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写于1997年，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文章的写作背景为苏联解体后，我国推行的国企改革在“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的名目下进行。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一些人希望向中共中央发出呼声，希望能扭转私有化趋势。否则，他们担心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或将导致社会主义变质、孳生资产阶级的渊薮。本文梳理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党中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以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展过程，并重点揭示了1992年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特点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造成的严重危害。1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照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不能不折服于的深刻分析。如今，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没有消停，而且仍在迅猛发展。这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和警醒！）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仅停留在言论上，重要的是要行动，特别是不允许搞私有化。
邓小平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1]“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江泽民同志最近也提出，面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这是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来的极为重要的结论。
八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曾经导致“八九风波”，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险些被颠覆，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自那以来，情况究竟怎么样了呢?
一、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大致可以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这个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使他们在国内不得不偃旗息鼓，转入地下，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造成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国际背景下，以《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的公开出版为标志，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革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其中，在十四大以前，他们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江泽民同志，说“两种改革开放观”、“要使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等主张是“左倾逆流”。[4]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改革开放设置障碍”。[5]大搞反“和平演变”、“另设中心”。[6]领错了整个“中国之船的航向”。[4]全面否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三年来的工作，企图一举推翻中央现任主要领导同志。这阴谋被党的十四大挫败以后，便把战役重心转变为通过占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地，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广度和深度推进。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
第三阶段从1995年秋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享有发表的自由。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是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展。一些舆论宣传单位另搞一套，甚至与中央唱反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二、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特点
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以世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为后盾，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加紧了向四项基本原则的进攻。在接受“八九民运”失败教训的基础上，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在目标上并没有变化，但是在策略和手段等方面却有所改变。在策略上，否定激进主义，改“冲门”为“挤门”。[7]改“立即砸开”为“一点一点撬开”。[8]在手段上，改从体制外推翻整个体制为主要从体制内借用“改革”的名义根本改变这个体制;在斗争重点上，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出击为着重从经济和文化上向纵深迂回进攻;在行为上，由言论宣传变为实行私有化和占领思想阵地的实际行动;在话语上，由直接谩骂四项基本原则改为指鹿为马，把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硬说成社会主义，把反马克思主义硬说成马克思主义，以根本剥夺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和“话语权”(与此同时直接谩骂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也并没有消失)。
三、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的、主要的言论
1、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近年来，有人说：“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9]共产主义理想是“‘左’派神话和‘历史’神话”，[10]是“整个20世纪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神话、激进主义神话”。[8]“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谋顿时成为真正，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与仇恨”。[11]共产主义的设想“最终证明是自欺其人的”。[12]共产主义是“导致政治专制的高调理想乌托邦”、“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因而“注定要破产”，“注定要落空”，公开号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做高调理想之敌”即做共产主义理想之敌。[13]
在实际行动上，他们主要通过私有化来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八九风波”以前，一些学者力陈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并不抵触，实行市场经济绝不会危及公有制。而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反过来鼓吹“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是难以兼容的”，[15]把主攻方向转向了公有制，首先是国有制。
为此，他们提出了“所有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16]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17]“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9]甚至“私营、个体的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18]“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19]“要大幅度地转变观念，将股份制也列入公有制的范围”，认为体现资产者总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有制与体现劳动者总体利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区别，承认有产者私人股权利益、实行按资分配的股份制与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区别。经过这样转变观念以后，就得出“连西方都在搞公有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社会都在逐步走一条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我国并不存在发生任何私有化问题的国际环境和危险，人们对之持不同态度的私有化问题其实并不存在的结论。[20]同时，宣称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有制产权关系不明晰”，[21]“国家所有制是成功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障碍”，[22]“全民所有制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空想”，“‘全民所有’实际是全民皆无”。