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这是2014年2月份笔者为某著名杂志撰写的文章的底稿,因去年笔者在该杂志已发表文章,只能等今年发表。但该杂志今年因故迟迟不发表,笔者就不等了,贴到博客上。该文思想形成于2011年初,灵感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研究世界经济史的启发,另一个则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当我从研读世界经济史中形成本文的思路以及“人民币货币区”的想法时,突然醒悟到,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崛起的制胜法宝,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人民币国际化只有通过“武装割据”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历史上落后大国都是通过保护高端工业及其国内市场从而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经贸关系的深度全球化中崛起的。由于国内市场规模的不同,这种“不对称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及其形成的发展道路又可具体区分为英国和美国两种类型。内需主导和南南贸易的快速发展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趋势,我国可以通过关税保护、回购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夺回人民币“银根”的控制权等措施,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
一、英国道路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棉纺织业是其爆发工业革命的产业,但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印度棉织品由于质量精良、穿着舒适和花色美丽在西方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当时国际贸易的大宗高科技产品,需求极其旺盛。虽然英国原生的羊毛纺织业在17世纪末已经占据世界统治地位,但却无法与之竞争。英国没有采取自由贸易和承接印度产业转移的战略,而是采取了在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并实行了两种辅助性的战略:禁止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销售印度棉布,使之成为英国棉织品的独占市场;只允许垄断印度殖民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棉织品销往欧洲大陆各国以摧毁这些国家的棉纺织业,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全球化”战略。
刚开始,英国在保护大墙下,通过进口替代生产的棉麻混纺布无法与印度棉织品竞争,他们面临两个关键性挑战:除了解决染色和固色难题外,他们还不得不设法生产出适合于印染的布匹,实现对印度全棉布的替代。正是在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工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染色和固色难题,并发明了生产率比手工纺织高几十倍的棉纺织机械,英国工业革命就这样爆发了。通过保护本国市场并借道其殖民地的外围市场,英国在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就针对欧洲大陆的宿敌法国和德国展开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凌厉攻势,试图将后者变成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法国曾一度被英国战略所迷惑,推迟了崛起的过程;而德国则很快就识破了英国的伎俩,其经济实力在1900年超过了英国。
恩格斯对英国的这种“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做出了很好的总结: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巧妙结合,到1815年的时候,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一直是发达国家相继崛起的一种普遍模式,西欧列强在争霸过程中相互实施半隔绝、半脱钩的关税保护制度,但却不远万里,争先恐后地在亚、非、拉通过武装割据划分势力范围,抢占可以建立密切经贸关系的殖民地,使之成为其工业原材料来源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地,作为与竞争对手在高端工业上一决雌雄的市场空间和战略大后方,西班牙、荷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的崛起莫不走过了这种道路。
日本崛起的道路深受英国和德国崛起经验的影响,但与这些国家不同,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兴工业,所以“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有其独特之处。与中国在1925年才把李斯特的民族工业保护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不同,日本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介绍林肯经济顾问、李斯特主义者凯里经济思想的《保护税说》,这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上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在美国工业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遣以岩仓具视为团长的使节团对欧美国家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考察,其目标有两个:一是请求这些国家废除19世纪50年代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二是寻找日本崛起可以借鉴的道路。
日本的第一个目标遭到了欧美列强的拒绝,但第二个目标却达到了,这就是模仿英国和德国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的战略,确保其高端工业强力崛起的市场空间。因此,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为核心的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回国后就确定了如下战略:争取尽早结束与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在此之前,为了避开欧美国家对日本新兴工业的重压,就必须尽快吞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和中国台湾,使其接受日本低端产业的转移,并把中国大陆变成其经济殖民地,为日本高端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攸关存亡的保护性市场,这是日本为什么发动甲午战争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原因。日本的这种战略决定了中国自此之后饱受日本侵略的蹂躏,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才结束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厄运。
二、美国道路
与中国一样,美国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从东部沿海围绕港口城市为核心开始的。美国独立前为西欧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以交换其工业制成品,如果这种格局延续下去,整个美国就只能成为自然资源和低端产品的输出国,现在的拉丁美洲就是其命运。但在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东北部沿海建立起自己的价值链高端——独立自主的工业,但却遭到了美国南方承接英国产业转移——为其棉纺织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后者不惜挑起南北战争坚持自己“输出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的发展道路。北方工业保护主义者最后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通过战后三十多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在1900年前后崛起为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
美国的崛起也遵循着“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首先,对本国高端工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保护主义,这不仅与其它国家的崛起战略无异,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从南北战争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在成功地实现经济崛起的国家中,这么高的关税保护率是世所罕见的。其次,利用一切可能的自由贸易机会开辟本国高端产品的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指出,在1914年以前,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美国还必须向其它地区为工业制成品寻找出路,主要是加拿大、亚洲和拉丁美洲。这句话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工业崛起是借道于但并不依赖于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虽然发达的欧洲国家是美国崛起前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且主要是农产品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已开始广泛使用自主创新的收割机,这是工业保护催生美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结果:与欧洲大陆劳动密集的农业不同,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实际上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但是,美国“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道路却具有与英国道路不同的特点: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的。首先,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次,企业严重的内向倾向。一般来说,只有在占领和控制了国内市场之后,美国公司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最后,通过国内市场率先取得新兴工业的领导地位,然后通过这些工业再去占领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在美国工业化的关键时刻,担任林肯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国务卿的西沃德指出,建立稳步发展并最终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新型工业,是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创建帝国战略的目的所在。
