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本来是一种对各种资本一视同仁的中性表述，但在媒体的宣传和各地的政策实践中，却被演变成一种“混合国有资本”的单边、单向度改革，即只有国有企业引进非国有资本，没有非国有企业引进国有资本;所谓“交叉持股”徒托空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
在中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类“改革”往往衍生出一些“高指标竞争”，促使各地政府迭出奇招，争奇斗妍。上海市有关部门已直接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庆更下了硬指标，要求2/3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地方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国资的股份要下降到20%以下，那个地方说国资只能占1%......
在这场名为“混合化”、实为“半私有化”的大竞赛中，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正在发生，很可能损及中国经济的根基。
一，“私有化有利于经济”迄今未获实证。
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国企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蔚为风潮，造就了大批巨富、名商。2004年“郎顾之争”后，潮流逐渐搁浅。10年后的今天，“半私有化”卷土重来，其背后的支撑逻辑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遭遇瓶颈，原来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必须寻找新的动力。而“私有化”就是一些人一直揣在兜里的药方，从学界到商界到政界，不少人都迷信这一药方的灵验性。只是忌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官方特殊的意识形态环境，才不得不将“私有化”妆扮成“混合化”——暂且先行半步。虽然只是“半私有化”，但对于一些实际操来说，这样可能比完全“私有化”更有利可图——只要掌握了控股权，剩下的国有股，必然有去无回。
从“山东鲁能案”到“招商转让平安股份案”，人们对特殊利益集团侵吞全民公有财产的能力已没有怀疑。当这种行为被披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外衣后，如果其结果真的能导致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那么弱势群体对于己身利益遭剥夺的无奈忍受，还可视作是进一步“承担改革成本”、“为改革付出代价”，是别无选择下的“次差选择”。但问题在于，所谓“私有化有利于经济”，至今还只是部分“精英人士”(专指那些被西方观念洗脑，或者利益西方化的人)口中的自说自话，迄今未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实证支持。
“私有化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大兴于撒切尔、里根时代;尤其是撒切尔主义，被视为“私有化”的代名词。迄今为止，撒切尔夫人在一些西方和中国的“精英人士”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俨然是一种“理想模式”的符号象征。但令这些人难以启齿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撒切尔改革”，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成功;“私有化”在撒切尔夫人手中短暂“释放生产力”、“展现体制优势”后，很快就陷入多种麻烦与困境之中。因此，今天的“精英人士”在推销撒切尔主义时，只能突出理念、淡化实绩，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它”。
事实真相是，在1979年-1990年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期间，英国的经济情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事业最顶峰时期(1980年代后期)，GDP也仅仅实现了2%的年增长率(对此，可能很多撒切尔夫人的中国拥趸难以想象)。失业率方面，直到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第十个年头，英国的失业率才下降到6%左右，此前一直持续上升，达到近12%的高峰。事实上，整个撒切尔时期，英国的失业率都处于峰值水平，既高于其任前，也高于任后。尽管其时通胀水平有所下降，但这一结果也与当时全球的紧缩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另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早期，工人罢工运动大幅增加。对此，撒切尔夫人报以铁腕强势应对——“铁娘子”的称号，有一半来源于此。
导致撒切尔夫人提前下台的，是在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中，她依然照搬撒切尔主义药方，结果无济于事，连短期效应都不见了，迫使她不得不铤而走险，推行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政策，终于被民众轰下台。她离职时(1991年)，英国的通胀率又回到10%以上，几乎与其11年半前刚上台时持平——唯一的政绩也“归零”了。
正是由于撒切尔主义带给英国人的更多是灾难而非福音，撒切尔夫人下台后不久，在撒切尔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即发生了事实上的“逆撒切尔主义运动”。时至今日，撒切尔夫人曾倾力反对的主要政策——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都在她的祖国再度风行。一些被撒切尔夫人私有化的企业重新被国有化，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及其“成果”被逐一粉碎。英国人普遍认为，撒切尔主义“劫贫济富”的做法，导致贫富悬殊加大，造成城市中的分化和隔阂，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已成了一次次社会骚乱的根源;正是撒切尔主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推崇，对政府调控的片面排斥，导致英国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从而令其在此次“次贷”风波中损失惨重。在2009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30周年纪念日，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了，只不过，这一次失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撒切尔主义。
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竞选获胜时，曾经意气风发地发表宣言：“混乱让我们带来和谐，错误让我们带来真实，怀疑让我们带来信任，沮丧让我们带来希望。”——但在2004年5月撒切尔夫人上台25周年之际，英国《卫报》却发表评论说：“即使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恐怕也很难举出一个例子，可以证实她执政11年中给我们带来的‘和谐’。”用英国《独立报》撰稿人约翰·雷图的话说：“在那些年里，英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有些人的生活的确得到很大改善，但英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犯罪率上升，社区破裂和分化。”2003年英国电视台Channel 4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之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还活着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正被起诉的人”，结果撒切尔夫人荣登第三。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记得当年的这个“判决”——“她辜负了英国人”。
以上就是被“精英人士”刻意回避或淡化的，关于“私有化”运动之鼻祖或偶像撒切尔夫人的真实业绩状况。至于“私有化”在苏东等国造成的“休克式”灾难，更是人尽皆知。撒切尔夫人的真正成功，是她将经济上的短期效果，包装成了“必然规律”，贩卖给苏联，俘获了戈尔巴乔夫的脑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虽然这一“斩首行动”不是由撒切尔夫人个人单独完成，其时上上下下、政界学界都有不少精英使力，但显然撒切尔夫人贡献突出，成了一种标志，这也是她至今拥有巨大国际声誉的原因——她是近20多年世界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
不管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帮助她的国家甚至整个西方阵营获得了何等成功，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撒切尔主义是正确的。在世界范围内，要找到反面证据远比正面证据容易。那么，“精英人士”迷信“私有化有利于经济”的理由何在呢?——只能说是出于理念、出于信念——不管事实如何，反正他们就是如此认定。
二，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公开秘密武器”
今天，任何不持偏见的人，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问题是如何解读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奇迹?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观点，都将之归功于改革开放。应该说，这种解释合乎事实和逻辑，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特殊联系。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解读改革开放?如果将其简单理解为“市场化”，甚至是“私有化”，那为什么主要西方国家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那些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机制比中国完善、被视为“市场化”的标准样本、被“精英人士”一个劲地鼓捣着要中国向其学习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却远远不如中国这个“不合格的学生”呢?
