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精英”们为何大多“反毛”、“反马”？ ——兼论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

　　钱昌明：“精英”们为何大多“反毛”、“反马”?

　　——兼论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发现：在后30年“反毛”、“污毛”，“反马”(按：马克思)、“反革命”逆流中，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都卷入其中;而工农劳动大众，却成了抵制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

　　工农大众不会写书、写文章，占领不了公众舆论阵地，但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他们的爱憎。就在“反毛”、“污毛”妖风刮得睁不开眼的那段时间里，恰恰是“毛泽东崇拜的民间信仰化”的高峰：

　　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往往会挂上毛主席的像章，把它当作“平安保护神”;乡村里，不少农民家庭照样高挂毛主席画像，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农民自发地集资为毛主席塑像、建庙”的热潮;一段时间里，“唱红歌”活动，居然能一下遍及几乎全国的城乡。

　　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起，毛泽东的神像开始散布于中国最基层的乡间村落。2003年广东江门由农民自发地筹款20多万元修建了一座“主席庙”，全国至少在浙江温州、湖南衡山、延安横山、四川绵阳等地先后建造起了10余座“主席庙”，主席塑像被“请”进了庙。

　　另外，在青岛、海南、湖北巴东、山东烟台、陕西、黑龙江牡丹江镜泊湖等许多地方，老百姓又把形似毛主席头像、身形的大自然山峰，一概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毛公山”!(全国虽没有一座以毛泽东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但却禁不住在中华大地“冒”出不少“毛公山”)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神化”奇观。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死后却硬生生地被热爱他的劳动人民赋予一个全新身份——他真的被尊奉为“神”，被请进了庙，被“化”为“毛公山”，成为永远替百姓祈福消灾的真神!

　　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问题

　　同样一个毛主席，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人群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憎?

　　有人说：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才会崇拜毛泽东;精英知识分子因为“懂理”，追求“民主、自由”，才会反对“暴君”。

　　果真如此吗?错了!

　　工农劳动大众由于受阶级地位决定，在剥削制度下，永远只能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苦受难。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多少书本知识，但他们并不是不知好歹。是他们亲历了“是谁使他们翻了身”?又是他们最真切地感受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因为他们的爱憎最为朴实，也最为真诚。

　　精英知识分子虽然学了不少书本知识，但同时受五千年私有制文化的影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学而忧则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中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自私思想，深深浸染了他们的每根神经。所以，他们读的书越多，受剥削阶级极端自私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也就越深、越顽固。

　　工农劳动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所以对毛泽东、马克思，所以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对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说到底，就是由其各自不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感情决定的，是由其多大程度接受剥削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决定的。

　　精英知识分子所以大多“反毛”、“反马”与“反革命”，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虽然历经了前30年的“思想改造”，可惜他们中的多数未能真正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尽管不少人还入了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家庭出身的阶级烙印

　　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反毛”、“反马”与“反革命”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从幼年开始，就被潜移默化地烙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种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一般是难以改变的。

　　现在人们只要一提起“阶级论”，精英们立即会嗤之以鼻，认为这已成了一种“公认的谬论”。然而，科学的理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决不会因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好恶所改变，更不会因其强烈反对而消失。

　　毛泽东、马克思所以会被工农大众所拥护、爱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受苦大众说话，代表他们的利益，为谋求普罗大众的解放而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本立论点，就是“阶级论”。《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的文明史。”又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唯物史观。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中国历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时，一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都有一个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为了帮助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是爱国的)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这就产生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曾对知识分子现状作过分析，认为：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又说：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随着社会客观环境的改变，很可惜，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断了。特别是少数原本伪装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转变的精英知识分子(如李锐、谢韬之流)，纷纷露出了反动知识分子的反共、反革命本质，很快成了“反毛”、“反马”与“反革命”的急先锋。你不妨去查一查这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出自反动阶级的家庭。

