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即毕福剑事件发酵的第六天，茅于轼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替毕福剑辩护，他表示：私下议论毛泽东在中国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要允许毕福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否则就不是言论自由。
然而，茅于轼的这个论点是不值一驳的，他替毕福剑开脱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毕福剑不是议论也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谩骂毛泽东，而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第二、毕福剑辱骂毛泽东并不是在私下场合，而是在文化外事活动中，不仅对国内民众而且对外宾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第三、毕福剑是党员、公务员，还是一位公众人物，这些身份都是有党章有公务员法和岗位规章制度约束的。毕福剑辱骂毛泽东，攻击共产党，贬损解放军，替地主阶级鸣冤叫屈，长土匪的威风，都是违纪违法违规的行为，不管犯了哪一条都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没有皮扯的，与言论自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件事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拿茅于轼认为的言论自由最好的美国来讲，难道他们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可以任由公民辱骂是“老逼养的”吗?他们的国家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可以在外事活动中当着外宾的面辱骂自己的开国领袖吗?他们的共和党、民主党党员，可以肆意攻击自己的党，贬损自己的军队，替无产阶级鸣冤叫屈，长恐怖分子的威风吗?茅于轼敢说这些都可以否则就是言论不自由吗?我可以肯定他不敢这么说。
我发现茅于轼这个人，政治上除了反动外其实没多少水平，理论功底很浅，逻辑思维能力也很差，说话、写文章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有时甚至漏洞百出。如他说：我没有错划右派，我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我当时真的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水平的表现，虽然他讲的是大实话，但却把邓小平为右派平反的理由扒得精光，使执政当局陷于尴尬的境地，让他们在批判毛泽东反右扩大化时再也不能那么理直气壮了。作为茅于轼来讲这是地道的“闹乌龙”。又如，他对中日钓鱼岛争端颇不以为然，说什么究竟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人民利益重要，只要人民生活的好，谁统治都无所谓，所以不要因此发生战争。这种奇怪的观点恐怕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即使在动物世界也不能成立，因为动物的领地意识是极其强烈的，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地盘不惜搏斗至死。看来茅于轼还没有动物的觉悟高。
按理说，茅于轼是不应该出来挺毕福剑的，因为他自己也曾侮辱、诽谤过毛泽东，当年还为此惹起众怒，遭到五万群众的联名起诉。今日辱骂毛泽东的毕福剑遭到广大网民的讨伐，并将受到组织的处理，茅于轼躲还来不及，那里还能趟这道浑水呢?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跳将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看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识时务。茅于轼也许在业务上有一套，但在政治上的确很幼稚也很鲁莽。他没有看到政治气候已发生的变化，新的党中央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了积极的批判，对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由过去的不作为转而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最明显的就是习总书记的那句话：“决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新动向，一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并逐渐深入人心。正因如此，当毕福剑也学茅于轼辱骂毛泽东、攻击共产党时，民间的反响就更加强烈，官方的态度也判若两人了，这也是茅于轼挺毕福剑的文章在国内找不到发表的地方的原因吧。茅于轼对于毕福剑事件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感，认为救毕福剑就是救自己，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过这样存在一定的风险，有可能招来祸事。
二是有恃无恐。茅于轼敢于出面挺毕福剑，虽然不识时务，但也并非没有他的道理。他曾一贯辱毛反共诋毁社会主义，但从未受过任何惩处。特别是当年公然诽谤毛泽东被数万群众起诉，上海司法部门不但不受理，还派警察殴打递交诉状的群众代表，从而为茅于轼壮了胆，张了目。尽管现在形势起了变化，他到处搞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讲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官方仍然没有一点追究他的迹象。在中国，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党内有一个利益集团，社会上有一个富人阶层，国际上有一个西方阵营。它们扭成了一股绳，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势力，是茅于轼、毕福剑之流的黑后台。特别是党内那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力挺民主宪政的大老虎，尽管已经离职，但，人还在。心不死，影响巨大，他仍然是反毛势力的精神领袖。这个人茅于轼在文章中已经不打自招。所以茅于轼比较自信，一旦因为挺毕福剑惹火烧身，国内外的消防队定会为其灭火，绝不会坐视不救。
由此看来，今后围绕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谁胜谁负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01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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