[23]“公有制好比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或者小儿麻痹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的改革”。[2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产权问题”即“改革所有制关系和调整所有制结构”。[25]“民营[实即私营——引者注]经济不能局限于拾遗补缺的角色”，[26]应该“不限制经济发展”，[19]允许“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喧宾夺主’”;[27]“民营[实即私营——引者注]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28]“私有经济占主体的趋势是难以人为遏制的”。[29]他们把攻下国有制亦即消灭国有制作为改革“攻坚”的主要内容，鼓吹取消全民所有制“有利于促成我国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23]即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的要求，他们提出“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个人所有制的投资者产权为基础”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并且“把国有资产明确地划分到全体国民个人头上”，[22]“将产权落实到个人”。[30]为此，有人说：“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卖掉国有资产是资产所有者的觉醒!”[24]有人提出了把国有企业“一租二卖三变”的方案，“在形态转化中实现民营化”，[31]即私营化，用向社会主义国家赎买的办法来实现私有化。有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第三者插足’，就是让非国有企业经济部门[包括外资]插足国有企业，通过兼并、合资、参股等形式达到改造国有企业的目的”。[32]在分配制度上，则提出“利润不是剥削，而是对资本的回报”，[20]“按资分配能够促进各种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效率”，[33]因此，“必须有新型的按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更为重要的”，[34]即比按劳分配方式更为重要，应该成为分配方式的主体。
在这种气氛下，有人便说：“改革的不可逆性，最终将把中国社会引入自由资本制度的轨道”，“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经济制度，深化改革的定义和初中强果都是使社会秩序更贴近世界通行的模式，即现代资本主义模式”，[35]公开提出了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的主张。有人提出：“必须实现完整的‘美国梦’而非单一的经济上的强盛”，“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中国”。[36]有人说东欧的改革是“激进改革”，它的好处是“一次性到位，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虽然“中国当前还不能走激进改革道路”，“渐进改革也许更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所谓中国渐进改革，只是一个策略性的短暂阶段，未来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激进改革的任务”，现在应该是借鉴激进改革，进行实质性突破改革的时候了”，[37]也就是步东欧后尘，加快步伐，跨入资本主义。这是“八九风波”以前所没有的。
2、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反映今天的实践，“它并未接受实践的检验”，[38]因而并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要批判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另辟途径”，“转换范式”，以西方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范式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39]“市场经济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就是我们过去习惯上所说的西方经济学”，“这就决定我们所用的经济学应该是西方经济学。不用多长时间，各级学校所学的经济学原理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套”。[40]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41]“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的根源。[42]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他们那套左的祸国殃民的‘信念’”，[4]因而要消解即消灭和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7]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43]
3、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有人说：“正确把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概念的方法是，必须把它与形式上和事实上的彻底不公正联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后来所犯的错误，是变人民协商和人民民主为无产阶级专政;“把共产党几十年的社会政治建构逐一拆除以后，社会剩下的只是完全型的封建体系”，是一种“黑暗的极权政治，”是“荒谬”[35]的;共产党的领导所造成的是“一个没有精神自由、探索自由、言论自由的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8]“就其总体来说，共产党是专制的党，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接班人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宗旨，无论变换什么名目，实际上还是专制独裁的体制”。[41]
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呢?他们提出，我国“必须有政治市场”，“政治资源[政治权力、权利、政治信息、政治利益等]是按照冲突、竞合等不断改变着的形式在不同主体间进行分配的”，[44]包括在不同政党、不同阶级间进行分配;主张通过“政治对政治资源的配置”来保障国家权力“和平转移”，[45]包括在不同阶级间的转移。有人提出：“我国如果不开放党禁，不放弃一党专政，不开放报禁，那么，当前各种复杂的，问题只会愈趋严重”。[46]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质就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变成可以听命于任何阶级的所谓“国家军队”。
4、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到各种加过工的、代表主流的教科书中寻找中国近现代乃至解放后的历史真相，能够找到么?主流话语必然要遮蔽一些东西，这些被遮蔽的东西又绝非无关紧要”。[47]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不能揭示历史真相，只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所谓的历史“真相”。那么他们按照这条道路找到一些什么历史的真相呢?有人说，我国1951年镇压反革命是毛泽东犯的错误，“一个人犯错误，几亿人跟在后面兜圈”，[18]说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41]“把中国拖到了绝境”。[9]有人说：“黄世仁以适当的方式向杨白劳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今天的改革证明，剥夺黄世仁财产的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48]不但否定我国的土地改革，否定我国农民反搞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而且否定了我国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人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令历史为之暗然泪下的悲剧中，以不同的节奏反复出现的旋律，便是左倾思潮的阴沉曲调”。[49]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历史悲剧就不再有其他原因，而只有左倾思潮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主义胜利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潮这一个原因，共产党就是历史悲剧之源。还有人专门著书，名为《中共七十年左祸》[为掩人耳目，出版时改称《中国“左”祸》]，给人造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左”祸不断，并且只犯“左”倾错误的错觉。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悲剧的根源，既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那么，它执政和领导中国人民的理由自然就不存在了。有的论者不但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连辛亥革命都否定掉，说“辛亥革命把君主政治破了，五四运动把孔家店破了个不亦乐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破了，这样一路破下来，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负面效果不可低估”。[50]一些人鼓吹，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由满清政府来领导经济建设，“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51]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近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长期角度看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大有好处，[52]我国之所以还没有现代化，就是因为闹了革命，不愿意当殖民地，不肯给帝国主义国家当孙子。[53]他们在中国革命史和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与过去截然相反的看法，翻革命的案，翻历史的案，近几年成了一种时髦，甚至三种热潮。它的效果是，既然连孙中山、林则徐都否定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否定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近年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否定，已经超过了“九风波”以前以《河殇》等为代表的那些言论。
