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对北京大学等高校校园中的宗教现象，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近现代教育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自9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势力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已经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当前的工作日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
关键词：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近现代教育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建立了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国民教育体系。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渗透到大学校园，“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受到公开挑战。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我们要大声疾呼，切实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依法抵制校园的宗教渗透。
一、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是西方国家在近现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教育体系，是在基督教的统领下生存的。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基本上源于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学校园中思想自由发展日益蓬勃，要求摆脱神学统治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体制逐步建立，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逐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都已经实现世俗化。
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制的建设中，世俗化国立大学占据主导地位。国立大学中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
从宏观角度考察，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动力中，自由思想家的作用比较突出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在这些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有三大高峰，即：第一次高峰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高峰是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峰是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宗教运动中，现代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成为重要的议题。封建帝制崩溃后，思想界充满春天的生机，新型的知识分子趋向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这种潮流导致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大多数知识分子倾向无神论，否认存在超自然的现象，有非宗教的倾向。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使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增加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从而增进人类的福祉。
1922年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大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从信仰自由的角度，阐述教会学校“诱人入教”是侵犯“人权”。他指出：
“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作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尤所反对是，那些教会的学校的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末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在演说中，蔡元培重申日前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的主张，提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三项措施：(1)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2)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3)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就现代教育制度而言，“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历届国民政府教育部一贯坚持的原则。在非宗教运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部颁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遵守中国关于教育法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管理。1929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章程》。章程规定学校要以教育为主。只准许自愿性性质的宗教活动。根据这个章程，教会学校要向政府注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目”;二是“以中国人担任校长”。
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国传教士控制教会大学的局面逐步被打破。30年代，大多数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传教士掌控的培养宣教人才的基地。多数教会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士担任。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要目的，废除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的规定，圣经课程只能是选修科。正如一位研究教会大会的学者所指出的：神学教育从基督教大学“核心位置转向边缘位置，”“从王子转变成为贫儿。”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公立学校内不得进行传教活动，课程与教材不得含有传教性倾向，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些理念自启蒙运动后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将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建立了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国民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国家繁荣兴盛的大发展。
二、应当重视当代中国大学校园中的宗教现象
自9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文化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自2011年至2012年，我和我的同事们承担了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对北京大学等高校校园中的宗教现象，深入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近期，课题组正在撰写调研总报告。近年来很多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信教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高于全国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势。当代大学生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大学生信教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高校内宗教因素与宗教氛围的日益浓厚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宗教向高校校园的不断渗透的结果，显然已与《教育法》规定背道而驰。各种宗教势力，特别是海外基督教势力向高校校园不断渗透的趋势，不能不令我们对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心生疑虑，更为大学生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养成深感担忧。
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
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大学讲坛上，有些教师罔顾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教的有神论本质及其消极性，片面强调科学的局限与宗教的优长，忽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客观理性认识宗教问题。宗教类课程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带有某种宗教倾向性。例如，在一门关于基督教概论的通选课中，教师将“圣弗兰西斯的祈祷词”作为重要参考材料下发，强调“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宗教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类对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说方式”，甚至是“一种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将基督教鼓吹为“西方世界社会群体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
在学术研究中，有些高校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以吸收当代西方最新学术观点为名，宣扬西方神学思想。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在其关于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著作中，鼓吹天主教教会法是统合正义与仁慈之爱的法律，极力宣扬教会法相对于世俗法律的优越，其褒扬声调之高，遭到网民的严厉谴责。
在正式课程之外，海外宗教组织的奖励资助在高校也颇为盛行，加剧了高校教学过程中宗教因素的影响。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一些传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组织出版传教著作。
海外基督教势力是如何在我国高等学府制造话语权的呢?我们可以举例一个实例说明。当代国际基督教势力组织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和研究所，如：英国的天普敦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 和 美国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旨在调和两者的冲突，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天普敦基金会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吸引人们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天普敦奖年度奖金高达100万美金以上，相当于宗教神学研究的诺贝尔奖。这种国际基督教势力制造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思潮，已经登上中国著名高等院校的讲台。
自2002年以来，在约翰·邓普顿基金资助下，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一些著名大学连续举办“科学与宗教”系列讲座，邀请国外学者发表演讲。2002年5月10日，在约翰·邓普顿基金资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美国神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等协办的“科学与宗教”国际论坛在北大召开。据称会议成果“表明在学术层面需要重新认识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此后，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会在北大几乎每年都举行，并很快扩散到国内其他著名高校。2004年，第十届中美哲学与宗教学研讨会，美国当代著名神学家普兰丁格教授发表了题为《进化与设计》的报告，从智能设计论的角度对进化论进行批判。
