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警察为什么对农民工如此“仇恨”？
—再谈“太原警察暴行”现象
郝贵生
笔者前两天刚写了一篇《为什么会出现“太原警察暴行”现象?》后，喉咙中总感觉有些话还没有完全吐出来，于是再谈“太原警察暴行”现象。
12月31日的郑州《大河网》报道了这次太原警察暴打女农民工丈夫的具体细节：
记者采访被警察致死的女农民工的丈夫王有志时写到：“王有志很累!十多天前在派出所被警察打断4根肋骨(后纠正，实为6根)的他，如今仍打着特殊腰带，不能直立行走，每天需躺在医院病床上输液治疗。接连两天，他不断被检察官传唤并配合调查，但他说：‘累死也愿意，就是想早日给躺在太平间冰柜内的妻子一个说法。’” 王有志回忆当时遭到警察暴行的情景时说： “我被警察抓住头发拉下警车时，我看到妻子躺在派出所院内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就想上前看她有事儿没有。但从车上下来的一个警察推着把我推到派出所屋内了。他经过我妻子身边时，还踢了她一脚骂‘操你妈，装死装得还怪像’。他把我推到一个小屋内后，先是一名警察用皮鞋底子朝我脸上猛打，我的嘴被抽得流了好多血，然后十几个人开始把我跺倒在地，乱踢乱打，我的肋骨就是那时候被打断的。后来，他们把我的手铐去掉后，让我去洗嘴上的血，我看到七八个人进屋去打李康了，这些人长啥样、有啥特征，我都记得很清楚。”这只是警察暴打王有志的情形，而如何暴打其妻子的情景不得而知，但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情景推断比其有过之而不及。
读到这里，头脑中立刻有两种情景浮现出来：一是在电影、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旧社会黑衣警察欺压、暴打穷苦百姓的情景。我想60岁以上的老人看到这样的情节有无数次吧!二是想起1958年由著名电影演员仲星火主演的反映新社会警民关系的《今天我休息》的电影。这两种情景并不奇怪。前一种是旧社会，警察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警察暴打人民群众恰恰就是那个社会的本质表现。《今天我休息》电影中表现出来的警民鱼水情恰恰是新社会国家机器的本质反映，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具体体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处处感到现实生活中那种警民深厚情感的客观存在。然而我们今天建国已经65年多了，在堂堂的号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旧中国、旧社会警察暴打人民群众的真实版再次上演。如果这是极个别现象，也情有可原。但这是极个别现象吗?我想当今许多人都能够从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或者是媒体上的有关报道感觉到，这绝对不是极个别。现实生活中警察和各种执法人员以执法为名，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口出秽言、胡搅蛮缠、动手动脚、乱扣乱罚、欺压弱势百姓的事实还少吗?上海杨佳杀害多名警察事件的导因不就是警察诬陷杨偷自行车，无理拘押、刑讯逼供而导致杨佳报复的结果吗?这与旧社会人民群众所极端憎恶的所谓“黑狗子”有什么区别呢?再如这些年来，由于种种社会不公导致的人民群众上访现象极其之多，这本来是人民群众遵照法律行使自身权利的正当表现。可实际生活中人民警察不仅不予以保护，且对上访人员围追堵截，强行扣押、甚至拳打脚踢，不管白猫黑猫，截回就是好猫。笔者记得2009年，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听到山东某市一原派出所所长自述，他在职期间就经常被上级领导派出执行截访任务。然而他发现本市公安系统领导腐败行为后多次上告到省公安领导，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几个人秘密上访公安部，结果也遭到普通上访群众同样的遭遇。其上级领导也派出大批警察多种途径对其截访，说服不成时甚至武力绑架，并以开除党籍、公职威胁之。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同志说，他父亲曾是一名老八路。当他带上有国徽的人民警察的帽子时，他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作为人民共和国标志的国徽的含义，永远记住自己是人民警察，永远要为人民服务。但他自己行使正当民主权利时，不仅得不到支持，却遭到如此待遇。真切感受到权力性质变了，人民警察的人民性质也变了。他特别为自己过去盲目执行上级错误的指示而悔恨，他表示宁肯脱下警服也再不干危害人民群众的事情来。再有就是近些年来，各地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安机关的监视、跟踪、威胁、武力阻止，个别组织者还受到拘押、逮捕和判刑。而各地群众举行的罢工、游行等活动更是受到警察队伍的特别“照顾”比比皆是。
近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主流媒体也一再宣传 “大爱无疆”，十八大后新的党中央又提出践行24字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也包括“友善”。太原警察以及笔者所列举的类似的种种现象是建设“和谐”，还是破坏“和谐”?对人民是“大爱”，还是“大恨”?是“友善”，还是“憎恶”?事实非常清楚，从女农民工丈夫所具体描述的情形看，这几个太原警察的行为体现的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极端“仇恨”心理。
笔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从来不相信“大爱无疆”。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思想关系中的社会的人。在存在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社会中，人们必然产生对一部分人的爱和对另一部分人的恨。无产阶级的爱憎情感就是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周恩来谈到雷锋精神时说过，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因此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无条件的“大爱”和“友善”，“爱”从来都是有条件、有限 的。在根本利益对立的社会中怎么能够存在无边界的、无条件的“大爱”呢?记得2011年，玉树地震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抗震救灾募捐的晚会题目就是“抗震救灾，大爱无疆”，这显然是个错误的提法，暴露了中央电视台领导和编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无知。同时唯物史观也不绝对地否定“恨”。恩格斯谈到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情感时说，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极端“愤怒”、“炽烈的憎恨”、“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 “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憎恶”和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完全让资产阶级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意宰割，那就真的沦为牲口了。但我们强调的不是仇恨一切人，而是仇恨剥削和压迫制度，仇恨一切统治者、压迫者、侵略者，而绝不能“仇恨”人民。反之，对人民则是无限地“热爱”、“友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太原警察及其类似行为的错误不是他们的一般的“仇恨”，而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仇恨”。固然这些警察与致死的农民工原先也无冤无仇，我想他们也应该知道，造成农民工讨薪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农民工自身，而是欠薪者。但为什么在执行所谓“维稳”过程中对农民工如此狠毒、暴打农民工呢?因为他们这次暴打农民工导致农民工死亡，被农民工亲属曝光，后媒体追踪报道。假如农民工虽遭暴打而没有死亡，不被曝光，或者农民工虽死亡，但被打人警察及其上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其暴行就永远被掩盖起来吗?就永远受不到社会谴责和制裁吗? 公检法系统就没有这种自查自纠的机制吗?这种现象警察队伍中究竟是否还存在许多?