　　如李锐、谢韬，就都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在前、后两个30年里，他们都顶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可是对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竟可随意丢弃，甚至作180度的大转变。这固然是有多种因素所促成，但其反动家庭的阶级烙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毛”、“反马”与“反革命”的精英知识分子中，除了这一批家庭出身不好、从旧社会过来的部分旧知识分子外;更多的还有一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全是由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按理说，解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全心全意地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是事实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在“反毛”、“反马”逆流中，扮演了“墙头草、随风倒”的角色，有的甚至还做了“反毛”、“反马”与“反革命”的马前卒。

　　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你只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精英知识分子极少是出身于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

　　笔者回想起自己大学时期周围同学的状况，尽管上世纪50年代已经在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但客观事实是：我们同学中真正出身于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仍是少数。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已推行了四千多年剥削制度的旧中国，工农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终身做牛做马、受奴役，连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哪里还有什么受教育的权利?

　　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十七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升学制度下，工农子弟怎能与“书香门第”出身的剥削阶级子弟进行“平等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的高等学校，只能为剥削阶级子弟敞开大门，却只能从门缝中让少数工农子弟 “挤”入的原因。加上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始终未能真正培养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相反，倒有一些工农子弟进大学后，变成了“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忘本之徒)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由于“教育路线”问题等种种原因，未必就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后30年的“反毛”、“反马”与“反革命”逆流就是这种斗争的典型表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动摇的，摇摆不定的。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历史的教训。

　　认不清自己的社会作用

　　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反毛”、“反马”与“反革命”，其第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不清自己真实的社会作用，看不起工农大众，把自己置于特殊的地位。

　　凡是世界观没有根本转变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有这样的通病：崇尚英雄史观;自视过高(持才傲物);瞧不起人(文人相轻);清谈偏执(脱离实际);拥护等级、特权(精神贵族)等。说到底，这些知识分子特有的通病，是知识分子的本身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是不能正确评定自己的社会作用的结果。

　　由于崇尚英雄史观，精英知识分子总是缺乏一个“平等”的基本观念。他们从骨子里认为：人是有优劣之分的。认为他们之所以有知识、有贡献，这全是自己聪明，是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殊不知，一个人再聪明，再努力，再有本领，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是历史的积累)、社会(提供学习与工作条件)为其创造的“舞台”，必然是一事无成，他能成为专家、学者吗?(钱学森如果不回国，他能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吗?)常言道：舞台有多大，成就才可能有多大。

　　可是，精英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总觉得自己对社会贡献大，理该从社会获取更多的报酬，从而主张等级、特权。于是乎，万科老总王石拿600万年薪，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平安保险”老总的年薪拿到6000多万，他甚至还嫌少(他爱与外国公司的“老总”比)!

　　其实，任何一位精英知识分子的劳动意义，从生命意义上讲，与工农劳动大众的劳动意义，都是没有差别的。(假如一位科学家与一位老农的生命年龄都是活80岁，那么，他们两人付出的每天8小时劳动的生命意义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一点也没有。)

　　当然，事实上科学家的劳动与老农的劳动，其社会价值是不同的。然而，这种不同又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灾荒年代到来时，一斤粮食的价值可能就会远远超过黄金的价值。

　　另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它们之间确实有差别，但这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一种社会分工的关系;决不是“高尚”与“卑贱”的关系。工农普通劳动者固然代替不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工作;反之，你让那位精英去种田，同样会叫苦连天，闹得一无收获。

　　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说到底是个立场转变的问题，培养工农思想感情问题。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把从拥护等级、特权的剥削阶级立场，转变到平等对待普通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真正做到像毛主席讲的，“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把自己置放到工农劳动人民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他们既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者;同时又是五千年剥削制度的维护人。因此，这个世界只要还未实现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知识分子这个阶层。

　　然而，当历史从感性发展阶段迈向理性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即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的变革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往往不愿放弃自己的等级、特权，从而拥护私有剥削的社会制度，不愿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终扮演了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这就是他们陷入“反毛”、“反马”与“反革命”的第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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