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4年11月18日电
沉痛宣告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开国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1月18日凌晨2点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6岁，特此讣告。
附：王定烈将军简历
王定烈，原名王大培，1918年11月20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得胜场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春入私塾，次年后入得胜场、岩门厂、蒲家场小学。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等第四方面军，193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次年(1936)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三十三军295团战士、营部传令员、文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五军43团团部书记。经历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攻克城口县城等战役。在长征途中，1937年4月参加甘肃省祁连山突围战斗中，腰、头部等五处负责伤。经历磨难后归队。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部战士、班长、保卫员。1939年1月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五团营教导员(后为教导3旅7团)、营长、干部轮训队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郓北至队长、昆张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八团副团长、团长。多次参加了对日、伪、顽的战斗，以及郓(城)北、巨(野)荷(泽)战役。1945年1月奉命南下河南省经历了数月的激烈战斗，创建了豫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四团团长。参加了“中原突围”、“桐柏战役”、湘鄂西游击活动。1947年8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攻克新县(经扶)、红安、高山铺战役等。1947年12月后，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解放钟祥、随县、应山、云梦、应城、花园、武汉、宜昌以及鄂西南的战役和剿匪战斗。全国解放后，1951年9月后曾任空军航空兵23师、18师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能够等职。1956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速班学习。1958年九月，任空军15航校(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校长、空军汕头指挥所主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5年5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王定烈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王定烈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以及红星勋章。
附文：王定烈：从地狱归来的将军
王定烈老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曾多次采访过他老人家， 也多次邀请他参加我们组织的各种活动。老将军有着传奇的经历，有着亦将亦兵的情怀，有着淡薄名利的情操……让我难忘的，是将军在空军的那个小院。每到夏天，菜地里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这是将军打理的，也是他的骄傲，每当这时去看望他老人家，他都希望我们能尝尝他的劳动果实。
将军身体很健硕，说话也很大声。他喜欢自顾自地说自己记得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从头说起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花了很长时间听老人娓娓道来。多次的交往，我已经很难记起老人每次都说过些什么，但我却心知，我交了一个父辈的朋友。
将军有一套灰色的军装和军帽。军装很新，将军说，那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发给老红军的，他特别珍藏着，有机会就拿出来穿一下，感受一下当年的戎马倥偬。他告诉我，他也舍不得多穿，深怕把衣服弄脏了或者弄皱了。将军说，当年的款式现在很难找了!当我邀请他参加“红色会客厅——万源专辑”电视节目拍摄时，将军执意要穿上这套军装，并要穿上草鞋。害得我们年轻的编导着实给了他的草鞋几个大大的特写。
其实我们时常将王定烈将军称为“老顽童”，这似乎是大不敬。但他真的像个老顽童——幽默、乐观、豁达，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不先嘿嘿地笑个够，仿佛很难开口，老人家为人平和的心态真的让我们好生羡慕。
就这样，我们任由这个穿着草鞋，哼着四川小曲，背着手，踱着方步的老人，用一派闲庭信步的神情，讲述将军从“地狱归来的”的故事。
1945年11月7日于桐柏县留影
将军的“草鞋情结”
话题自然从草鞋说起，对于已到暮年的王定烈来说，穿了几十年的草鞋和布鞋，不能不说明老人对于草鞋的特殊情结。王定烈老人说：“我在家乡就穿草鞋。长征路上因为没有布鞋，草鞋成了生活必需品。战斗中间的休息时间，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区里怎么走路啊!所以草鞋就成了当时生活的必需品。长征路上都是高山，乱七八糟的地方，你说穿布鞋，哪有人给你做那么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没有;要穿高跟鞋，我们也没有看到过。现在，我的习惯就是夏天穿草鞋，冬天穿布鞋。”王老还对记者说：“我们穿着草鞋打敌人、走长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我们今后的路程更远，新的长征仍然需要发扬‘草鞋精神’。”
王定烈将军告诉记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1921年建立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个时候他都很小。老人是1918年生的，1933年参加红军，当时15岁，是个红小鬼。
将军他直接到连队当了兵，参军不久就开始打仗。当时川东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把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是王维舟，政委是杨克明。当时红军武器装备比较落后，特别是这些新成立的部队，王定烈的第一件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长矛。长矛是用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涂上桐油，再用火烘干，坚硬锋利。
1934年，敌人开始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打了好几个月，集中了几十万人围攻红军。王定烈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万源保卫战，战斗打了40多天。王定烈所在那个连始终坚守在一个山头上。“敌人来，我们就打他。可是山上也没有房子，就是树林子，就在树林下面，有条件的话，比如像有布单子的人，把布单系在树上，人就可以在下面躲躲雨。没有布单子，就弄一堆草，躺在草上睡觉。当时喝的水是到河沟里背水到山上，大家喝一点。所以当时是非常艰苦、非常困难的。”说起那时的事情，老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当时，年少的王定烈还编了几句顺口溜——“两腿一蜷，铺地盖天;风餐露宿，空气新鲜”。
谈起长征中最难以忘怀的战斗经历，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那就要数和我做了16年伴儿的‘老朋友’了!”
