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在1980年代后期上大学本科的台湾民众而言，共同的回忆是当年频繁的社会运动，尤其是环保抗争运动。那时的校园里，同学彼此间的问候语经常是：“昨天那场(抗争)你去了吗?”对许多人而言，参与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是主要的课余活动，其中不乏有热衷政治、为将来从政作准备的(台湾目前许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是当年活动的热心参与者)，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基于年轻人的冲劲和理想性、对社会的一股改革与关怀热情而自发参与的。
自国民党到台湾后，不论是初期基于“反攻大陆”的军事需求而积极推动工业化，抑或是后来为追求经济成长而发展的民生工业，都在发展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的环境成本，到1980年代中期，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公害事件一一爆发，民众抗争运动不断。反公害组织和环保团体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开始大量出现，诸如“新环境杂志社”、“主妇联盟基金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台湾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一登场，而许多大学生也因此被号召或者动员投入了抗争活动中，风起云涌般的环保运动迫使“行政院”在1987年设置了“环保署”，以响应民间对环保的关注与需求。
环保运动与党外力量的兴起
环保抗争运动的草根特质，贴近基层民众的运动运作模式，大大吸引了当年台湾的党外人士参与并介入其中。对党外力量而言，这是对抗国民党统治的一个契机，不仅能贴近民众，更能争取民意，进而也能转化为对自己的政治支持力量。因此，80年代开始，过去始终强调政治性诉求(如要求开放党禁报禁、重视人权、国会全面改选)的党外运动，开始转而关注环保，是以台湾的环保运动发展历程中，党外力量的身影始终穿梭其中。
这场环保抗争运动的标杆人物之一，便是在台湾曾任台东县长、县议员、立法委员，也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的黄顺兴。他在1981年10月创办《生活与环境》杂志，不仅成为台湾环保刊物的先锋，也是环保观念的领路人，在当年全台湾追求经济发展的狂热中，环保、反核的“非主流”观念已经是他的论述重要观念。而黄顺兴到内地后，不仅把他关注环保的一贯立场带到内地，更把他在台湾的敢作敢说的问政风格带到大陆，投下了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
在黄顺兴的开路下，“美丽岛事件”后的党外新生代随即跟进，开始以环保议题为关注核心，一方面闪避国民党的打击，一方面发展自身的社会基础。1986年民进党建党后，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与路线，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反核四”运动，更成为民进党重要的操兵活动。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时空环境丕变，为政治运动与环保运动的结合，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结合环保运动的民进党，在抗争中发展出另一套迥异于国民党的组织动员形式。它不强调既有党组织，而主要透过下乡演说、组训等手段完成抗争动员。没有完整党组织的民进党，反而将缺点转化成优点：充满弹性、反应快、深入民间、勇于宣传，组织成员年轻积极、有活力、有创造力，富有理想性，比起国民党更是少了铜臭味。
通过结合环保运动，民进党开始逐步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起其本土论述，从环保运动最基本的“爱乡土”观念出发，最终建构出所谓的“本土意识、台湾优先”的观念。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乡土直接联系，与民众的生活直接联结，比起国民党一直以来所建构的中国意识，显然更具有情感联结与现实基础，因而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逐步变成潮流与趋势，威胁并挑战传统国民党的主流话语。2000年台湾的首次政党轮替成功，其实也可以解读为正是这样的本土意识形态的建构成功，而2008年的再次政党轮替，却意味着本土意识形态的内容开始出现质变。
政党轮替后的困境与升华
环保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一方面让民进党在基层获得成功，一方面也让台湾的环保运动快速成长，环保意识迅速深入人心。然而在民进党取得政权后，这样的发展模式便难以为继。因为在野时以环保议题(或毋宁说任何议题)攻击执政者，基本上都非常容易操作，然而一旦执政权在手，便面临如何实际解决问题的压力，光靠宣传无法治国。追求执政绩效的民进党，虽然在执政之初曾推动“核四停建”案以实现其环保理想，但核四停建后续衍生的适法性、国家赔偿与国际纠纷等等，让当时民进党政府焦头烂额，不得不在2001年2月宣布恢复续建核四。如此快速的政策急转弯，不仅引发支持者的不满，也引发了绿营的分裂，时任民党主席的林义雄愤而辞职，加入“环岛苦进行”行列，呼吁民进党应该要诚信治国，并转而将其人生重心投入核四公投运动，要求对此进行公投。
背弃反核理念的民进党，为了摆脱外界“反商”的抨击，开始逐步冷淡过去的伙伴与支持者——环保团体与社运团体，这样的手法，正如列宁在谈论党与外围团体的关系时所称，不能让输送带从工具变成主宰。面对这样的格局，台湾的环保运动者却只采取了软性的反弹与决裂，主要是因台湾的环保人士过去跟党外力量及民进党的深厚情谊，也让他们在民进党执政后，批判政府相关政策时下意识的自我限缩，结果不仅火力大减，也无法迅速转换合作对象，跟当时在野的国民党合作。
如此一来，在“民进党政府有意疏远、环保人士自我设限”的双重限缩格局下，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着实让台湾的环保运动乃至于整个社会运动都受到莫大压抑。此外，两大党在野时都大大拥抱环保议题，执政后却又着重经济发展、疏远环保，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模式也让台湾的环保运动难以持续平稳发展。国民党在野时大搞环保运动，让环保人士难以信任，如今民进党在野后也想重新拥抱环保运动，更是让环保人士情何以堪!
