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由“危”“机”两字构成，它们是辩证统一关系。有的人看问题，只看到其中的风险而看不到机会，故总踌躇徘徊，裹足不前，最终危机就只剩下危险而再无机会;有人看问题只看到机会而忘记风险，故急躁冒进，乱冲乱撞，最终机会变成危险。智者看问题，从来一币两看，端详和思考问题的正反面，并理性选择，趋利避害。所以，不要看到危机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也不要看到机会就完全不顾风险往前冲，冷静、理性、耐心、细心、迅速、准确是一个人想在一件事情取得成就的关键。所以，我们看问题，危险时要看到机会，有机会时要思考其中的风险，大视角趋大势、保理性抓机遇，这样才能趋利避害，实现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视角，我们今天要谈的既是潜在的危险，更是战略机遇。今天，占豪想选取中国所面临的6大潜在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并分析和探讨其中的机会与对策。
一、社会与制度的潜危机。
我们知道，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来，中国在文化、制度上整体都优于其它任何国家和民族，在这方面近代和现代的一些人对过去中国制度的评价是不客观的。我们可以说近代我们的制度和文化相对于西方是落后了，但这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真正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一个已证明问题。
自新中国以来，中国在制度上虽不完善，但却是很有效。相比很多国家，中国制度有很强的优越性。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拿二战后建国的其它情况相若国家比较一下。譬如，印度与中国相比，情况就差很多。
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比较腐败，但印度政府比中国更腐败，西方制度虽然政府看似不腐败，但掌握最重要权力的国会却已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合法利益输送体系。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中国在新中国后能够快速发展并取得今天成就，这已证明我们在制度上具有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既不应该否定我们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譬如腐败问题、规则不够完善等问题;也不能否认其优越性问题，譬如政府效率问题，政策延续性问题，执行能力问题等。这些我们都要客观理性看待。
但我们客观看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2013年前，我们的社会与制度都潜伏着巨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带来了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情绪。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三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已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美国不相上下，达到0.47至0.49。这一点，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在2013年前社会张力的扩大以及各种激化矛盾事件的频发。
◆权钱交易已形成社会精英阶层，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在2013年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已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很普遍，这种权力和资本之间的苟合，直接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普遍阶层固化。这种固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收益的分配会越来越不公平，大量的经济收益被各个层面的权力和资本等利益集团瓜分。若这种情况持续，中国贫富差距必然继续拉大，社会阶层固化，底层老百姓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和机会越来越少，那么这种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压，并最终爆发大的冲突。历史上，每一次朝代兴替的革命都是如此爆发的。
对这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其实办法只有一个：打破利益集团，调整收入分配方式。关于这一点，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上台后，立刻展开“打虎拍蝇”打破利益集团，一大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和一堆苍蝇都该打打，该拍拍。如此的结果是，社会从上到下开始重新洗牌，已经固化的利益集团开始被打破，社会各基层流动循环的良性局面再次出现，社会也就因此有了持续前进的动力。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反腐打破这些利益集团，深化改革根本寸步难行，最终中国内部将会出大问题。所以，过去两年多，新一届领导层有魄力，干出了大场面。当然，从现在情况上看，只是形势好转了，还没有真正实现根治的目标。
政府在调整收入分配方式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譬如快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譬如提高社保服务能力，这些工作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全部解决问题，但这两年的社会矛盾明显减少，基尼系数也开始趋于下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在增加。
当然，上述一系列措施都还是治标不治本，哪怕把现在的老虎、苍蝇都反掉，若没有制度制约，最终还是会有新一批老虎和苍蝇初选。如何避免问题反弹?答案是依法治国。即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权力包括行政权力、资本权力、媒体权力······等一系列权力。只有把相关的权力都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依法经商、依法监督······社会才会保持长期的稳定。
因此，我们看到，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在就是围绕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做文章，就是针对中国社会与制度的潜在危机下的标本兼治的药方。占豪在前几年曾对此作了一些设想，这些不但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有体现，还更加全面，有这样的方针作为指导，有强有力的集权作为舵手维持航向，中国的这一根本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看到了希望。
二、大国博弈的潜危机。
自2009年奥巴马访华，试图将美国的G2思路套在中国身上，由美国出任世界董事长，中国出任世界总经理，中美两国共同管理世界，维护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游戏规则。这一提议被中国毫无悬念地拒绝了。道理很简单，总经理随时都可以换，董事长很难换;有业绩主要利益和权力归董事长，有黑锅中国这个总经理来背，这事中国当然不干。
美国向中国推销G2失败，于是国家战略由中东反恐转向亚太再平衡，目标明显瞄准中国。所以，从那一刻起，中国客观上就面对着世界霸权国家的遏制和围堵，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潜在的危险和危机。
如果中国不能在战略上进行对冲、反制，中国最终会被美国围堵在东亚的大路上，会形成对中国的U型包围，迫使中国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打工仔。
中国对策非常正确，与俄国联手背靠背先稳住北方，与东盟建成自贸区进行经济融合，在东面强力敲打日本并构建东海防空识别区，对美国则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一切都稳下来后，提出立足于中国自身改革、自身优势、自身能力基础上，对相关各国都有利的“一带一路”战略。
这一战略，是要将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都融合在一起，中国借他们的力量发展，他们也从中国这里得到发展的机会和利益，大家共同发展，包容性发展，合作共赢，互惠互利。这一点，和美国的损人利己、分而治之的战略完全相反。
