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时，老臣魏征常直言进谏，太宗不悦，然而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悲叹：“以铜为鉴(即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已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唐朝的兴衰已经成为历史，而唐太宗的“三鉴”说流传千古，常为有识之士作为座右铭。
电视剧《红高粱》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事情，对于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属于“古”的范畴了，但是电视剧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各色人等在国难当头面前的各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今天的人们的镜子。
电视剧中的几个人的命运非常耐人寻味。
黑眼是深明大义的“义匪”，当他知道自己的养母把自己为她提供的粮食全部捐到庙里为他赎罪的时候，马上金盆洗手。他能够容忍曾经背叛他的花脖子，却不能识破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钱玉郎，他虽然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但是他不主张主动得罪日本人，在余占敖准备去救罗汉的时候，他居然轻信写信文质彬彬的日本人，最后不但害了罗汉，自己也命丧于表面上非常“听话”的日本人的奸细钱玉郎手中。
花脖子是彻头彻尾的土匪，基本上没有干过好事，以前背叛黑眼，后来又暗算余占敖，虽然一直没有答应日本人的收编，但是却是个向恶的骑墙派，最终因为不能为日本人所用而搭上自己和所有兄弟的性命。
成麻子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无论是开始投靠余占敖，还是在花脖子追杀余占敖的时候投靠花脖子，还是与钱玉郎勾结密谋投靠日本人，都是为了钱，他不要求当官，却一再要求日本人在青岛給他一家商铺。虽然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他没有像钱玉郎那样死心塌地当汉奸，直到家里基本上被日本人在大屠杀中灭门以后，才想到报仇，然而，花脖子却把他等人领上了一条不归路。
恋儿是一个智商很低并且自私自利的人，为了狭隘的和单相思的爱，她居然相信日本人的鬼话，把余占敖的女儿骗来，以要挟余占敖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以圆她的“高密国皇帝正宫娘娘”梦，对于这种既愚蠢又丧失了利用价值的猪脑子，日本人弃之如敝履，可惜的是被她害了小小年纪的琪官。
单家的二叔和三叔属于小人兼恶人，在单家产业继承权之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打算摔死刚刚出生的豆官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日本人来了以后，主动要求当维持会长，竟然希望通过投靠日本人以有利于对财产的争夺。但是，日本人河未过就拆桥以及九儿的以德报怨虽然唤醒了他们的良知，而他们把日本侵略军这些畜生禽兽当人看，不听九儿的劝阻，一意孤行要回家，让他们两个家庭最终遭受了灭门之祸。
钱玉郎是标准的“带路党”和铁杆汉奸，从私下里串联和怂恿成麻子与恋儿鼓动几支队伍投靠日本人，到直接杀死“义父”黑眼，并且嫁祸于两个忠于黑眼的首领和把他们杀害，率部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坏事做绝，最终多行不义被除掉。
那些不听九儿劝告非要回家的，在日军对受到余占敖的袭击而对百姓的报复性屠杀中丧命的百姓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错误地认为，日本人和政府打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日本人总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死吧?这种错误的认识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那场已经结束了70年的战争中，除了那些由于英勇抗敌而牺牲的军民以及无辜受到杀害的人以外，其他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们中也许都有上述那些人的影子。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现代的战争，也许多了些主观上的人道主义成分，但是在战争贩子开动的战争机器面前，客观上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
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莫须有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占领伊拉克几年，把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连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毛也没有找到，下不了台，于是就和他们在各国的走狗一起給这场战争安了一个新的理由，推翻独裁政府，消除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不管其有没有真正消除的诚意，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到2006年7月，共有60多万名伊拉克平民丧生，其中31%要归咎于以美军为首的驻伊联军。我不知道丧生的这些平民当中有多少人是盼望美国人来解放他们的，或者认为“政府与美国人打仗跟他们没有关系”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在已经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今天，他们还是成为美国和西方导弹下面的无辜牺牲品。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国内某些人摇唇鼓舌，误导改革，推进了“权力资本化”(即腐败)，有统计数字表明，中国1%的人口占有财产的41%，然后在后改革时期，他们又以“资本化”的“权力”，为内应，并且利用民众对“权力资本化”(即腐败)的不满，忽悠民众把此归因于执政党，并且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推进“资本权力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毫不掩饰当“钱玉郎”的欲望。
在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日本政府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和美国重兵云集太平洋的时候，有人为历史上的汉奸鸣冤叫屈，甚至直接鼓吹“汉奸有功论”，忽悠民众说什么“人家对付的是政府而不是百姓”。主张“由美国和日本主导中国的民主进程。”
更加露骨的是有人发出如下言论：
“918是因为民国抵制日货，推行民族工业，引起日本经济问题，直接引发日本发生侵华问题。”
“南京大屠杀系因抵抗激烈引日方反感所致。”
“靖国神社是为纪念日本246万战争牺牲者而设立的，许多日本政要的亲属也在其中，从日本的民族感情出发，他们都是为国牺牲的。”
“宪法它本身就是美国套在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随着这个冷战结构的形成，主要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又逐步松开了这个紧箍咒，所以呢，现在日本认为，趁现在美国重返亚太，趁现在就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它认为是一个时机。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修宪不等于复活军国主义，这是两个概念。”
“中国不是保而是夺钓，因日本实际控制它。”
“日本民调显示因中国不卖稀土日本人更讨厌中国。”
