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与狡兔三窟?-----
---从回国养老“热”的现象说起
据《深圳侨报》八月七日的报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据外媒报道，对海外华人来说，‘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当年为了生活、事业、孩子教育而选择出国的他们，一旦退休后，回国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国外，部分退休华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拿着同样的钱，回国生活就舒服多了。”
从明朝末年开始，由于人口激增而造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许多中国人活不下去，于是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人民纷纷前往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谋生，于是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国潮。演唱过《我的中国心》的香港演员张明敏演唱的《爸爸的草鞋》这首歌曲，吟唱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了躲避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乱，有能力的中国人纷纷出国，奔赴世界各地谋生。特别是在此期间，洋奴买办与英法美等国的殖民者相互勾结，还拐骗了大量的同胞到海外充当“苦力”。以此为历史背景，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曾经拍摄了一部歌颂中国人的不屈意志和反抗精神，尤其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惧外与崇外、特别是由于汉奸猖獗而不敢保护本国人民的无能、无奈和无耻的名为《海囚》的故事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出现了第三次出国潮，而且还一度发生了逃港潮。为纪念邓小平出生一百一十周年，如今中央电视台正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第二集中，为了妖魔化毛泽东时代，为了给当年的中国历史转折制造借口，剧中不仅同时出现了逃荒潮和逃港潮，而且逃港潮的时间，也从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七九年，提前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特别是该剧中通过一个名叫刘金锁的安徽凤阳农村基层干部，更是把逃荒和逃港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在该剧中，编导人员为了告诉如今的中国人当年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转折。于是通过一个名叫刘金锁的安徽凤阳农村基层干部给社员开逃荒介绍信并又亲自逃港这样的剧情，尤其是通过刘金锁在留给知青干部夏建红那封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了，怎么群众的生活反而越来越差了，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等这样的话，清晰而又虚假地描绘出了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历史电视剧刚刚播出一两集，就有观众认为这部历史电视剧的剧情严重有违历史事实。而这部历史电视剧里的台词，则更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其实，这种说法实在是言重了。该剧中的一些台词说的也都是事实，刘金锁在离家前留给知青干部夏建红那封信中的“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家大寨能搞得那么好，我们怎么就不行”这段台词，说得就很真切。
在毛泽东的时代，大寨的农业建设搞得就是很好，否则也不会全国的农村都学大寨;在毛泽东的时代，全中国的农村也确实有许多地方都像安徽凤阳小岗村那样，农业建设搞得不好，否则也就不需要农业学大寨了。地处太行山区“七沟八梁一面坡”中的大寨大队，在大灾之年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不仅做到了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这样的“三不要”，而且更是做到了上交国家的公粮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这样的“三不少”。可是地处江淮平原的小岗村，不用说能够成为大寨了，就连学都学不好。因此在集体化的时代，不管是灾年还是丰年，小岗村是年年都吃国家的返销粮，年年都花国家的救济款。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样的政策，同样的党的领导，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人性的问题。
人性，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性格和品质。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很大，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因而才形成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种现象。一方的水土会形成不同的风俗，一方的水土会形成一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会培育出不同的人性。大寨人由于自觉地接受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所以才一心为公、齐心协力、团结互助，热爱家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为自己开辟出一块新天地;而凤阳人因为顽固地坚持儒家传统的兽性文化，于是便一心为己、自私自利、奸懒馋滑、相互拆台，因此不用说通过艰苦奋斗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了，就连一般的农业生产都搞不好，所以也就只好打着花鼓去要饭了。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仅与普通社员一道战天斗地，而且更是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来教育广大社员;而安徽凤阳的带头人，却只知道拿大队的公章给社员开“逃春荒”的证明。
