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自由?有人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说，不对，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人们最不想干又不能不干的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劳动，是上班了。那么自由的最浅白的意义就是可以不用上班。怎么样才可以不用上班?得有钱，得有能生出足够多的让你不用劳动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的钱的钱。人们羞答答地管这样的自由叫“财务自由”。
钱生钱，需要经过生产过程这一中介，即作为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希望靠钱生钱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其实就是可以无偿占有那些不自由的人的劳动的食利者。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真相，但都想成为这样的人。
全社会都患上了“财务自由”燥热症。
从《不见不散》到《非诚勿扰》
先把时间回溯到2008年，除了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这一年也是一度让全球陷入绝望的金融危机之年。
在那年岁末上映的冯式贺岁喜剧《非诚勿扰》，通常被视作是1999年影片《不见不散》的续集。导演冯小刚将前作中由葛优扮演、客居美国的理想主义小人物刘元传送回了10年后的北京，脱胎为回国定居急着找老婆的单身中年秦奋：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过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三无伪海归。”
《非诚勿扰》的有趣之处在于，在电影开篇这段接地气的征婚启事之前，“三无伪海归”秦奋在一段梦幻般的荒诞故事中，将毫无科技含量的“分歧终端机”忽悠给了范伟饰演的土大款，套得300万英镑专利转让费。自此，“三无伪海归”一下子实现了“财务自由”，秦奋先生不再需要勤奋，于是才能呈现出这样一副形象：一个不用上班的“欧巴”，打着飞的自由穿梭在海南三亚、杭州西溪湿地、日本北海道等高大上的场景中，任性地追逐自己所向往的纯粹罗曼司。
可以说，相比《不见不散》中刘元和李清之间因生计和价值观的碰撞而展开的情感纠葛，10年后《非诚勿扰》中秦奋和空姐梁笑笑的爱情肥皂剧则完全是建立在“不差钱”的基础之上。
“不差钱”的孤独中年秦奋才有资格追逐失落的爱情和友谊，在北海道邬桑的小卧车中，秦奋却老泪纵横地说，“钱不重要，就是缺朋友”。然而，在影片的造梦空间中被导演刻意营造出的“财务自由”之身，又恰恰证明了钱很重要。
在爱情喜剧外壳之下，《非诚勿扰》的内里是一个“不差钱”的乌托邦，它如“一记温柔的麻药”，注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国人焦虑的神经中枢。所以，片尾全线飘红的股市似乎比正片更明确地传递了观众所需的“温情”。
从《不见不散》到《非诚勿扰》，电影中隐秘的财务故事是没钱娶不起媳妇的屌丝刘元化身为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优质大叔秦奋。影片暗藏对“财务自由”的焦虑和向往，投射出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的生计与财富文化的精神史。
从按劳分配到按钱分配
“财务自由”在中国的命名是一种非常晚近的社会存在。在社会主义曾经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架构中，劳动具有神圣的核心地位，工作不仅是获得生计来源的唯一手段，更是解放了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劳动是建造更平等美好社会的集体工程，而不是实现个人物质幸福的私有中介。因此，不光通过食利不劳而获是专属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动思想，将个人劳动转化为在市场中可以售卖的商品，也是必须警惕的意识形态禁忌。电影《芙蓉镇》中，豆腐西施胡玉音两口子起早贪黑卖米豆腐挣了钱，成了他们身上的“原罪”。但是，影片所暗示的“劳动致富光荣”恰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正是劳动致富的精神，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生产力。
1980年代流行的说法“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表面上反映了改革初期“脑体倒挂”的困惑，实际上体现的是领死工资的公有制铁饭碗和随市场供求关系浮动的自由劳动力之间的价格差异，因为以卖茶叶蛋为代表的小商业和服务业，是改革中城市最早实现市场化和个体化经营的行业，他们同农村“包产到户”个体户一起，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在改革初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原则成为了获得广泛共识的财富伦理，劳动价值论没有被颠覆，反而是被市场化了的真金白银进一步确认的真理。
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1985年以后，随着所有制改革、开放贸易和价格双轨制这些转型经济体独有的制度安排，一些新的营生出现了，劳动不再是唯一的致富手段。通过“对缝儿”、倒卖批文、走私等商业投机行为而致富者，其财富积累的速度迅速超越了改革初期那些所谓勤劳致富的万元户。另一方面，国企股份制改造的步伐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开放，被砸碎了铁饭碗的下岗工人将买断几十年工龄换来的几万块补偿金，投入初生的股市这个大赌场，工人一夜之间成为了股民。
表面上看，不仅仅劳动力价值被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也变得光明正大。可在工人与股民的身份转换背后，是过去的就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等等纷纷进入市场。因此，劳动者对致富的焦虑和向往，并不是天赋人性使然，而是一种被动的逐利求存行为。这解释了为何最早的一代股民和下海商人，大都为国企下岗和停薪留职的工人。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地位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劳动致富的信仰迅速被资本的神话所淹没。有“中国第一股民”之称的上海人杨怀定，被选为改革开放20周年的风云人物，频频登上顶级大学的讲台，讲授证券投资和生财之道。食利者成为了社会偶像和文化英雄，理财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技能，财务文化在隐而不见之间进入了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历史地形图。