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世界形势，就整个世界层面而言，中国是在合纵对付美国，美国则在连横对付中国;就亚太局部而言，美国也是在用合纵对付中国，中国则是用连横对付美国。
中国用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分庭抗礼美国的分而治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谓是解决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对策，是符合中国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大道。在这方面，中国在过去两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就战略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的实际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美的竞争，仍然很可能持续到本世纪中叶，至少也要持续到2030年到2040年期间才能分出高低。但不管怎么样，中国走的路是对的，处理危机的方式也是对的。
三、中国的产业潜危机。
自新中国以来，中国的工业就是不断在进行升级的。在毛伟人时代，中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终于完成了基础工业化，基础工业产业链很完整(别小看这一点，印度比中国建国早，至今也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至于其它国家，发达的小国只是在某些方面还不错，大多数工业他们都没有，中国的工业链是当前世界上最完善的，也是能力最强的。当然，还不是最先进的，这也是我们的差距部分)，这也奠定了中国今天成就的基础。但是，哪怕中国现在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在中高端领域仍然是欠缺的，在全球中高端科技产品领域仍然有不少空白，同时市场占有率也不高。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如果不产业升级，只是靠卖廉价产品，最终人口红利必然吃光，环境也难以承载，当这一切都无法支撑的时候，就必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就必然停滞。所以，中国客观上面临着产业危机。
在占豪看来，中国产业危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中高端技术和产品仍然欠缺的潜在危机。
如果中国不能继续提升自己的产品附加值，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承载力减弱等问题堆积得难以解决后，经济必然迎来危机。所以，中国必须加快创新和产业升级。在这方面，中国近几年不断推进。譬如，启动股市就是要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因为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将资源配置到创新领域，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高房价带来的经济风险。在拙作《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中，占豪曾强调，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虽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去10多年对楼市的调控不利，导致房价已经到了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地步。而且，高昂的房价吸收了太多的资本，这导致其它需要资本的领域难以得到相应的资金，如此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金融领域都缺钱。过去数年中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实体经济都缺钱的原因，主要就是高房价造成的资本堰塞湖。
对于高房价的风险，对中国来说既不能刺破，因为那样将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危机，会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会影响整个大局。但是，也不能让其再涨，否则最终泡沫必然破裂，也必然会影响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整个大局。所以，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小心翼翼地调控。
就当前局面而言，房地产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政策排雷，譬如银行资产证券化、地方债务证券化，部分原因都是为了避免房地产泡沫破裂。如今，调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中国的债务潜危机。
关于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早在欧债危机爆发时就有不少人预测中国马上将爆发债务危机，那时很多战友问占豪怎么看中国的债务危机，占豪当时的回答是：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事实情况是，如今中国依然好好的，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当时，也有人预测日本也要爆发债务危机，但个人当时的看法是，除非美国要在经济上吃日本豆腐，否则日本不会爆发债务诶及。事实情况是，美国最终没有吃日本豆腐，日本也没有爆发债务危机。
日本政府负债率全球最高，已超过GDP的250%，比欧洲很多国家高的多的多。那么，为何日本没有如某些人预测的那样爆发债务危机呢?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债券主要由日本国民购买，日本国民没有卖出债券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不会初选债务危机。
那么，中国政府为何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主权债务只是GDP的不到70%，比欧洲的德国还低很多，比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更是低得多，他们都没有爆发债务危机，中国凭什么会爆发?何况，中国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良好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也很快，中国的国有企业总资产已经有一百多万亿，政府的资产也有很多，中国的储蓄率更是接近50%。上述条件就是不具备一个，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相比GDP只有那么大，也不可能有债务危机。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担保，中国怎么可能搞出什么债务危机来?所以，占豪从一开始就判断，中国不可能爆发债务危机，说中国爆发债务危机的人都是缺乏客观理性思考和研究的一种臆断。
但当前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不代表没有风险。地方债务压力已经明显掣肘地方财物能力，已经明显迟滞了政府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持续，地方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速却上不去，其结果是负债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增速不断下降，这债务危机的压力就来了。
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地方债进行了排查，并严控地方债平台的发展。最近，传出政府要用“旋转门”的方式解决地方债问题。中国现在就急着解决地方债问题，并非真的中国地方债务危机马上就爆发了，而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了，中国政府要排除掉这个隐患，然后轻装上阵，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政府继续起到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提升政府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如今，这一潜在的危机压力正在获得解决，预计再有一年到两年时间问题基本将解决。
五、中国的人口潜在危机。