毫无疑问，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其基本取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改变了由国家控制一切、个人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经济局面。但是，“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哪个用多一些，哪个用少一些，要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近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确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化。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国企、民企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份量很重的国企、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的市场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搞的是市场经济，与东欧国家同样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上述两个因素就是奥秘所在。
显然，这两个因素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大的掌控性和调控能力，国有经济在中国才能不断壮大;同样，正由于存在大量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政府命令的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才大大超越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对战略性经济资源的掌控、相对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三分之一分量的国企，这是中国政府能够拥有令其他市场体制国家羡慕的经济调控能力、中国经济能够克服市场周期波动，保持持续增长且维持社会稳定的三个重要因素。无疑，这三者之间也具有某种关联性。三者若缺一，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就可能每况愈下，镜破难圆。
之所以将国有经济称之为“公开秘密武器”，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中国国有经济的存在虽是公开事实，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奥秘之一的作用，却一直未得到主流知识界的认同，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形同一种“公开的秘密”;二是因为以大量国企帮助政府掌控经济，其所以能够实现，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其他国家即使知道，也难做到，对中国而言，可以说是起到了某种类似专利、类似“秘密武器”的作用。
三，仅有市场是不够的
同时利用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强调控能力发展经济，使中国经济拥有了两副引擎、两套安全系统，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屡屡胜出的独特优势。经过几十年积淀，这种发展方式已形成一种模式，它构成了“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特征。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最适合于中国的“混合经济”形式。现在，这种模式正遭遇挑战，其发展面临困难，向前走遇到瓶颈，具体表现为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政府高负债以及经济下行风险。这种种弊端，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阶段都曾出现过，但具体到中国，作为具体的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当然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是经济下行风险，如果没有这种风险，其他问题都可视为暂时性困难，在发展中谋得解决。经济下行，则政府将失去解决问题的手段。风险在前，于是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支撑点。
这种危机和忧患意识，对于一个社会是必要的。任何一种方法、手段或模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效用极限，超过范围或极限，就可能由正能量变成负能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政府强干预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曾经是中国的优势，但如果现在它确实已好处不再，当然应作出改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1，在原来的路径上，是否确实已经找不到克服经济下行风险的办法，这条路是否确实已走不下去了?2，有没有其他更优选择?
对此两个问题，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显然已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但倾向于认为原来的做法已难以为继，而且选择了“市场”试图作为新的经济支撑点，即进一步市场化。主要措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再强行压抑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而是致力于增强社会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二是在各个关节点上缩减政府干预，试图进一步释放市场能量，寻找和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尝试或许是必须的，但前提是应该保持一种清醒认识：市场能否形成新的经济支撑点、达到预期中的效果，这其实尚有待实践验证，而绝非已经不证自明。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干预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积累了许多负面性;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亦没有见到过市场成为灵丹妙药、只有疗效没有副作用的案例。真正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是：在市场绝迹的高度控制社会，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无疑是有益的，这正如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适度引入政府管制必然有益一样;但在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社会，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则祸福难料。
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很精致，将市场利用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机制描述得很充分;但在宏观上，却相对粗糙。经济效率增加的结果之一，必然是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宏观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古典经济学那儿，市场是“自在之物”，不能人为干预，只能服从内生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一词，本来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对设想中的计算机系统、通过内部信息交流和反馈完成自动控制和调节的一种描述，被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用来描述市场经济体在微观机制作用下自动实现宏观上合理化的隐秘过程。在哈耶克之前，经济学没有使用“自发秩序”一词，但有着对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宏观效用的类似认识)。然而，马克思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证明了这种秩序的缺陷性。经济体规模越大，由微观高效率积累的宏观性失控危机越猛烈、越具有破坏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这种破坏成了“不能承受之重”，于是催生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规模下，凯恩斯关于政府运用货币和财政工具、以调控经济总供需的方法是足够的，因此在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有效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调控手段已越来越“不够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市场经济体成功与失败的正反经验和趋势表明，政府需要拥有对经济更强的掌控力。
确实，中国可以尝试容忍市场的周期经济波动，但如果是遇到导致不久前美国金融风暴、以及此前亚非拉市场化国家经济衰退与危机的市场失灵呢?中国怎么办?国有经济退出、政府权力退出，不但国家对市场周期波动的抑制能力将下降，对市场失灵的应对能力，也必然随调控能力的下降而下降。到那时，中国和那些曾经或依然在市场旋涡中挣扎的国家将并无二致。
千万不可妄想，中国在进一步市场化后，只会拥有其他市场化国家的优点，而绝不会出现其他国家出现过的诸如市场失灵、经济危机、金融风暴等麻烦。中国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一旦出现类似的经济、社会危机，自己的承受力如何?能否挺得过去?不管未来如何，此前的世界经济史至少揭示了一点：仅有市场是不够的。那些市场相对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中国也不应轻易放弃自己市场之外的“其他成功因素”，匆匆忙忙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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