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及东欧国家崩塌前，在环境问题上都中过招，一些跨领域知识分子(叫法很多，或跨专业知识分子，或公知，共同特点是他们永远是对的，永远在道德的最高点)迅速利用环境问题而走红，继而成为意见领袖，影响政府决策，最终将政府搞得威信扫地，社会公信力也丧失殆尽，最终民心尽失。
作家扎利古因就是苏联生态环境运动中最出名的一位，从作家身份看，他才华平平，但在环境问题上却成了专家中的专家，权威上的权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这还得从苏联80年代意识形态的混乱来进行分析。
苏联在八十年代中期完全放开报刊监管后，既放弃了自已的原则，也突破了西方媒体的可控底限，陷于一种无序而狂躁的“言论自由”中。主流报刊主编纷纷易人，换上的全是亲西方知识分子，《星火》《莫斯科新闻》《新世界》等这些周刊，日报形成了一个亲西方媒体联盟，从最初小心翼翼的试探到后来露骨的反苏反共，居然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
在这种媒体环境下，神秘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民族问题、反犹太，法西斯主义，性开放，各种沉渣泛起，充斥着整个苏联的舆论场，索尔仁尼琴甚至写文章为沙皇制度辩护，一个个被捧红的跨领域知识分子，走到前台且怪论不断。这些知识分子不断获得西方赏识，或邀其出国开会(游玩)或授其荣誉及奖金。扎利古因那时侯正在组织一场反对贝尔加湖被工业污染的运动，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量也成倍增加，这场运动唯一得到的东西便是扎利古因成名了，当然他是不会告诉大家，所有实时水质检测，周围环境评估数据是来自英国某研究机构。
亲西方媒体联盟打造的神，当然作用不能仅限于此，1985年下半年，扎利古因将目标瞄向了苏联的一项调水大工程----西伯利亚奥伯河和伊尔梯却河向南转流。这项计划将在1986开始的苏共27大上正式讨论表决，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把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谷物、稻米和饲料的年产量至少增加三千五百万吨，可谓利国利民。但这么大的计划，肯定也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扎利古因拉拢了一些可能受损地区少数党政干部和民间团体，利用媒体平台发动尖锐的攻击，铺天盖地在报刊上要求工程下马，在巨大的言论压力下，一些参于计划的科学家，水利专家也写了反驳文章，但只有极少数得到发表，但严密论证和数据分析却因为枯燥无味导致绝大多数阅读者置之不理，反而成了语惊人死不休的扎利古因的追随者。
1985年12月18日《文学报》刊发了扎利古因在作家大会上的演讲稿，将反对声势推向高峰，欧美各国也开始异乎寻常地关心起苏联的生态问题和苏联人民的健康，并由绿色生态组织出面抗议这项工程。苏共27大闭幕后，这项计划果真神秘消失了，没有讨论也没有表决，所有研究人员数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反过来，原先联合提出该计划的几个部门，及科学家，专家，却被苏共严厉批评。扎利古因大获全胜，作为一名完全不懂水利的作家，靠张嘴靠抨击竟能骂倒一个国家工程，这也是当年的苏联奇观之一。
由此可见当时苏联真正做事的人，那些为国家默默工作的科技人员，技术专家是何等的憋屈和寒心，既然骂骂体制，当当公知，名利皆收，何必埋头苦干，还落得一身不是。当这些人开始不想认真负责时，扎利古因的高潮也就很快到来，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降临在苏联人民头上。扎利古因已经从公知变成了一名先知，他和他的伙伴们，不是忙着让苏联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冷静，而是变本加利的煽动不满，通过这场事故彻底击垮苏联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用现在流行语说就是：来世不做俄国人。
戈尔巴乔夫在核事故两个月后的6月19日，接见了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们，说：“敌人不怕苏联的核武器，怕的是苏联越来越民主。” 今天回头看戈尔巴乔夫这些话，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
跨领域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且特殊的作用，一边掌控话语权，一边树立亲西方意识形态，最终整个苏联的财富被极少数人攫取，转移，老百姓的财富一夜之间被蒸发，休克疗法，就是你休克，我捡钱。实质上这些知识分子也是国家动荡的受害者，原来在苏联时期的待遇，随着苏联消亡而失去，他们的价值也不复存在，被西方一脚踢开，自生自灭。
同样，雾霾问题，PM2.5成为热点，也是由某国大使馆先不动声色的点着，再由某潘姓大V推到社交平台上，引起群发群转，继而持续不断地制造人群的心理恐慌，APEC期间中国网络有人已经开始在组织发动雾霾攻势，手法，剧本，套路已有翻新，其目的不言自明。
中国网民们不能被那些所谓网络环保人士牵着鼻子走，扯着嗓子喊，这样做无助于生态环境治理，环境问题是每个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难题，政府和人群应当勇敢面对，用心治理，人人有责，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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