也许有人相信美国的鬼话，以为美国和西方真的是“为了让中国变成比美国更加强大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前苏联和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是配合西方让苏联解体的“功臣”，西方还給了他一个诺奖，但是他在75岁生日接受接受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的采访的时候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 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
叶利钦是促成苏联解体的急先锋并且是西方认同的俄罗斯的首任总统，为了支持他，竟然连他所做的炮轰议会大厦也开只眼闭只眼。 但是最终承诺給俄罗斯的援助都没有兑现，給其他的一点点施舍也是规定用途是专门用于解除武装，尤其令俄罗斯难以忍受的是，一边“支持”俄罗斯，一边支持俄罗斯国内的车臣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叶利钦采取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他先后出访了美、英、德、法、意、加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上，他与布什签署了《戴维营宣言》，发表了《华盛顿宪章》，制定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确定了两国和平伙伴关系，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把对方作为潜在敌人。在俄英关系上，叶利钦在1992年一年内二访不列颠。在德国，发布了《俄罗斯德国政治关系基本原则的共同声明》。在法国，用《法兰西与俄罗斯条约》取代了《法苏谅解与合作条约》。
然而，这种一边倒的亲西方的外交并未达到叶利钦预想的结果。西方国家援俄多口惠而实不至，离叶利钦的期望较远，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不满增加。叶利钦开始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转变，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恢复和巩固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叶利钦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他采取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经济与军事联系的方法，来实现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最大的国家利益。
最后，他选择了对西方强硬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叶利钦拉着普京的手，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嘱托：“保护好俄罗斯!”
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很多文章都恰好迎合现代西方社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形势和心理，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佛蒙特。1990年恢复作家国籍。1994年回国。
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也成为我们国内某些人心目中的英雄。
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所以，他忏悔的心也最强烈。1989年苏联这座大厦倒塌了，历史就这样让强大的苏联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擦肩而过，当“预言家”的“预言”、“先知”实现了的时候，久在异国他乡的作家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他的心或许也无法平静，尽管曾因极权统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视它，诅咒它，但当看到受苦受难的无辜老百姓，他的“俄罗斯民族良心”发现了!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纵览这“三部曲”，不难揣摩出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民族意识的思考和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时，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想借助文学作品来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追回因反动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虽然他没有公开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实际上他内心的忏悔比他公开道歉还深刻、还残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够解读他那颗忏悔的心。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他辗转反侧，他在更深刻地忏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他开始对目前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些都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这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文学赋予他的使命、旧俄时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决定他必然生活在无尽的忏悔之中。
他之所以忏悔，就是因为他还有对民族文化难以割舍的依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虽然西方社会对他个人有“恩”，但他始终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反对者。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了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阐释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他认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正因为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所折射的这些品质，他才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上述的那些人物足以成为现实中的镜子。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经历是现实的，由上述被曾经被西方捧上天并且被国内某些公知精英当成英雄的人物的几个人最后的反思和忏悔作为镜子意义也是深远的。
中国希望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一小撮“钱玉郎”们为了一己利益，不惜勾结外国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时候，其他那些现实生活中的“黑眼”、“花脖子”、“成麻子”、“恋儿”、“二叔三叔”，以及那些以为“日本人只是与政府打仗，与我们没关系”的人们应该从电视剧《红高粱》这面镜子中照出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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