“红西路军的战斗很惨烈。过草地之前，我在五军西路军占领山丹城的时候，军部和我们团部在一起。占领了临泽县后，我们就去高台。在军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全军士气高昂，当时五军只有4个团，军部机关带领两个团到了高台，我们两个团在临泽，两地相距20公里。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我们停下来，敌人就围过来。在高台打了9天的战斗，军长董振堂牺牲了，政委杨克明也牺牲了。后来，我被并入了三十军二六八团。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小文书了，已经扛枪了，并经历了祁连山战斗。”
“一个敌人冲过来，眼看马刀朝我头顶斜劈下来，刀锋就在眼前。一个战友调转枪口，敌人便应声落马。”王定烈回忆说，“但我还是被子弹击中了。子弹从我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了脊骨间，我当场晕过去了。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我硬撑着爬出尸体堆，爬进一所断垣残壁的房子里。”
“就在大家聚在一起时，提刀闯进来的敌人一阵疯狂乱砍，我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护着头。我的头被猛砍了一下，当时眼睛就被血水模糊了。”王定烈老人继续说，手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从耳根到脑门的刀痕，我看到老人的左右手上各有一处刀疤。老人告诉我们，经历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他竟然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他再次苏醒时，战友的尸体都已冰凉。不过两天后，他还是被敌人俘虏了。
“当时一个叫郭锡山的人叛变了，他企图劝降我和其他战友。”王定烈回忆着，“我腰上的子弹，卡得我始终直不起腰。但咱怎能在叛徒面前低头!我硬是牙一咬，心一横，劲一使，腰竟伸展开来!嘿，没想到，那颗横着的子弹过来了，我的腰也直了。后来，几经周折我回到梦寐以求的延安，但那颗子弹一直留在身体里。后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到广州工作，子弹才被取出来。这个‘老朋友’跟了我整整16年。我舍不得丢掉，一直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留着。后来，参加四川巴中红军纪念馆一个活动时，我把它赠送给他们收藏了。”
“长征和西路军的经历，给我的思想、毅力、斗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度生死，几游地狱，什么都领教了，什么也不怕了，腰间的子弹、头上、臂上的刀疤时时告诉我，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王老说这番话时，显得那样神圣，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组建中国第一支空军
“我抗美援朝不扛枪，抗美援朝没过江，每天围着机场转，稀里糊涂混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章。”这是王定烈将军自编的充满幽默的顺口溜。
1951年，王定烈将军参与了新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的组建工作。1951年9月，王定烈调任空二十三师任师长。
1951年10月，在空军师长、政委会议上，刘亚楼司令员强调，按毛主席1950年4月15日的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王定烈调到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师长，魏国运任政委。10月23日，王定烈和魏国运到北京开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叶子龙主任来到到朱总司令家看望，朱总司令在他那古朴简陋的寓所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您老人家。”朱总司令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的那个年月，朱老总在大金川，曾去我红二九五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老总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唉!”“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33军、5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哪!”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参加，休息脑子。朱老总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老总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当晚，就和朱老总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什么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毛主席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他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
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主席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他们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主席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
一曲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跳?”“我们不会。”“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您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老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不久，王定烈来到了广州。
当王定烈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看着停机坪上一排排整齐的战鹰时，他的心中真没底了。“不懂飞行，这个师长该怎么当呢?”
