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在失去舞台之后，少了群众和媒体的簇拥，少了权力的催情作用，多数人会变得书空咄咄而无所措其手足。但也有少数人，在卸除了权位的欲念和羁绊之后，反倒能够反观内省、寂照清明，在关键的时刻宏开觉路道破历史迷津。只不过这种人，生活在崇拜权力、喜欢以展现肌肉来决定价值的台湾，少了权势在握，借箸代筹的结局往往只能是听者藐藐，最终以「不合时宜」草草收场。近日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在接受大陆媒体的专访中，语惊四座的提出：「台独从来就不是民进党建党初衷」、「应该说，民进党当时完全是不排斥统一的，没有独立的诉求」，其用意在于藉由历史的澄清为日后的民共两党交流提供转圜，却意外的扯出昔日民进党创党主席的省籍之争，引发党内同志的一片挞伐，自讨没趣。
民进党作为台湾本土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的主体，肇始于土地改革后的「乡绅问政」;在七○年代台湾工业化之后，以代表中小企业利益和都市中产阶级民主要求的「党外民主运动」之姿迅速崛起;2000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以挑战党国资本为口实得到本土资产阶级的挹注最终夺下政权。此后虽经历了陈水扁当局台独冒进和贪腐的挫折，但以国民党做为主要对立面的选举策略，仍然得到其基本群众的拥护，不弃不离。见诸历史，「反国民党、民主化」才是民进党一路走来的胎记，「台独」不过是其「本土化」斗争策略的变体。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像日据时期抗日前辈周合源、许月里伉俪，非省籍民主人士费希平、傅正和党外民主运动闯将林正杰、朱高正等统派人士，在民进党创党初期所投入的热情和贡献，最终却在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时忿然退出的历史事实。
当然，历史的发展也绝非偶然。过去数十年来，民进党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事戒严体制下迅速茁壮，进而取得政权。总的来说有二个基本要素：一是利用民营资本与党国资本的矛盾，取得台湾资产阶级的经济挹助作为物质基础;二是利用国民党早期的省籍差别待遇，巧妙的将「台湾意识」异化为「台独意识」，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诠释权。八○年代中期，台湾中小企业在台币升值的压力下大举转移到中国大陆，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美丽岛集团」日渐丧失其经济基础。长期在国民党的羽翼下享有垄断利益而日渐坐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利用这个契机全力扶持「律师世代」在党内夺权，并以民进党为政治上的代表，与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土派势力里应外合解编党国资本的垄断地位，借以染指一级产业(如轻油炼解和炼钢厂)、金融和航空运输业等经济战略的管制高地。
为了顺利夺取政权，弥补中小企业出走后群众基础流失的空缺，民进党转而利用省籍矛盾，将成形于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转换为要求台湾人当家作主的「台湾人意识」(说穿了就是福佬沙文主义)，再以「历史的悲情」为由，将这种省籍情结转化为「本土政权」与「外来政权」对决的「台独意识」，巧妙的夺取了「本土意识」的诠释权。正是因为掌握了这种「本土化」的诠释权，两蒋主政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省籍冲突、阶级矛盾和城乡差距，甚至两岸关系，都可以轻易的被化约为「外来统治集团」把持政权的结果，「爱台湾」就成为民粹动员的不二法门。
只不过，为了抓紧在住民中占有70%的福佬族裔作为后盾，民进党有意识的将族群意识本质化，刻意的在闽客之间、1949年来台的各省籍同胞和所谓的「本省籍」住民之间，划下一道道历史与文化的鸿沟。这种族群动员的斗争策略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效果，一旦表现在这种文化冲突背后的经济矛盾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转移，意识形态就会丧失其内容的规定性，逐渐「空名化」而丧失其社会动员的力度，甚至异化为一种类宗教式的信仰，反过头来制约了自身的发展。2008年民进党痛失政权，正是因为顽固化的「台独意识」已成为民营企业因应市场竞争和追求扩大积累的绊脚石，也成为台湾人民追求两岸和平、和解、合作发展的障碍的客观反映。
从2012年「小英的最后一哩路」、到华山会议胎死腹中的「大陆政策决议文」、到晚近柯P以「一五新观点」回应大陆「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琵琶半遮面，甚至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维持两岸现状」的谈话，在在都说明了「台独」作为昔日民进党斗争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如今却反过头来成为目的本身，制约着民进党的发展，成为民进党重返执政之路想跨又跨不过去的「罩门」。「台独党纲」当废而不能废，说明了民进党权力崇拜的本质，人们总是相信「谁能掌握现在，就能解释过去，从而控制未来」。许信良宿命性的悲剧告诉我们，或许，民进党的困局不在于党内缺乏有识之士，而在于过度的权力崇拜，导致自己成为自身精神产物的奴隶而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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