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着愤愤不平的怒火，看完了“1·29”央视焦点访谈之后，似有一块石板压在心口上的沉重之感，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触景生情，我一下子就回想起10天之前即1月20日习近平同志重提毛主席1926年的“刀把子”理论，发出了多年来难以听到的最强音。
习近平指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这显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纲领性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言九鼎、一针见血、震古烁今的“刀把子”理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一听就知道“刀把子”指的就是政权，即使一字不识的文盲也能明白其中的深奥道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唤起工农千百万和与工农相结合的广大知识分子，同心干，结束了几千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当家作主人，从此“刀把子”就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响彻云霄，震撼寰宇，直到今天仍言犹在耳。回想起那个时代的主人翁地位是多么的令人自豪，多么的扬眉吐气。
要弄清太原讨薪血案的要害，就须从这个“刀把子”入手。透过这一事件，让我们看看那里的“刀把子”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第一，先说事发地的保安。对保安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与讨薪的农民工本来就是命运相同的阶级弟兄。但现在的保安已有了“第二警察”的称号，他受顾于资方，当然要为老板服务，但同样没有戴安全帽，农民工前一天可进，第二天上午可进，为了阻止农民工讨薪，下午就刁难不准进了，那位保安队长进进出出也没戴安全帽，农民工质问他，他对农民式夷指气使，居高临下地“我就能进，你就不能进!”事端就由此而起。这点事用得着报警吗?但保安自知力量不足，阻挡讨薪的权力不够，就恶人先告状，急如星火，两次报警，借用警方的力量来为资方服务。警察到来之后，保安与警察之间违反规定使用“土语”对话，农民工是外地人听不懂，不知道保安和警察策划了什么怕见阳光的密谋。紧接着就是警察把矛头直接指向讨薪农民工，一连串的专政行为一浪高过一浪。保安实际上蜕变为资方的打手，引发血案的挑动者，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可这个保安队长至今仍逍遥法外。可见这里的“刀把子”不在党和人民手中。
第二，无数事实证明，讨薪血案中的农民工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却受到警察的暴力专政，警察随意给农民工戴上“犯罪嫌疑人”的帽子，戴上手铐，用扭脖断气最阴险毒辣手段将周秀云置于死地，并踩蹋其头发23分钟，押送派出所后又毒打多名农民工，其中一人打断6根肋骨。警察不为讨薪农民工出力也就罢了，反把专政的矛头直接指向无辜的农民工，足以证明，这里的“刀把子”没有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第三，12月25日，山西省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组成调查组，抛出了“工程项目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案件的直接起因是王奎林等人和工地保安发生治安纠纷所致，而不是因‘讨薪’引起”的结论。真的如此吗?这个调查小组自然是由省政府组成的一个机构，那你就是调查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法无授予权不可为”这是李克强说的，你怎么有权给事件的性质作“治安纠纷所致”结论呢?那还要司法机关干什么?这不是乱作为吗?你明明写着事件发生前仍然欠着27000多元工钱，你怎么能得出“工程项目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即使有什么约定和承诺，拖欠的事实你否认得了吗?这难道不是自打耳光，睁起眼睛说瞎话!如此调查结论，只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除了为资方老板开脱法律责任外，并将这个告假的结论，通过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将事件的起因归罪于无辜的农民工，为大肆制造颠倒黑白的舆论提供虚假事实，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使事件的真相急转直下，原来声援和同情农民工的，改称农民工为“刁民”、“泼妇”、“干扰执法”、“袭警”、“农民工不是省油的灯”……等等;而原来声讨恶警恶行的，转而声援恶警，叫嚣“像美国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青年那样，把农民工直接开枪打死也不违法”……等等，省调查组起了多么恶劣的作用，连一贯伸张正义的焦点访谈也深陷以讹传讹之中。笔杆子也可以杀人，笔杆了也是“刀把子”，这个调查组的“刀把子”并没有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
人民手中的“刀把子”来之不易，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刀把子”是党和人民生死悠关须臾不可离的。苏联是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忽视和放弃了手中的“刀把子”，遭到倾刻之间的亡党亡国之灾，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完蛋了。苏联长期流亡国外的文化人索尔仁尼琴，是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获诺贝尔奖的持不同政见者，二十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看到人民丢掉了“刀把子”的惨景，痛心疾首，哀叹不已，但悔之晚矣。
我国一些所谓精英文人和离经叛道者，乘改革开放之机，从阴沟里爬起来之后，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紧密配合，疯狂地反毛反共，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大搞私有化、叫嚣要在中国实现“普世价值”，“西方宪政”，鼓吹“街头革命”，……尽管如此，但广大人民群众牢记党的“刀把子”教育，他们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强烈的抵制，至今还没有完全如愿以偿，社会主义的阵地虽已丧失半个河山，但仍保留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作为改革的设计师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改革与我说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但事已至此，也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插叙一个我始终没有弄懂的名词，即“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党政的文件里也不乏这种提法。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类型有五种，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按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包括在内)。他们究竟要把社会主义社会转向什么类型的社会呢?他们又提出“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大量发生”。为什么社会转型就会发生大量矛盾?这是因为一部分人要不惜“杀出一条血路”的代价来实现“社会转型”，一部分人要拼死的反对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转型”，这就必然要发生矛盾，而且是大量的矛盾，是要流血的矛盾，多年来大量的群体事件，这种“预言”不但已经得到证明，而且是越来越多发而严重了，矛盾的结果，总是弱势群体的一方以失败而告终。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种社会转型期何时是个头?究竟要转向何方，转向什么样的社会?笔者茫茫然矣!
这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就导致人民群众手中的“刀把子”被剥夺，越来越不灵了，写在宪法总纲显著位置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已经难以名副其实了，习主席之所以重提“刀把子”理论，绝非无的放矢，而是的确存在着部分的或局部的权力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原讨薪血案的要害是“刀把子”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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