空军当时有条规定，人过了30就不准学习飞行了。但是，王定烈并没有放弃学习。作为师长，他认真学习飞行技术和组织指挥，不懂就请教专家和飞行员出身的苏联顾问，很快进入了角色。
广州的初春就已经是梅雨季节，这对航空兵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二十三师向军委和空军领导提出加速训练的几点建议得到了批准，空军领导决定将空六师和二十三师的各级指挥人员与飞行部队进行对调，飞机、机务供应、保障等部门一律就地互换使用，以便他们尽快具有战斗能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军队的优势首推空军，兵力投入达10万余人。各型作战飞机1400余架。美军的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均逾千小时以上。而我军的空军最初只有五个师250架飞机，后增加到九个师450架，敌我对比悬殊。
1952年3月6日，王定烈率二十三师相关人员来到沈阳市于洪屯、东塔两机场，在空六师的协助下，加速战前训练。但沈阳的基础设施差，教员少，教练机更少，技术、器材保障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飞行员在战斗机上总共训练不足三、四十小时，有不少飞行员还没能放单飞就上了战场。5月20日，空二十三师全师59名飞行员和40架飞机分批由沈阳东塔、于洪屯机场飞抵第一线的大孤山机场。
“空军是个技术军种，他的技术不像陆军，你来报个名，扛个枪，穿个衣服就行了。空军他要飞啊,飞机还要维修啊，所以说建设空军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当时朝鲜战事紧，由不得我们啊，折腾了半年，才打下敌人6架飞机。”王定烈今天说这番话时还透着些许无奈和遗憾。
正是由于我空军部队与敌人的几番较量，从清川江到鸭绿江上空成为了美国空军望而生畏的米格空中走廊。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一夜间竟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之一。
1954年王定烈任空军广州指挥所副司令员，1955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被授予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王定烈在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级速成班毕业回广州休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电话给王定烈，要他到北京来，任命他为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以河北保定空军第八预备学校和吉林长春空军技术学校为基础，在陕西省三原县，利用原十一航校的旧机场修建。对外称十五航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导弹技术干部。当时一无导弹专业教员，二无教学资料，三无教学器材。拟教专业课的教员被送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进修，参加地空导弹部队的改装训练，既学兵器理论，又学实际操作。同时苏联派了12名专家到学校讲课。导弹学校1958年办了第一期技师班，1959年办了第一期工程班。
1959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空军、海军和炮兵分办导弹学校，十五航校一分为三：一部分去了西安炮校，为地对地导弹部队培养干部;一部分去了烟台炮校，为岸对舰导弹部队培养干部;留下的改称空军高级专科学校，为地对空导弹部队培养干部。
亲历核弹机载试验
从1964年到1967年的几年间，我国已先后进行了原子弹、氢弹试验。为进一步提高核武器质量，增加投掷手段，1970年航空兵第五师进行了一次机载试验，几经波折，终于取得圆满成功。时任济南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定烈担负了试验场的直接指挥任务。
早在1967年11月，空五师师长宋占元受领了此任务。为保证投弹后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进行了各种高度、速度和各种投掷状况的理论计算与试飞。最后确定采取低空进入、45度上仰投掷的办法。
方案确定后，开始进行紧张的模拟训练。当然，整个训练都是在较为保密的条件下实施的。
1970年10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等单位派人一起来到五师，检查试投情况，并正式确定由师长宋占元带队，主试飞由团长杨国祥担任，大队长朱玉欣备份。
11月，试验分队奉命转场到西北基地，进行了光学测试弹道，验证理论计算和飞行数据的准确性，最后转到了试验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熟悉机场和空爆试验场。不料，弹体却出了毛病，且一时难以解决，只好在1971年初返回原地。
原子弹的小型化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专门试验委员会的主任。在得知弹体出了毛病时，他立即指示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要全力以赴尽快解决。
当合格的原子弹生产出来后,总理又会同李先念副总理及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关于试飞分队准备情况的汇报，指示空军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多准备几种方案。
1971年9月8日，王定烈带宋占元到北京受领了第二次进驻试验基地任务，并成立了试验领导小组，由兰空司令员杨焕民牵头。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0月30日正式进行试验。现场分工是：杨和宋在机场指挥所担任塔台指挥员，直接负责核载机飞行的起降指挥;王定烈担负试验场的直接指挥任务;副大队长刘启发在距离爆心20公里处担任禁区内的辅助引导指挥。
上午，科研人员将装填完毕的核弹拉到了临时飞机机库(乳白色的充气橡皮保温房)，交给军械人员装上飞机。杨国祥对飞机和安装弹体进行了认真接收检查。下午1时许，杨国祥驾驶飞机腾空而起，直冲蓝天，飞机沿预定航线准时到达试验场上空，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做投弹的准备工作。
当时，核弹在飞机上装有五道保险装置。装上飞机时解除第一道保险;挂好挂钩解除第二道保险;打开加温开关解除第三道保险;打开时统开关解除第四道保险;按下投弹按钮，解除最后一道保险，核弹脱离飞机。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他做完所有的动作后，弹体依旧在弹舱内纹丝未动。按预定方案，飞行员一边报告，一边再次进行使用应急方法，但也未能奏效。紧接着杨国祥第3次进入用超应急方法投弹，但仍未成功。
此时，飞机的剩余油量已不允许作第4次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弃机跳伞或带弹着陆。此时的杨国祥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他迅速将核弹锁死，载着它飞回。 战斗机载着原子弹着陆，闻所未闻。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炸弹，它是能够摧毁一座中等城市的核弹，一旦发生意外，战友、战鹰、整个基地都将毁于一旦，国家耗用的巨资，千万人的心血，将在瞬间付之东流。
这时，杨焕民电话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一定要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基地人员马上钻入地道。
原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都进入了中央指挥所，直接掌握试验的进展情况。