5、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提出了三句反动口号：“一、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二、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三、源于生活，低于生活”。[54]有人号召“躲避崇高”但是“不躲避下流”。[5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大批以虚无主义、混世主义等为特征的世俗文化或称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以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广大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浸泡、腐蚀和瓦解着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中的地基。他们认为，“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一种有力的解构”，因而“人文精神论者[与精英文化同义--引者注]与世俗文化[与大众文化同义--引者注]的拥护者应当握手言和”，以共同对付“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8]所谓“大众化”和以现代派、后现代派等为形式的“精英文化”正在共同夹击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出现了《废都》、《丰乳肥臀》落日》等一批丑化共产党、丑化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史的作品，这些作品直接动摇着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动摇着他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
6、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有人著书呕歌资本家，说“富人成为企业家一定是个有能力的人，是个更加诚实、可信、尽职和勤奋的人”，“没有财产所有者就没有企业家，因此中国应该进行所有制改革”，“建立选择资本所有者经营企业的机制”。[32]有人提出：“在中国需要培养一个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阶级”。[56]所谓中产阶级，就是不同于中等收入阶级的中等资产阶级。有人提出，资产阶级不应该是改造对象、团结对象，而应该是依靠对象。[27]有人认为“社会领导阶层”只能由“有产阶级”中“最有能力弥合社会基本冲突”阶层担任，也就是说有产阶级实即资产阶级不但应该是依靠对象，而且应该是全社会的领导者。[35]为此，“企业界要求‘社会容纳第三等级’，明确产权和他们的法律地位”，“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以容纳新的社会集团”即容纳再生的资产者集团，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再生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分享国家政权。[57]对经过这样改革的政权来说，“使社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运行是一种合法的政府行为。对工人农民实行一定程度的剥夺，使社会生产资本得以合理积聚，是政权的本质职能”，而当“中国工人阶层再度明确提出政权要求以及政权为了社会发展而不得不对工人阶层摊牌时”，则应该“还这个阶层以应有的社会位置”即被剥削被奴役的位置。此论者提出，应该打破虚伪和幻觉，“把建设资产阶级国家为自己的任务，明白无误地把政权性质的这个秘密告诉民众，同时也告诉自己;其次，这意味着在实际上对多数人的专政”即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专政。[35]
以上介绍的只是我们个人了解的部分情况。要想掌握全部情况，需要党委宣传部门、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管理机关、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等通力合作，共同完成。
四、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1、对舆论阵地的影响程度
对党政舆论机构的影响：“制乱平暴”后一度消声匿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近几年来逐步在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重新出头露面，一些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更被某些传媒捧为新星。与此同时，一些反对过“民运”，批判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则被这些舆论部门逐步排斥。
有些舆论阵地，如《读书》杂志、《书摘》杂志、《中华读书报》等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所把持。近几年来，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资助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又创办了一批所谓“民办”刊物，如《东方》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杂志、《中国书评》杂志、《今日先锋》杂志等，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哨阵地。这是“八九风波”以前所没有的现象。
2、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占领了大学讲坛，正在培养一茬又一茬的接班人。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阵寅恪、梁实秋、周作人……等一大批老的资产阶级学者纷纷被捧上大学神坛，学习这些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硕士生、博士生中成为时髦，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鲁迅……等的学说则被纷纷挤出讲坛。有人说：“1957年反右最后还保留着一些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百年积累，毁于一旦。以后尽管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学术争鸣，亦大多陷溺于每一阶段话语禁忌范围内的伪问题、假问题”。“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学术与思想，称不上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七十岁左右的那一辈老人，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四十岁左右的第三三代，要跨越吃苏联面包长大的上一代造成的间隔，达到与七十岁那一代对接的境界”。[58]这些话活生生地表现出对资产阶级学术及学者的崇拜和对无产阶级学术的仇视。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占领大学讲坛，已经在相当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造成了鄙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尚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氛围。《历史的潮流》主编袁红冰被北京大学法律系选为优秀教师、以及《中国左祸》的被有些单位和机关捧为“杰出青年”在电视上频频亮相等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生动实例。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进入新闻出版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党政机关，必然要利用自己工作岗位的条件传播和贯彻他们老师的思想，这种情况大大增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后劲。
3、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渗透到部分党政高级干部中
过去，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存在于学者、新闻工、文艺工、青年知识分子中，在党政干部中的影响很小。而现在，则已经渗透到部分党政机关和高级干部中。有的市委书记依据“就像我们将来要消灭国家，但现在还必须加强国家机器一样的道理”，提出不但不能消灭剥削，而且必须鼓励进一步加强剥削。[19]有的副省长提出要“大张旗鼓地为民营经济大造舆论，理直气壮地为民营经济提供优惠政策”，“把民营经济放在突出的地位”。[26]有的市委书记号召“各部门要开绿灯，刮顺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希望本市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59]有的高级干部要求根据他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和进一步加强剥削的新认识，“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以推动”，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中与这种目标不一致的内容。[19]近年来，有相当多个省、市政府把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私有经济的发展上。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私下认为“只有私有经济才能救中国”，“只有资本家才能救中国”的已经大有人在。既然如此，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们心目中就不是坏事物，而是好事物。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不但得不到批评，而且还受到宣扬，变成实践。这种情况是“八九风波”以前所没有的。