一个民族普遍的人性，是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和长期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才形成的。而一个民族普遍的人性，又反过来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经过五千年的漫长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我们中国汉族人的文化形成了太多的“智慧”。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汉族人，进化得实在是太“明智”了。由于实在太“明智”了，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就发现并开始效法狡兔三窟的这种做法。从此，狡兔三窟不仅成了汉族文化中的一句成语，而且还更成了汉族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之一和汉族人常常选用的一种做法。
战国末期，与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并称为“战国四公子”的门下养士三千且又乐善好施的号称是孟尝君的齐国贵族田文，曾经采信门下食客冯谖所献的狡兔三窟之策，不仅躲过了残酷政治斗争的陷害，而且后来还更是官复原职，从此高枕无忧。
狡兔三窟的故事，载于我国的历史巨作《战国策》里的名篇《冯谖客孟尝君》之中。《战国策》一书，主要记述的是战国时期那些政治家、军事家和纵横家们的政治主张、军事思想与纵横捭阖之策。《战国策》一书的虽然不是一个人，成书也更非是在同一时期。但最晚在西汉时期，《战国策》便已经成书了。此书一出，由于其中的理念和被列为儒家经典之首的《易经》中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敬之，终吉”这种理念如出一辙，于是立刻受到儒家读书人的追捧，因而也马上便流传开来。
西汉时期是汉族的形成时期，也汉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强盛时期，更是汉族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因此《战国策》一书，对汉民族后来的历史走向影响极大。
由于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时代，所以汉民族的人口增长极快。人口的大量增长而生存的空间又没有增长，于是汉族人就开始了向高山和荒原进军。汉族人的向高山和荒原的进军，挤占了豺狼虎豹的生存空间。所以，豺狼虎豹只好先行一步而远走异国他乡。从此，中国汉族人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独自求生存的野生动物，最多也就是兔子了。所以在汉族文化中，也就形成了许多与兔子有关的成语和俗语。如：狡兔三窟，兔死狐悲，兔死狗烹、守株待兔与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鬼难拿等。
虽然仿生学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但是就象狡兔三窟这个典故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中国人很早就从一些动物的身上，学会了许多生存之道并更是把它演绎成了政治智慧。然而尽管兔子和老虎与狮子一样，同为哺乳动物，但是由于在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养成了不同的习性。而中国人由于从兔子的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生存之道并且还更是把它都演绎成了政治智慧，从此也就渐渐失去了春秋时期的中国人象老虎和狮子那样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
当年，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求生存，为了躲避战乱，为了追求个人的生活、事业、孩子教育而选择了出国。而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又面临着东海危急、南海危急、台湾危急、香港危急和新疆危急等这样种种的危机，但是由于有毛泽东留下来的“两弹一星”这样的终极武器，从而使当今的中国免遭了外来侵略之患。而且由于“中美国”这样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而形成的人民币和美元之间这样一比六的汇率，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都出现了“十元妓”的情况下，拿着美国的护照和美元，回国生活的确是会舒服多了。
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出现一些象小岗村“十八条好汉”那样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都成了精英。
年轻时选择到国外干事业、创名声、挣大钱，而年老时却选择了回国养老的人中，最著名的，那就要算是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了。
一九四五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并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留学。毕业后，杨振宁留在了美国。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宁没有象钱学森那样冲破美国有关方面的层层阻扰回来报效祖国，而是继续留在了美国。一九五七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二○○三年年底，杨振宁回北京定居。二○○四年，八十二岁的杨振宁与二十八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结婚。至此，杨振宁不仅实现了个人的名利双收，而且还更是实现了名色双收。
新中国一成立，钱学森便决定回来报效祖国。一九五○年九月六日，正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禁。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经过钱学森本人的顽强抗争和新中国的严正交涉，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归途。钱学森的归国，极大地加快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进程。而随着“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中国人从此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刀悬头顶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恐惧生活。
虽说同样都是哺乳动物，但兔子就不会象狮子那样，想着如何团结一心为所有的.兔子们打出一片生存的领地，而是只会各顾各地到处挖窟窿;尽管都是炎黄子孙，尽管同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但是钱学森却有着杨振宁根本就不能比拟的那种性格和品质。小岗人更不具备大寨人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改天换地的精神和意志，所以也就只能打着花鼓去要饭。虽然乞讨与出国一样，都不失为谋生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如果都去要饭，那么又能到哪里去要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如果为了个人的生活、事业、孩子教育而都象狡猾的兔子那样去选择出国，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能存在下去吗?
