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中石化董事会通过《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议案》，开启了垄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幕。按照其官方微博之前公布的时间表，今年下半年中石化完成其销售板块的审计和评估，公布引资方案，并力争在今年第三季度前完成新成立的油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融资。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中冶、中国铝业4家央企也正在酝酿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6月初，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宣布与多家外资基金组成的财团达成战略伙伴关系，成为新一家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量级国企。
对于国企改革的这一新动向，欢欣鼓舞者有之，疑虑重重者亦有之——这正反映出当下中国民间对国企改革的不同思路和诉求。国企者，国之重器也。国企改革不仅关系到所涉企业本身的前景，更关系着中国强国梦的实现和亿万中国普通百姓的福祉。同时，有关国企改革不同思路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群体，最终施行的改革方案往往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对当前中国民间关于国企改革的几条思路进行细致述评，并将主要思路大致分为三派，即经济效率派、工业强国派和侧重公平派。
经济效率派的主要观点
经济效率派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国企在市场化竞争中是缺乏效率的，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提高其效率。至于具体的提升方法，以是否触动产权为界，可分为两派，一派要求将国企产权私有化，且称之为“改革产权派”;另一派认为产权不是主要问题。
改革产权派是目前国企改革众多思路中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一派。该派麾下聚集了大量主流经济学家，如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盛洪、樊纲、张曙光、许小年、张五常、陈志武、刘小玄等，其主要组织是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此外，该派观点还受到企业界人士如任志强、潘石屹等和媒体界人士如胡舒立等的支持，并在普通民众中享有大批拥趸。
该派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3月份发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中。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1)国企利润主要由垄断企业实现：2009年，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家企业占到全部央企利润总和的70%以上。
(2)国企效率低下：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16%，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12.9%;考虑到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受到的优待，其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4%;因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损失。
(3)国企在分配方面严重损害公平原则：通过低资源租金、低利息率、高补贴和高管制价格，国企损害了自然资源所有者、贷款所有者、公众和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减免税优惠，损害了公共财政的利益;通过将过多名义利润用于员工薪酬福利，损害了要素所有者和公众利益。
(4)整体看来，1999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金比重逐渐下降，但在资源类等基础性行业存在结构性“国进”现象;这种现象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如放任中国经济将步入权贵化、寡头化，整个市场环境会遭到破坏。
(5)国企将巨额资金投入楼市和股市等进行非主营业务，对中国经济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损害中国经济的稳定性。
(6)近期国企改革应着眼于：一是无条件打破行政垄断，而不仅仅是“引导民营经济或者民间资本进入”;必须摒弃以下政策内容：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查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二是规范国企行为，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主要是在国企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加大社会贤达的比例，以助于制约内部人控制问题;完善国企分配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加强公众和传媒的监督。
(7)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有两个：一是原则上不允许政府投资于营利性领域，以免与民争利——这要求国企或国有资本从营利性领域逐步退出，退出方式可选择将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和公众等;二是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人大而非行政部门理应代表公众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以上内容可简要概括为：国企效率低下，在分配方面严重损害公平原则;国企垄断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结构性“国进”挤占了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国企投资非主营业务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因此，国企应该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从包括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性行业等营利性领域退出，不得与民争利，同时完善其治理架构。
可以看出，改革产权派强调国企存在的不正当性，其中国企效率低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主要改革措施着眼于将现有绝大部分国企资产私有化，以为其眼中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打开空间。
对此，一些学者表示难以认同。相对于前者，这一派的声音较为微弱。
林毅夫(2005)认为，国企低效率的根源在于其“政策性负担”，这种负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战略性负担”，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催生了一批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在竞争中没有自生能力;二是“社会性负担”，基于就业考虑，国企安置了大量冗员，改革开放后养工人的负担由政府财政转向了企业。私有化并不能解决政策性负担的问题，私企反而有可能以自身须承担“政策性负担”向国家要更多补贴和保护。解决国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剥离“政策性负担”，“如果国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负担剥离掉，任何改革都无效，包括私有化在内。”
对于产权改革在国企效率改革中的无效性，郎咸平表示认同。郎及其同事通过对世界上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以此，郎认为依靠引进外商银行或民营化以改善国有银行绩效是没有实证资料根据的。郎认为国企现在的问题并不如改革产权派所言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所有者就是国家，国企最大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缺位。改革国企的途径是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具体而言，政府行政命令应退出市场，但国有股应该留在市场;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以市场价格(也就是符合市场价格机制的高薪)在二级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不能成为股东，只能透过期权激励机制以市场价格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