4、我们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由党中央领导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而近几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和各省党报党刊上已经基本上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处于不受抑制的状态，正在自由生长和发展。
各级党委现在没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批判的任何部署，甚至没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进行批判的意识，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好像党的基本路线中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不但不需要长坚持不动摇，而且已经废止。谁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否发展起来的各种条件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当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严重存在，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以意识形态出现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的思想表现，苏联和东欧演变的教训还告诉我们，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导。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视若无睹，那么，不但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会逐步丧失，而且我国的整个思想阵地都会被资产阶级完全占领。根据“八九风波”和苏联东欧演变的教训，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的。(1997年1月9日修改)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2]同上，第211页。
[3]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4]《防“左”备忘录》导言第1页、2页。
[5]《防“左”备忘录》第16页。
[6]同上第319页、237页。
[7]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载《东方》1994年第5期。
[8]陶东风《九十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9]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0]王岳川《知识分子的盲点与命运》，载《中国书评》1994年9月创刊号。
[11]李泽厚《哲学控寻录》，载《原道》第2辑。
[12]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载《东方》1994年第5期。
[13]刘军宁《理想之敌，理想之友》，载《东方》1996年第2期。
[14]见1993年9月30日《经济学消息报》。
[15]《关键在于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董辅〔礻乃〕》。载1993年11月27日《工人日报》;以及刘伟1992年在香港《明报》发表的文章：“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天然地不相容”。
[16]樊纲《发展市场经济与完善所有制》，载1992年8月11日《经济日报》
[17]于光远《历史上的与当前中国私有和公有》，载1993年8月5日《经济日报》，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稿》。
[18]刘吉1996年6月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19]厉有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199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
[20]《与总书记谈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5、149、154、187页。
[21]《狂风下的中国》，1993年1月出版。
[22]周昭《论国有企业改制中投资者产权的构造》，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3]胡德巧《中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现实性问题的理论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24]厉以宁1996年4月29日在郑州越秀酒家的演讲。
[25]厉以宁《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热点问题》，载《改革》1995年第1期;胡德巧《中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现实性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思考--青年经济学家张宇先生答本刊记者问》，载《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4期。
[26]彭致圭《从战略高度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载《中国工商》1996年第5期。
[27]张厚义、许宏业《私营经济理论要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载《江淮论坛》1996年第4期。
[28]刘迎秋《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分析》，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29]刘新宜《公有制的本质与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3期。
[30]钟朋荣《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五个问题》。
[31]《经济改革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1994年2月22日《经济日报》。
[3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3]《法理学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34]见《改革》杂志1993年第6期，王珏语。
[35]王山《第四只眼睛看中国》第61、42-44、46、40、14、202、35、35、99、80-81页。
[36]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平清《百年美国梦--中国人的美国观的检讨》、载日本《中国研究》1995年12月号。
[37]《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思考--青年经济学家张宇先生答本刊记者问》，载《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4期。
[38]见《一书面世波涛起论战硝烟仍未熄》晏智杰语，载《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6期。
[39]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40]梁小民《西方经济学教程》自序，1995年12月版。
[41]《共产党的堕落与衰亡--“新共产党”正统派胡绩伟八旬诤言谏党》，载香港《前哨》月刊1995年12月号和1996年2月号。
[42]袁红冰《以新世纪的名义》，载《防“左”备忘录》第247页;另见《中国“左”祸》封底《编者告亲爱的读者》。
[43]许明《难以承受的忍受》，载《原道》第1辑。
[4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301页。
[45]张文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46]复旦发展研究院《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重新认识中国》第74页，浦兴祖等执笔。
[47]王蒙、陶东风《多元与沟通--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载《北京文艺》1996年8月号。
[48]远江《故事新解》，载《读书》1993年7月号。
[49]袁红冰《让历史不再悲泣》载《历史的潮流》第13页。
[50]王蒙《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载《读书》1995年第8期。
[51]见《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载《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2]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53]李慎之《从全球化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48]远江《故事新解》，载《读书》1993年7月号。
[49]袁红冰《让历史不再悲泣》载《历史的潮流》第13页。
[50]王蒙《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载《读书》1995年第8期。
[51]见《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载《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2]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53]李慎之《从全球化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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