就象日本全面侵略我国那样，每当国家或民族有难的时候，不管是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那这“新儒家三圣”，还是象胡适这样的西化派代表，都象狡猾的兔子那样一口气就跑到了大后方四川或是国外。而只剩下了象杨靖宇、赵一曼和王二小等这样不具有狡兔三窟这种“智慧”的“傻狍子”，还在与侵略者进行着舍生忘死的不屈抗争，从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每一个国家政权当然有保护它的人民的责任，但是每个国家政权保护它的人民的能力，却来自于它的人民，特别是来自那些民族精英的性格和品质。
不同的民族文化，导致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和品质。在崇尚狡兔三窟的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于是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号称是精英的读书人就象狡猾的兔子那样，时刻都在为自己着想，于是就都各挖各的洞去了;而一百零二个如狼似虎的英国人却乘坐着“五月花”号渔船来到西半球，齐心协力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从此，英国不仅成了日不落帝国，而且还更把灾难和屈辱强加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而直到毛泽东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把长期挨打受欺的中国人都改造成了老虎或狮子，从而通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尤其是通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为中华民族自己，而且更是为全世界受压迫、受奴役的弱小民族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从此，不仅中华民族傲然地自立于了世界的东方，而且更是冲垮了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在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之后，毛泽东又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全力以赴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这片新天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尽管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象大寨人、大庆人、红旗渠人、沙石峪人和陈永贵、王进喜等这样的英雄群体和个人，但是象小岗人那样的人也不少。因此这才会出现毛泽东刚一逝世，中国就开始了历史转折。特别是随着极力妖魔化毛泽东，极力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又把那些号称是精英的中国人变回了只知道到处挖窟窿的兔子，于是，不仅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这样的大鬼，而且就连越南与菲律宾这样的小鬼，都敢打上门来。
尽管在我们中国人中，尽管的确有许多象杨振宁和小岗人那样狡猾的兔子。但是就象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脊梁，才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向前发展。象陈永贵等大寨人那样埋头苦干的人和象王进喜等大庆人那样拼命硬干的人，才从来都是自问我能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却从来不会要求自己的国家会为自己做些什么。而只有象兔子那样狡猾的小岗人和杨振宁等，才总是会问我的国家能为我做些什么，而却从来就不曾想过自己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汉族迎来了第一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诸子百家文化中，只有墨家文化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深厚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更是具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这种高尚情操。然而自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之后，墨家文化在汉民族的主流社会里便失传了，只是在民间还有一些传承。因而在汉民族中，才仅有极少数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产生或存在。儒化后的汉族中国，由于具有狡兔三窟这样智慧的人太多，而象谭嗣同和夏明翰那样敢于并肯于舍身求法的人太少，所以自古以来，不舍身就求不到法，因此儒化以来汉民族的英雄几乎都是悲剧英雄;而由于儒家文化导致汉族中国人本性的自私，所以儒化之后象雷锋和陈永贵、王进喜那样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根本也不多。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儒化之后的汉民族虽然人口众多，可却常常被人口稀少且又文化落后的游牧渔猎民族打得或是屈膝投降，或是山河破碎。以至于就连象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具有雄才伟略的一代雄主，都不得不靠公主和亲的做法，才能保住国家的政权。然而国家的政权虽然暂时保住了，可是民族的尊严却永远地丢尽了。公主和亲的做法，给汉民族、尤其是给汉族男人带来了无尽的耻辱。晚唐诗人李山甫就曾经发出愤怒的呼喊：“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
历史上，汉民族曾经长期频繁地采取公主和亲的做法，来保住国家的政权。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不得不靠象天量购买美国与欧盟的国债、甚至是购买美国的垃圾债券这样“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办法和主张，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不管是当初的公主和亲的做法，还是如今的天量购买美国和欧盟的国债、尤其是购买美国的垃圾债券的办法，都与狡兔三窟之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狡兔三窟之策，对于一个人，充其量对于少数人可能有效。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那就只能算是自杀之策了。
毛泽东的时代，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的指引下，经过象钱学森、大寨人、大庆人、红旗渠人和沙石峪人等那样人的艰苦奋斗，新中国从建国时的工业生产能力连蕞尔小国比利时都不如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仅建设成为了全世界的第六大工业国，而且更是成了拥有“两弹一星”这样终极武器并打败过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强国。毛泽东逝世后，在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即将实现，在有了可供改革的庞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已经没有了再次挨打之虞的情况下，邓小平才不仅敢于，而且也更有可能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
年轻时出国干个人的事业挣大钱而退休后又回国养老，尤其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而选择了逃离的这种现象，完全是受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思想的影响才导致的。这种现象，充分折射出了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而形成的这种人性的自私和卑鄙。而正是由于这种人性的自私和卑鄙，特别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半途夭折，所以毛泽东刚一逝世，我国就出现了历史转折。只是不知今天回国养老的那些人中，有没有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历史电视剧中逃港的田园、吴怡茹和刘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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