《富爸爸、穷爸爸》一类的财富心灵鸡汤火爆流行，理财和投资类节目占领了各个电视频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成了新口号。在博客最火爆的那几年，新浪博客点击量排名前10位清一色都是炒股和投资理财的账号，许多中下层网民第一次接入互联网的动因就是炒股。
在这样的财富流行文化中，工作、储蓄、不负债这些工业时代的朴素伦理和价值准则，成了一种愚蠢、迂腐的“穷爸爸”思路;而“富爸爸”的做法是尽早放弃靠稳定工作积累财富的生活、将储蓄投入资本市场、能贷款和分期的消费绝不全款支付……
由此被颠覆的不光是劳动价值，还有代代相传的古老生计观。套用时下的流行语：人穷穷观念，人富钱生钱。
新穷人和财务自由梦之困境
毫无疑问，资本对劳动的全面胜出，并不是专属于中国改革的独特现象，而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化的普遍后果。新自由主义的放任经济政策打开了金融业创新的潘多拉盒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非生产性投机金融产品从无到有，规模超过实体经济数倍到数十倍，股市、房地产、期货产品的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毫无相关性地暴涨暴跌，极大地扰乱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原有经营方式，从政府部门、工业企业到个人，都不得不把理财和资本运作的重要性放在生产性活动之前。用时下正火的《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的经济史术语来说，20世纪末以来，全球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简而言之，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食利者碾压劳动者的时代。
且不说这已经让传统产业工人和中下层蓝领劳动者的生存状况陷入困境，就连以往人们观念中收入优越生活光鲜的白领们也陷入彷徨。上班挣工资日益变成一项某种意义上“亏本的生意”，按照现在的行情，职场新人想要在北京取得一份年薪10万以上的offer，门槛至少是一个名校硕士毕业生的学历，但这需要将近20年的寒窗苦读和父母的持续经济供养，在教育、住房和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当下，普通白领的工资增长速度几乎无法跟上城市的生活消费和繁育后代成本的增长。
这样的现实催生了一种畸形的财富故事：标准的理财成功人士，应该在2008年房价暴涨前在一二线城市买入三四套房子，之后将房屋出租，以获得几倍于其工资的租金收益，或将房屋套现后的资本再投入金融市场，轻松获得10%以上的年回报率。而你的资产量越大，意味着你越容易寻找到资本高速升值的通道，比如一些早教行业的毛利已经达到50%以上。故事的最后会绝望地告知，若非如此，你无法成为像秦奋那样实现“财务自由”的成功人士，对于白领来说，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在愈加不稳定的全球危机周期中随时失掉工作。
这对中产阶层实际上是一种打击，因为能成为上层食利者的毕竟是少数人。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和社会地位下行危机的白领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劳动异化感。若工作既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不能获得体面生活，为什么不将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直接获取货币，即取得“财务自由”后再来实现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理想呢?于是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富孤注一掷地投入了各式钱生钱的残酷游戏。
传销是非法的，但作为一种食利游戏可谓极致。笔者曾经亲身体验过一个传销课程，他们不售卖任何产品，而专靠收取高额人头费发展下线，并承诺最快在一两年内出局时，获得千万元以上的一次性资金回报。
在一周的课程中，我见到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淘金者，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小保姆，到身家百万的小老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校建筑系在读的研究生，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向我娓娓道来自己在建筑设计上的诸多构想后，幽幽地说：“你看，没有一间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我这辈子都无法实现这些想法，而只有组织能让我获得这笔财富，你知道吗，加入组织的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一样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些梦想实现“财务自由”的人眼中，金钱获得了一种宗教般的纯洁性，成为了救赎理想和人性的唯一法门。因为，有钱了，才能任性。问题是，抛弃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我们如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呢?
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钱生钱的事业不过是一场庄家通吃的轮盘赌，赌局的背面是潜藏的残酷和苦涩，就像《非诚勿扰》的片尾，尚雯婕如梦呓般的演唱：喝了交杯，幻觉好美，甜蜜方糖，跳进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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