笔者不具体了解当事人当时的具体动机，但依据笔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分析其对农民工的如此“仇恨”有以下几种具体原因：
第一，把自己受到的委屈、情绪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心理学有一个情绪转移规律，意思是说一个人受到某种对象欺侮、侵犯而产生消极情绪但又无法向直接对象发泄时，于是就把这种情绪向低级别的人转移，从而化解自己心中焦虑，缓解心理压力。这几个警察也可能受到过单位权势者的欺凌、压榨、不公待遇或其它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消极、怨恨情绪积累起来而无处宣泄时，于是就把这种情绪一古脑发泄到农民工身上。
第二，受传统文化“欺弱怕强、欺善怕恶”的严重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因而造成人们的社会心理“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的严格的等级心理。他们在上级领导、权势者等大人物面前唯唯诺诺、绝对顺从，眼睛往上看。而一旦遇到地位、级别比自己低的人面前，立刻就摆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眼睛往下看的姿态。这种人把权势者对自己的侮辱、欺凌方式和结果转嫁到比自己低的人上。清王朝的和珅就是历史中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而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和珅”式人物也比比皆是，尤其是官场和知识分子队伍中。旧社会之所以把欺侮老百姓的黑衣警察称之为“狗腿子”，其道理也在于此。太原警察是否也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呢?
第三，警察队伍中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0多年来，由于否定了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整个社会包括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几乎都抛弃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先的基本原则。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大肆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同时也包括公检法系统。虽然各级组织都还存在党委、军队武警系统存在政委，但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传统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公检法系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教育，没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学习教育，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学习教育，没有是非善恶、爱憎分明的教育，没有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没有对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的批判揭露。其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而是如何用好“自私心”(见拙文《反映军队意识形态问题的一部理论专著》)。同时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等各种原因造成整个社会是非、美丑、善恶等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彻底颠倒，公检法系统也不例外。太原警察如此“仇恨”农民工事件就是在一定意义上所折射出来的整个社会包括公安队伍内部这种价值观念颠倒的具体表现。
需要在这里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依法治国”思想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公检法系统陷入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法律万能”的法治思维方式。他们用这种思维方式解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也用这种思维方式当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例如2013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中国当代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现象的解读和解决方式就是如此。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决议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治万能思维方式的纠正，但远远分析批判不够。因此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影响仍然极其严重。就太原警察暴行一事，官方还是单纯从违法角度解读，目前给几个暴行警察暂定的罪名是滥用职权，而不是故意致死。即使是故意致死，也远远没有找到事件的真正根源。必须把这一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全方位、多视角去认识问题。
去年10月底，党中央在毛主席开创的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源地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同志阐发的一个极其重要思想就是：“政治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其实，政治不仅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建国初期，就强调政治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以后他多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鞍钢宪法的一个极其重要思想也是“政治挂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官员腐败、军队腐败在一定意义上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放弃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胜法宝思想政治工作。太原警察暴行仅仅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侧面，但其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样的。笔者虽然认为，新的古田会议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毕竟阐发出毛泽东的这一最重要思想。习近平阐发这一思想后，不仅军队应该结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军队实际认真贯彻，各行各业，包括企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公检法系统也应该学习贯彻。但遗憾地看到，新古田会议刚结束，主流媒体喊了几天。以后对这一思想的宣传贯彻又销声匿迹了。从媒体上根本看不到各个系统、单位、组织如何贯彻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一基本思想的有关报道。如此下去，太原警察暴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可能继续一再重演。近几天发生的上海踩踏事件、哈尔滨大火事件、云南大理600年明代城楼被烧毁……，类似事件30年来发生的还少吗?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又从网上看到，河南安阳两名中学生捡到装有3700元现金的钱包交给出警警察后，竟然被该警察擅自截留2200 元。这又是一个中国当代警察人格、素质的一个缩影。这就是全党全社会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政治挂帅思想自我吞噬的恶果。
政治挂帅思想回来吧!毛泽东思想回来吧!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才能彻底根除太原警察暴行、官员腐败等愈发严重、积重难返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真正使中国沿着科学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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