这说明，群众对党是拥护、支持的。群众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不满意，提出批评意见，是爱护党、信任党的表现。只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切切实实为群众谋利益，党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下，我们一定能够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搞好党的建设的信心来自实践。经过这场斗争，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痛切地感到，党的建设非抓不可，增强了做好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只要全党同志共同努力，在党的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中扎扎实实地不断做出成绩，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信心就会建立，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建设好。

　　同志们，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一定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党员队伍的建设。要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教育每个党员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时间、不论遇到怎样险恶的环境，都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这是宋平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三、四部分。

【附3】宋平同志谈党的建设

宋平：执政党的状况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　1999年11月29日　)

　　全国党建研究会召开这次理论研讨会，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的基本经验”，我觉得很有意义。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也作个发言，算是一种参与吧!

　　前不久，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50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50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极其辉煌的50年。每一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国家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党执政50年来，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50年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条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条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彻底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维护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才能使劳动人民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

　　50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些探索集中起来，是围绕两个根本问题进行的：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要看到，对这两个重大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并没有完结，它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制定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党的自身建设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改进和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党建理论工，必须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积极探索党的建设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党的建设理论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这里，我提出几个问题与同志们一起思考和探讨：

　　第一，要关注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大局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个沉痛的教训，是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我们国家能够经受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化的考验，以及此后一系列来自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界的严峻考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许多事实证明，执政党的状况，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前途和方向，而国家的发展状况和走向，是对党的政策主张和执政能力最直接的衡量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离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孤立地研究党的建设。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深化改革，搞好国有企业十分重要。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没有国有企业的繁荣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不能稳固。但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同志思想都很一致。有的人片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把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加以歪曲，甚至在党的报刊上宣传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一个“私”字，围绕一个“股”字，落实一个“卖”字。有的甚至宣传“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国有化”。这些显然是与党的十五大精神相背离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社会上某些错误倾向，严肃批评说，如果国有资产被掏空，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事关改革方向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要注意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动态和理论动态，保证中央的方针政策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常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样，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要削弱、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是要巩固、壮大这个基础。有的同志因为国有企业遇到一些暂时困难，就丧失信心，搞“一卖了之”，这不仅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短视的表现。只有扎扎实实按照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去抓，国有企业才能走出困境，再创辉煌。四中全会讲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并不是象有人宣扬的那样，只退不进，或者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在工业领域，竞争性行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就只有公益性社会福利行业。如果竞争性行业都搞了私有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何谈起!因此，讲退要有个“底线”，这就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变，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退是为了进，是为了把国有经济搞得更好，而不是搞“私有化”，“一卖了之”，或者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来瓦解国有经济。

　　第二，要关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早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知识化的进程加快，职工队伍的数量、构成、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比例相对减少，下岗工人增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同时，由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一部分高收入群体或有产者阶层，对他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可以预见，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资本的进入将进一步加快，国际跨国公司新一轮的兼并浪潮有可能波及我国。对此，应当未雨绸缪。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许多变化，必然对党的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岗工人与下岗工人，国有企业工人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工人，高收入群体与工薪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思想感情都不尽相同。如何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正确处理各种关系，都是党要深入研究的。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和活动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应当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在中方员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有的人看到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一些新的变化，对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对执政党的依靠力量、阶级基础问题产生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提出党应该是“有产知识者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决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少数有产者的利益，那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搞党建工作的同志，要牢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时刻关心并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才能不断完善党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领导作用。

　　再拿农村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过去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劳动为主，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变成了以个体劳动为主。同时，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出现了大量乡镇企业工人和流动人口大军。这就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农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随着农村产业化的发展，许多地方农村出现了“公司十农户”的组织形式。这些公司，多是私营公司或外资公司。毫无疑问，应当让他们存在和发展。但是，国有公司或集体性质的公司，也应当积极加入这个行列，以自己的优良经营，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同时也可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农村供销社和其他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应当主动承担这样的职责，以减少中间商对农民的盘剥，这对农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前，不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党组织缺乏集体经济的依托和为农民服务的手段，对农民索取多、给予少，这是导致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要关注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自身的状况

　　近几年来，各级党组织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工作是有成效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抗洪抢险等危急关头，冲在最前面的也多是共产党员。这说明，只要各级党组织认认真真去抓，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也要看到，党的干部队伍中确实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某省今年四五月间进行问卷调查，当问及地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怎样看时，回答“坚信不移”的有，回答“半信半疑”和“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有，而有的回答“离现实太远”，作这种回答的人数还不少。有一个市对地、县级领导干部作问卷调查，在回答对“私有化”问题的态度时，有人表示“不赞成也不反对”;也有人表示赞成。在回答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时，有人竟主张把国有企业“尽快卖掉”。有个县委书记在讲到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在大会上公开讲：“大家要大胆地干，这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二十年后，坐在主席台上的，说不定都是张百万、李百万的儿子了”。李洪志的“@轮功”在短短几年间蔓延全国，一部分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笃信李洪志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不讲学习，不讲政治，理想信念动摇。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到要有“忧患意识”，实在是值得我们警醒。干部队伍中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欺压群众，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在某些地方、单位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在县以上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解决好理想信念和党性问题，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之后发生演变，红旗落地。而资本主义尚处在一个相对发展时期，美国倚仗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意志薄弱者政治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也有一些人，对党的现行政策缺乏正确的理解，不能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某些社会现象，产生思想困惑。社会上某些反马克思主义、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潮，也造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我们要联系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教育，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常说，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显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政治信念的力量。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要按照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目标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好，党建理论工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党建理论工要带头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拿出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为加强党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附4】宋平：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