民进党执政时对环保运动的疏离，与政权的再次轮替，间接地让环保运动的核心价值——“爱乡土”的具体内容受到挑战。环保运动圈里开始反思：“爱乡土”是否是某一政党的专属?进一步激荡的思维是，环保运动应有自身的主体性还是应依附某一特定政党之下?论辩的逐步发展不仅将环保运动的独立性逐步凸显，也将爱台湾的内涵加以具体与深化，最终则撼动了民进党于2000年成功取得政权的重要关键依据——台湾意识与本土意识。爱台湾不应是某党的专利，更不应口惠而实不至，而必须经得起检证。环保运动独立性、本土意识的内容都因此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2008年台湾的再次政党轮替，正是反映这样思维趋势的转变。ECFA在台湾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反映了这样的趋势。
台湾环保运动的启示
台湾环保运动的发展历程，对华人世界无疑具有高度的参照意涵。就经济发展与环保政策而言，当年台湾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大量牺牲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其实目前正在中国大陆高度经济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复制着，环境污染的问题目前业已成为大陆无从回避的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浪费环境成本所造成的遗害，往往不是短时间可以恢复的，其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往往高于收益。以1994年揭露的桃园RCA厂(台湾美国无线电公司)污染事件为例，时至今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员工与附近住户罹患癌症等后续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一方面，台湾环保运动发展与本土意识建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内地而言也同样具有高度的参考意涵。环保运动所激发的本土意识，对于强调中央集权、压抑地方意识的中华政治文化，无疑是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台湾过去亦是如此，环保运动所激发的地方意识，被视为是分裂作为，被抨击为是只注重地方利益，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环保运动的落实，局限于区域的地方意识，反而成为建构集体意识的重要养料与基础，并让过去依赖宣传机器堆砌而成的虚幻集体意识，变得务实且反而更加巩固与稳定。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化与环保意识的普及，民众更加热爱自己所在的乡土，贴近乡土的文化，集体意识最终反而获得丰富滋养。同时，台湾乡土意识的发展与转变趋势显示出，本土意识并不等同于台独意识，更不等同于民进党。本土意识的内容是可变动的，不全然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推进，爱台湾与两岸关系的推进更是存在着齐头并进的可能性。
就产业发展政策而言，历经环保运动的抗争，台湾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开始有所转向，认识到不具备要素禀赋、却必须大量消耗环境成本的产业，不需要勉力去发展。环保政策的逐步推动，还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推力效果，对经济长远发展反而有利。此外，环保意识落实所带动的爱乡土观念，更能促进民众回头正视自己乡土的文化资产，最终反而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沃土，可以开创另一种永续、无烟产业的成长，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未必会比工业要低。
就抗争处理经验而言，物质乃至于金钱的补偿回馈，是台湾后来处理环保抗争的主要做法，成效立即而明显。然而早期运作的过程中，直接回馈给地方民众的做法，却引起极大的道德风险，少数不肖的地方人士，见猎心喜、见钱眼开，进而出现利用公害事件纠众索赔、威胁厂商、中饱私囊的弊端，在台湾因此有“环保蟑螂”一词用来蔑称之。为避免这样的弊端，降低道德风险，且有鉴于环境的损害是一种公共财富的耗损，因公害而来的金钱补偿，目前在台湾也转以创造地方公共财富为主要方向，除了公害造成的人身和财产直接损害的赔偿直接回馈个人外，回馈金应该用于乡里建设，诸如绿化、建立图书馆、运动场、提供健康检查、奖学金等等，如此方可以直接为地方创造福祉，减少纠众敛财的行为出现。
此外，台湾的经验凸显出环保运动应具有独立性的重要性。环保终究是永续的事业，与民族世代生存紧密相关联，与政治力结合固然能让环保运动的理念更加快速落实，但是过度依赖政治力的环保运动，终将丧失其发展基础，沦为被宰制或者被发动的工具，如此一来，环保运动的扎根与落实，便容易被扭曲。大陆的环保运动开展，由于政治文化与环境迥异，如何维持与政治力的适当距离，其挑战恐怕比台湾环保运动者过去面临的还大。但是与当年台湾相比，网络科技的发达，却给了内地环保意识宣传的最佳利器，善用网络环境建构环保宣传平台，乃至于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整合环保团体的力量，都对环保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在推动环保运动的过程中，环保俨然成为一种新道德与新意识形态，为了实现此一新道德、新正义，往往忽略了理性的正当性，从而形成另一种道德压迫与扭曲，核四的突然宣布停建，便是一个案例。为了实现环保理念，固然必须挑战政策与既得利益者，但是冲撞与批判现状，依然必须兼顾理性与手段正当。因此，吸纳理性的成员与吸纳热情、有理想性的成员，对环保运动是同样的重要。笔者甚至认为吸纳理性的知识分子，从源头把关，在制订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时，便积极向公共部门提供讯息与观点，远比公害发生后进行抗争与善后，要更能发挥效果。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积极对政治系统输入正确的环保理念，协助制订正确的产业政策，黄顺兴已成范例。因此就体制建设而言，内地的环保运动应积极推动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在政策规划时能有广为咨询、类似听证会的制度平台，透过这样的制度平台进行先期预防，这与积极推动公害治理、抗争施压改善的后期治疗，对内地而言亦属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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