正如《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指出的,“美国既不想成为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不想模仿诸如英国、德国或日本的帝国主义”,美国的战略是在英国支配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实现崛起后,再通过自由贸易与西欧发达国家展开直接竞争,但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没有必要像西欧国家那样为了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虽然它也为其工业品寻求出路对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如日本和中国等强行实行自由贸易,但后者对其高端工业的崛起只起到减压阀和剩余出路的补充作用。因此,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指出,只有当美国经济崛起后,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
美国在崛起后走上对外经济扩张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内需越来越不足和西部边疆“红利”的消失。虽然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到19世纪末,由于资本家阶级在确保政府通过国家干预把外国商品拒之于国门之外的同时,又拒绝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干预,自由放任导致了劳动者阶级分享了越来越少的生产率增益,而资本家却得到了很多,内需越来越不足以支持其工业扩张,而西部边疆在19世纪90年代已然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海权战略家马汉和包括罗斯福以及国会强势议员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一致断言,美国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要么通过他们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政策把剩余产品在国内加以消费,要么跨越新“边疆”即海洋,进军海外市场。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以内需再也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广大市场为前提的,这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巨大推动力。
三、“不对称全球化”理论及其战略借鉴
对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处于落后地位时实现经济崛起的“不对称全球化”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为什么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提出“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做出如下理论解释: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业不仅将摧毁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业,而且也将占领后者赖以生存的本国市场而使其丧失成长空间;而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关税保护可以同时达到保护该工业及其市场的双重目的,从而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高创新率、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和高工资的高端工业拥有控制权和收益权。但是,对于成功崛起的国家在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为什么要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实施自由贸易的深度全球化,古今中外的经济学界至今仍未提出理论解释。
在我们看来,落后国家的市场对于崛起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获取和确保工业崛起所需的原材料来源、过剩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过剩资本的输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崛起国家可以通过落后国家的市场,迂回性地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与发达国家争夺原材料、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定价权。从根本上来说,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系统之间的竞争,即使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和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之中,但由于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崛起国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广大的国际市场空间,那么,它就没有争夺国际定价权的筹码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无法突破已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市场为什么对崛起国家具有不可或缺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因。
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为本文的“不对称全球化”历史规律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生物进化史说明,异地物种形成是新物种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同一物种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却阻止了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生物共演时,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进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突破,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这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中心地区。这一原理说明,外围和边缘地区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长壮大的地方,这就是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崛起时为什么都走上了“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由我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通过适当保护我国高端产业及其国内市场,为本国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突破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一旦取得成功,我国就可以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辽阔的地理和市场空间,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和由我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然后再去占领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市场。由于我国在制造业完整价值链上的优势和制造技术低成本的优势,这种战略就成为迫使现有发达国家把大部分制造业国际定价权移交给我国的惟一途径。同时,我国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动他们相继进入起飞阶段,创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展重大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低迷,以往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走到终结。报告认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内需和南南贸易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自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的声名狼藉已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量大为削弱,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也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对制造业控制相对薄弱的环节,这就为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崛起的制胜法宝,“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性道路,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唯一正确的道路,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不对称全球化”成功的历史经验,创造我国“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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