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一种论断：由于中国社会“不够民主”，公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国家政策的正确性就得不到保障，国家治理必然是低效乏力的。换句话说，即使中国取得阶段性的进步，也难以保证进步的持续性。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一个积贫积弱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如西方媒体所言，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让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相形见绌”，使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就“黯然失色”，“中国正进行着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于是西方充满偏见的论断不攻自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依法治国宏图绘就，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焕发活力，中国社会生意盎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政府享有的满意度比大多数西方政府高得多。
30多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改革之难，如一艘航母在硬币上调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0多年后，中国用事实说话，让西方观察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逻辑。其实，中国改革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中国成就亦非“偶然发生的奇迹”，归根结底，中国能实现西方难以想象的转变，关键在于好的国家治理能力。
那么，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从何而来?一个西方观察家不愿承认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这个西方眼中的中国软肋——确保了国家政策的延续性长远性，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高效性。
反观西方国家，在以选举政治和多党轮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国家治理让位于以赢取选票为目的的党派之争，罔顾客观经济规律和国家发展需要。在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的大环境下，国家治理长期“失灵”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哗众取宠的政客屡屡当选，有心改革的人士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不是不知道如何推进改革，而是不知道能否再次当选。”
在美国，两党“痴迷”于党派之争，致使国家在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边缘，美式民主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当一国的政治资源在无休止的唇枪舌战和针锋相对中消耗殆尽，其国家治理还能有什么起色?
再看那些尚未获得有效治理能力就仓促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例，它们建国时间不长，经济基础薄弱，又长期处于内部冲突不止、外部干涉不断的环境下，国家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低下，仓促推行西式民主反而加剧了混乱局面，错过了集中精力稳定秩序、发展经济的时机，沦为“失败国家”。
事实证明，国家发展离不开治理能力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没有一个党的统一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避免了党争纷沓、互相倾轧的局面，成为中国强大治理能力的坚强后盾，为国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性条件。
当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治理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又召开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原因。
即便如此，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在他们眼中，唯一“触及根本问题”的改革就是朝着西方的民主模式发展。
其实，中国改革从未回避民主化进程，但民主是发展的产物，民主的途径和方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密切相关。民主化进程离不开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民主化进程也要为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服务，因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显而易见，西式民主那套理论解决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复杂的治理难题，甚至连他们自身问题都解决不好。可悲的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却守着“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端”的偏见，盲目地将西式民主当做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万能药。如此“执迷不悟”，究竟是自信，还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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