机场警报器的叫声划破长空，所有人员迅速而有组织地进入地下工事。指挥塔台上只留下了宋占元和一名参谋。宋拿起话筒，直接呼叫：“杨国祥，我在塔台上，机场天气很好，你要沉着,冷静，再检查一下挂钩是否确实锁死，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
杨国祥坚定地回答：“明白!”飞机在人们焦急不安的等待中终于安然着陆。
当飞机平稳地滑到停机坪时，师军械主任杨昭昆迅速装上保险，切断电源，用机械方法取下核弹，接着核工业部的同志把核弹拉走。
事后查明，没有投下去的原因是推脱装置的薄膜破裂，造成线路短路，使燃爆弹不能工作，尽管飞行员操作程序完全正确，弹体还是不能离机。有关工厂很快派人来到基地，将线路进行了改装。一切准备就绪后，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请示再次试验。不久，周总理指示：“继续试验。”
1972年1月7日，王定烈他们组织了第二次试验。当时，天空中雪花飘飘，气象很不理想。宋占元建议，按原订计划实施。领导小组批准。13时，杨国祥信心百倍地驾驶战机起飞，穿越过厚厚的云层，飞抵靶场上空，熟练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当按下最后一个按钮时，弹体脱离机身。30秒钟后，一道强烈的闪光出现在茫茫大漠。紧接着是震天的巨响，戈壁滩上又一次升起了壮观的蘑菇云。为政要言真行实
为政要言真行实 ,王定烈将军立有警世碑 。
他抄录了唐杜牧《阿房宫赋》结语段以昭今人鉴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据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言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古人说：“为政不在言多而在力行。”孙子兵法讲，将帅必须做到智、仁、信、严、勇。诸葛亮斩马谡，戚继光斩子，杨家将辕门斩子，包公铡包勉，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斩堂侄吉星兰等大义灭亲的故事，及50年代惩治张子善、刘青山等违法犯罪干部,就是“力行”的范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近年来法办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等，显示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战争年代的千难万险，是靠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去克服的，口号是：“跟我来”，“看我的”以身作则。所以能上下亲密无间，同生共死，百折不回。 这就是王定烈的心得。
王定烈清楚地记得，1947年9月，国共双方几十万精锐大军云集大别山地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生死搏斗。大敌当前，刘伯承司令员约他在一株苦楝树下谈话。刘伯承神情激动、十分庄严,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也晓得。我今天找你来，只想给你讲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句名言，即佛家精髓教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和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都是表示自己救赎人类罪恶的坚定献身精神。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佛，只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勇敢献身精神消灭反动派，拯救人民出苦海，让亿万人民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为了这历史性的伟大目标，我们为此不怕吃尽人间的苦中苦，不怕经受一切打击、委屈，不怕死一千次一万次，一句话，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时，这大气磅礴、字字千钧的话使王定烈力量倍增。
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是千千万万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王定烈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认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王定烈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是好的。但是，要特别注意那些“老鼠屎”的破坏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984年，王定烈参加整风时曾提过一条建议：党风要好转，必须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也不是中间开花。先从省、军级以上干部做起，搞个透明度，把国家给你的待遇标准，你的亲属子女都在干什么，你的收入支出情况等等，在你管辖范围内公布出去，让大家监督……王定烈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可怕，也不会丧失威信，反而会增加群众对领导的信任。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中梁就掉不下来。你敢不敢这样做,也是一个考验。”
近年来，党中央本着“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官”的精神，整顿党风党纪，解决突出的干群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王定烈非常拥护。
他告诉记者，惩恶扬善，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首先，要以法治党治国，健全党纪国法，不要留“盲区”。其二，执法要严。不论谁违法犯纪都要惩治，对重大犯罪者，施以重典，决不搞“下不为例”。其三，充分发挥各级党政机关的互相监督职能作用。对那些“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只当官不管事的人，予以查办或停职。其四，倾听群众呼声，保护举报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处理，不能听之任之，充耳不闻。特别是对举报人，要有一套严格的保护措施，不能打击报复举报人，挫伤民心民意。王定烈认为今天为政，“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做得更好”。
王定烈将军为曾战斗过的万源题字(中为王淼生副总遍，右为万源市市委宣传部唐志坤部长)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将军的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每次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项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与。他说：“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
王定烈老人最欣赏郑板桥的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最喜欢爱国各将岳飞的那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这就是令我们深深敬爱的革命老人----王定烈将军一生的信念和准则。这位卸甲老将军从来就没有卸下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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