昨天转了一篇苏剑先生关于人口的文章，对于文章中不少观点个人并不赞同，但对于其中国应该放开计划生育的结论基本赞同，故转发。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至少5年前占豪就曾不止一次呼吁，中国应深入研究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应变计划生育为人口战略管理，以尽量熨平因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必要的剧烈波动，影响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苏剑先生的那篇文章下面评论很多，观点也差异较大，但说到点子上的人却较少。这说明，大多数人对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了解，故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个详细阐释。而且，站在战略角度来说，对中国来说，现实的确存在着潜在的人口危机。虽然，这个危机远不像苏剑先生描述的那样来得那么早。
对中国来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基本吃光了，新增劳动力正在快速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人力成本因素正在快速消失。很多人正是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将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陷入危机，这都是对经济发展不了解造成的。事实上，带来经济增长的并不仅仅是人口，还有因为工具因素带来的人均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说，中国只要提高人均的生产率，就依然可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道理很简单，过去1个人拿一把镰刀割麦子当然没有10个人拿10把镰刀割麦子生产力多，但现在一台收割机的生产力肯定远远高于10个人的生产力，而开收割机也仅仅需要一个人开就够了，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中国的各行各业，如今都有很高的人均生产率提升空间，譬如技术、工艺水平提高了，现在生产一台机器赚得钱顶过去10台甚至100台，那么自然人均生产力就提升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仍能提升很大空间的原因。
基于此，我们可以非常理性地说，在未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更何况，中国城市化进程也还的持续一二十年。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虽然超过了50%，但那是基于流动人口的数据，实际城市化率还不到40%。而这些农村户籍的人口要真正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必然有大量消费需求需要释放，也就必然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和消费者。这其中的经济逻辑，读过《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的战友应很清楚，书中对其中逻辑阐释得很清楚。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人均生产率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必然取决于人口基数。也就是说，哪怕你靠消费来劳动经济，那也得有劳动经济的“嘴”才对。所以，那些认为人口数量在经济中不重要的人都是对人口和经济关系理解不深的人。
市场经济，规模才能探底产品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下大工业生产的逻辑，而市场规模的基础是人口的规模。过去，我们靠人口的规模降低了生产成本，未来我们依然需要人口的基数才能带来足够大的需求来降低市场生产成本，这样的经济才有竞争力，才有发展潜力。何况，没有人口基数，当人均生产率提升到接近极限而无法突破时，经济也就必然遇到发展瓶颈难以突破。譬如，今天的美国、日本，由于人均生产率已到极限，在面临老龄化问题时经济增长就必然面临巨大压力。
为什么中国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改?必须调整为人口战略管理?是因为人有差不多20年的成长期，一个人出生到开始创造社会生产力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提前做出调整。既然是计划生育，就得知道根据什么计划。人口，就是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为后面20年后的情况做出预估分析。20年后的中国，城市化基本完成，人均生产率提升基本到了瓶颈位置，到时候再遇到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可想而知中国的境况会如何。这也是为什么个人早在大约5年前就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我们要提前20年做预判而不是等到20年后发现大问题了再调整。真正高明的医生治病是治未病!
事实上，当时小平同志在主导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就说过，要将政策保持30年不变。从1980年算起30年，就是2010年。而在占豪看来，这一问题应该在2005年就开始研究，并在2010年前后做出明确的规划和调整才是最正确的选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一些计划生育相关利益者依然抱残守缺，依然阻挠改革，依然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裹足不前，行动迟缓。这些严重问题，必会在2035年后逐渐爆发。而到那一天，今天抱残守缺的那些人，将会被后代唾骂与批判。
六、中国的环境潜危机。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都经历过环境的恶化，美国、英国等曾经比中国还严重得多，伦敦因雾霾中毒事件直接造成一万多人死亡，伦敦过去是被称作雾都。今天他们为什么好了?就是将低端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了，并且通过掌控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将更多产品利润留在了西方发达国家体系内，从而在干很少的活情况下却能维持了高收入、高福利。但是，作为后进国家，也必须从低端开始起步，然后不断升级，最终升级到发达国家，这也就必然会经历一个环境破坏的过程。现实很残酷，但大家提高福利的需求决定了必须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及时进行环境治理，任由环境持续恶化下去，那最终必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到那时不但环境恶化无法挽回、没钱治理，经济再发展的空间也被锁死了，因为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空气还是水，客观上都有较为严重的污染，这就是中国潜在的环境危机。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怕污染地搞粗放型的增长了。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并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加大投入进行环境治理，譬如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宣布将自2016年开始将国5标准的油推广更多的省市，而将本来准备2018年1月开始的全国推广提前一年到2017年1月。这一切，都是中国要加快环境治理步伐的具体措施。
综上所述，中国六大潜在危机中，五大都有具体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唯独人口方面走得很慢。允许生二胎的政策出来后，愿意生二胎的人远低于预期告诉我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将来城市化完成再推动就晚了。因为，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城市化后，人们将丧失生育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低是客观存在的，且很难改变。所以，这里依然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人口因素可能给20年后中国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据研究做出及时的科学决策，才符合国家利益，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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