总体而言，经济效率派以效率为准绳裁定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其中的改革产权派认为国企低效的关键在于产权不明晰，因此国企改革应该朝着私有化其产权努力;而产权无关派认为产权结构不影响企业绩效，国企改革应该在产权之外——如剥离“政策性负担”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努力。
工业强国派的主要观点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经济效率派总体而言是希望将国企的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其中绝少关于民族产业的考虑。国家富强派则认为：全球化大背景下，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发展要注重保持民族经济独立性，注重产业安全，有必要在战略性领域实现赶超战略，这其中国企大有可为。其代表人物有高梁(前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学术界的陈平和杨帆等。
该派讨论的大背景可见高梁(2001，2012)，其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实力强权，竭力要解除中国的产业保护屏障，将中国的产业结构纳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并锁定在产业低端环节。东欧及拉美的经验已经表明，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化极易导致本国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有鉴于此，高(2012)表示，拥有独立自主的科技及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独立的基础。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在工业组织管理和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尚十分薄弱，无法有效承担起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重任;现实中，在国家战略行业承担着生产组织和科技创新任务的是国企。
陈平(2014)从整个经济体制方面出发主张混合经济，他认为改革开放的经验是混合经济比私有经济更有效率：私营经济有创新有活力，但是是短期行为;国有经济有长期眼光，可以占据战略最高点。对于上文要求国企从营利性领域退出的说法，陈(2013)认为要区分资源型的工业和加工型的工业。资源的开采是一项长期投资，成本巨大，小资本是无力承担的，只有依靠大资本或者国有资本;而在没有基本资质考核的情况下，放小资本进场，它们必然会急功近利，要么滥挖乱采降低资源的利用率，或者无力投资基本的安全设施。同时，制造业也需要区分民用、军用，轻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投资短，可以开放民间去做;而重工业则需要长期投资，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国营的，否则就会被跨国公司全部收购，中国也就变成了拉美式的依赖经济。对于当前国企所在产业，陈平(2013)表示：支持国企必须退出盈利性的房地产投资，但是必须从事短期不能盈利的基础建设和战略产业。
基于以上论证，高(2012)认为现在国企不是“要不要保留”的问题，而是“必须保留，如何搞好”的问题，要坚决反对私有化，理直气壮地做强做大国有骨干企业。国企所坚守的基础、命脉、战略产业和领域，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可靠力量，也是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不可替代的平台。
至于如何进行国企改革，高(2012)认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保持国企与国有经济的数量基础，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动力。
侧重公平派的主要观点
迥异于经济效率派和工业强国派的出发点，这一派明确表示中国国企改革需要侧重考虑社会福利，故称其为“侧重公平派”。代表人物为崔之元、黄宗智、史正富、刘昶等。
史正富、刘昶(2012)阐发的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企业产权资本化、资本社会化、资本经营者多元化。具体做法是将国企产权转化为三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化资本，即社会公益资本、国有股权资本和国家年金资本。这三类资本将由不同的产权经营者来管理经营，而资本经营的收益则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实现全社会共享。
崔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三条新要求体现了该派的上述主张：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虽然改革产权派对国企的诸多指责缺乏有效的材料支撑，但还是揭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派思路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其思路进行的国企改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恐怕无异于饮鸩止渴。工业强国派空有强国的“中国梦”，但在对国企虎视眈眈的敌意中无法找到强有力的同盟军。这两派总体而言是就国企问题论国企问题，相比之下，侧重公平派由于选择广大民众的福祉作为出发点而更显得更接地气，但是不处理生产关系等重要问题，同时专注顶层设计不考虑推动力量，又使得这派的思路可能沦为一种善良的空中楼阁。由此，在国企需要改革已成共识的前提下，如何改革，仍呼唤更广阔深刻的思考。
首先，任何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普通劳动者，中国任何一项改革应该立足于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这当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意味着国企改革不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机会，不能成为私营企业主掘金的矿源。
其次，国企改革是一种国家行为，在着眼于打造顶层设计的同时，应着力于吸收基层民意。没有群众支持的改革不会是成功的改革，没有考虑群众利益的改革注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任何国企改革的思路都必须考虑其推行的群众基础。
再次，国企改革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客观上包括国企员工，但已有的改革方案中从未将工人作为国企的主体加以考虑。国企改革的成功，从单个企业的角度，需要企业员工的积极参与。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提法，而需要落实在具体的生产和分配环节，企业则是构成这种环节的具体单位。这意味着，任何促进公平的措施提议若脱离了生产和分配的具体单位就只能停留与小打小闹的层次，解决不了核心的问题，促进公平应从促进企业内部公平做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企改革并不是单个企业或某一所有制类型企业的任务，因此对国企改革思路的设计应该跳出国企本位的狭隘思考。国企对整个社会而言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对其员工而言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风格。现有生产方式对资本的放任及作为其另一面的对劳工的剥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经济和环境等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高屋建瓴的国企改革应着眼于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探索，为解决当前中国深陷其中的社会分化和生态危机铺路。同时，任何经济层面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层面的影响，生产方式也绝非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这意味着，国企改革天然地呼唤着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诉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也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在以往的道路上，改革产权派意图破罐子破摔，工业强国派徒劳地想扶起这个染恙的阿斗，侧重公平派则垂怜于广大百姓，善良地希望施以雨露恩泽——无论如何，这是企业界、政府界、学术界精英的路子。然古人云：“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种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新社会的构造需要的正是这绝大多数人的参与，精英是无法越俎代庖的。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工人们已经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进行着最初的探索。哦，那是东方，他们就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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