在英国天普敦基金会的资助下，2007年《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汇集四位美国基督教学者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这个系列讲座被编辑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的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在美国基督教组织资助下，2004年清华大学翻译出版美国威廉.邓勃斯基的《理智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该书的大力推销现代版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指责进化论是一种“排外且独断的生物学研究纲领”，声称要“发表一种忠于基督教传统、坚决拒斥自然主义且促进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对创世的一般说明”，明确主张“上帝创造世界的行动是一切理智行为(创造性的和非创造性)的典范”。如此明显的宣教、护教类神学书籍，竟被收入“清华哲学翻译文丛”之中，实在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与此同时，很多具有明显宣教倾向的西方神学书籍不断以“文化研究”的名义翻译引入国内。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基督教文化译丛”丛书，到2005年底已经出版了12种。该译丛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与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与神学思想、乃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的正统思想”，“它们既是一定程度的学术著作，同时又能够被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所理解”。
2004年，鼓吹“宗教市场论”的代表著作《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倡导宗教至上和宗教无政府，以利益原则为动力，鼓动宗教组织不择手段地无限膨胀。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其观点“客观上则是推动宗教排他、制造文明冲突和社会动乱”，同时“为邪教撑腰，给地下教会开路，对合法教会进行打击” 。然而，境外基督教势力的资助下，此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美欧宗教学高级研讨班”重要参考著作，并“成为近年来宗教学界的畅销书”。
宗教因素在教学领域中的渗透，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宗教相关学位论文数量不断攀升，不少论文表现出明显的亲宗教倾向。据课题组统计，自1992年至2010年，北京大学宗教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共180篇，占哲学、宗教类论文总量的近1/4。在宗教相关学位论文中，基督教类论文数量最多，占总量的43%以上。佛教类论文数量约占17%，道教与伊斯兰教类数量较少，不足1%。从时间上来看，1999年以前宗教类学位论文每年数量都较少，1999年有5篇，此后数量大幅上涨，2002年达到11篇，2003年增至18篇，2005年21篇。近几年数量持平，每年基本稳定在15-20篇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论文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倾向。有的论文依据西方现代神学思想对近代哲学家们的宗教批判进行回应与反批判。在一篇研究休谟反神迹的博士论文中，认为休谟的反神学名著《论神迹》“仅仅强调了‘违反自然律’这个要素，而没有涉及‘神圣者的干涉’这个要素”，“休谟的自然主义并不能为其经验推理提供恰当的形而上学解释，休谟的经验推理仍然面临着形而上学基础迷失的困难”。“休谟传统”中的后继哲学家坚持“科学的自然主义”，都未能解决休谟论证的困难，而西方当代神学家斯文伯恩与普兰丁格在有神论基础上才有效地避免了休谟论证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才真正走出了“休谟的迷局”。
在一篇关于当代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的学位论文中，盛赞孔汉思的神学思想“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各种无神论思潮及虚无主义对上帝信仰的攻击和否定，而且从人的实存出发，重建了信任实在、信仰上帝，最终信仰耶稣基督之上帝的合理性，对现代以来的上帝问题作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
这些学位论文的基督教神学立场极为鲜明，与神学院培养的神学家毫无二致。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神学论文能够出自公立世俗大学吗?这些论文中体现出来的宗教神学倾向与“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宗教学研究目的背道而驰，竟能在世俗公立大学中顺利通过评审与答辩，不能不让人对当前高校的宗教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产生疑虑与困惑。
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教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有些博士成为职业传教士，还有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副教授担任家庭教会的长老，建设与三自爱国教会分庭抗礼的神学思想。
近日，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竟向中央主管部门建议，开放国家重点大学，与神学院合作，培养神职人员。培养神学人士是神学院的职责。站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
三、切实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是文明的摇篮，承担着未来的希望。国民教育系统肩负着培养青少年一代的重任。培养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全民族的素质教育工程。然而，近些年来，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教育领域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受到公开挑战。从“人体特异功能”的盛行一时，到今天设置神学讲坛、校内传教，对国民教育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此同时，科学无神论的话语和声音却逐渐淡出大学校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通用的教材中，科学无神论仅占有微乎其微的比例。除了在极端宗教势力比较活跃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科学无神论教育工作根本不受重视。“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无神论著作，在宗教学课程教学中更是完全难觅踪影。
以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为指导的宗教类研究著作在课程参考书目中甚为鲜见。国家社科规划办六五重点项目曾出版有两部无神论史，即陈麟书编著的《西方无神论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两部著作编写出版后，1988年通过国家教育委员会鉴定，1989年正式批文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然而，在这些著名大学本应以“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为宗旨的宗教类课程中，却看不到这类无神论著作的身影。
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主要是指宗教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国民教育领域内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及管理事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非法活动，不得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内传播宗教、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得利用学校对在校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发展宗教教徒。
进入21世纪后， 中央有关部门更加注重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2004 年5 月2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指出：要以普及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自然科学基本常识为重点，以破除愚昧迷信为着眼点，围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的主题来进行;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坚持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列入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和有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切实保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落到实处;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无神论研究机构和高校有关专业，建立和培养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神论研究工作队伍。
200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意见》( 即16号文件)，提出，要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民族观、宗教观。
特别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2011年，党中央关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的重要文件。我认为，其中有三句话特别醒目。第一句是“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第二句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第三句是“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举措。可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已经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当前的工作日程。
当宗教的声音在高校校园内越来越响亮之际，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却令人遗憾地衰微了。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起点和基石，对于培养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对大学生无神论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普遍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无神论教育投入严重欠缺，管理机制诸多不顺，本应承担科学无神论教育重任的思想政治课在任课教师素质、教学方式、教学理念与内容等都存在突出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已经步入成年的大学生作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同时也包含选择不信宗教的自由。当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在高校完全缺失之时，供大学生自由选择的选项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充分、不对称了。因此，即便出于尊重公民信仰自由的考量，高校也亟待重视和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总之，依法抵制校园宗教渗透，切实加强科学无神论教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我们反对宗教信仰向教育领域渗透，是贯彻“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对宗教信仰者的敌意。信不信教，应当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国家的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批判，是人类社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自我批判、自我提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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