　　(一九九○年七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九年了。六十九年来，我们党团结和领导人民英勇奋斗，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经过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锻炼，我们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现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回顾过去，党的奋斗业绩是灿烂辉煌的。面对未来，党的历史使命又是宏伟艰巨的。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发挥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发努力，建功立业。

　　我们党从诞生时起，就确立自己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而始终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六十九年来，我们党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社会解放;一件是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中国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就没有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和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成就和光明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同任何新生的事物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在自己的基地上继续前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确立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会更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坚韧不拔地奋斗。今后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就可以为实现下个世纪中叶的第三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责任。

　　我们党对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充满信心，同时又充分认识到它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矛盾、困难和希望的环境中工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我们对它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不断探索;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干扰和破坏。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某些曲折，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共产党员要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自觉地锻炼和提高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困难，盲目乐观，是有害的。害怕困难，无所作为，同样是有害的。我们应该重温列宁的名言：“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基业上前进的。六十九年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中国人民的两千万先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我们必须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才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后代。一个共产党员，对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深刻，革命责任感越强烈，就越能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集中于共同的奋斗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四十多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基础。共产党员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共产党员要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有人捣乱也好，外国制裁也好，我们都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必须扎扎实实地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我们党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强调必须警惕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要求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是为了排除干扰，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健康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果。

　　共产党员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善于把握两者的内在统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要求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积极学习和消化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和活力。四项基本原则规定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使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只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统一起来，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不搞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就会走上邪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既不能拒绝学习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又不能屈服于外来的强权和干涉，更不允许丧失民族尊严和社会主义原则。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在这种对立和斗争中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将使我们党积累更加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愈益成熟起来。经过一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目前思想政治领域的状况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但是，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造成的恶果，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一些思想认识上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继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逐步求得解决。

　　共产党员要带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充分信赖，把它作为治党治国的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的繁荣兴旺，都是同坚持这个方针分不开的。越是搞现代化建设，越要强调这个方针，越要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们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能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也就能够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近五千万党员，党的队伍空前地壮大了。党员经历有不同，资历有深浅，职位有高低，分工有区别，但都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生活在党内，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工作，无一例外地担负着实践当代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重任。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真正体现出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党章对党员的先进性提出的要求，就是党员应坚持的党性原则，必须一一做到。根据党在新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的实际状况，当前要突出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

　　富有理想，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员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首要条件。共产党员的这种理想和信念，只有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上，才是牢固的;只有把这种理想和信念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在本职岗位上创造第一流的工作业绩，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诚的表现。这样，就会在胜利时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悲观失望，勇往直前;在压力和威胁面前不卑躬屈膝，巍然不动;在风云变幻之际不随波逐流，坚持正确方向。

　　联系群众，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最近通过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把执行现行政策同党对党员的更高要求统一起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生活作风和价值观的侵蚀，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愿奉献，绝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搬到党的生活中来，向党组织讨价还价。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不计较个人得失;都要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奉公，绝不以权谋私，侵犯群众利益。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是这样，党的建设也是这样。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解决党内矛盾，必须按照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的原则，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绝不能重复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也绝不能把正常的批评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说成是“打棍子”，加以反对。在政治方向、党的路线和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讲原则，掩盖矛盾，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我们应该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一扫当前一些党组织中存在的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是非不分的庸俗作风，努力造成是非功过分明的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空气。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团结帮助，只要他们分清了是非，改正了错误，就应该受到信任，不要抓住不放。

　　勤奋学习，勇于创造。共产党人应当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这种创造精神，来源于勤奋学习，来源于大胆实践。面临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应该看到，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尚未完全认识的领域，这就要求共产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造。同时也要求党员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共产党员要结合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哲学，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力争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专门家和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要认真读点书，坚持在实践中学，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学，在比较鉴别中学。学习上的淡漠和懒惰，意味着政治上、工作上的落后和创造精神的丧失。

　　严守纪律，维护团结。这是夺取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严明了，党内团结增强了，我们就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现在尤其需要大力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倾向。党内不允许存在任何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每个党员都要增强严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勇于同破坏党的纪律和团结统一的言行进行斗争。

　　加强党性修养，核心是解决立场和世界观问题。共产党员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立场站错了，就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就没有了。那些名为共产党员而实际上坚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发生在这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磨炼的过程，有时还需要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列宁明确指出：“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修养不够”。只有经常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和思想改造，才能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考验，经受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我们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党寄予厚望，世界上一切对我友好的国家、政党和人民也在关注着我们党。我们全党同志，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严格的科学精神，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迎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注：这是宋平同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九周年所写的文章，原载于《求是》杂志一九九○年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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