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石力月，复旦大学广播电视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方向：媒介文化研究，新媒体与传播政治。

【内容提要】本文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及思想状况的脉络中来看待，试图解读出其背后一整套意识形态关联及变化，分析此次微博论战的各种表现。本文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

【关键词】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自2011年底开始的围绕“韩寒代笔与否”的论战直到今天尚未平息，非但如此，反倒仍在持续发酵。这一方面使得本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只能基于阶段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其后续发展态势来检验及修正本文的阶段性判断。同时，鉴于论战尚未终结，本文所提及的“韩寒作品”均指署名为“韩寒”的各类文本（包括博客）。

　　此次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韩寒第一次遭疑代笔，早在2007年，其《长安乱》一书就被疑为枪手之作，后因多方辟谣而很快就不了了之。但为何此次遭疑历经时间如此之长，参与论战的人数如此之多呢？从数月以来的“战况”不难看出，这已远非仅仅是一桩孤立的代笔事件，其意义也远非局限于仅仅对“代笔与否”做出最终判定，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及思想状况均有所关联。因而换句话说，即便韩寒最终确证未有代笔，他成名后十三年的成长轨迹也值得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分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以及《要自由》（以下简称“韩三篇”）三篇文章，①紧接着，2012年1月15日互联网IT博客麦田发表了《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一文，开启了论战的序幕。②虽然并不能就此直接断定“韩三篇”就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韩三篇”所探讨的主题及其谈论方式 / 思路将韩寒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次的聚焦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寒及其作品重新被人审视创造了一些可能性。

　　与早前以具有较小切入点的时评或杂文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所不同的是，韩寒此番发表的“韩三篇”主题宏大，篇幅却依旧短小，这为众人的议论留足了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议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知识界的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未完全呈现于微博，而是散见于包括论坛、博客以及各种传统媒体之中），其中的质疑者既包括韩寒曾经的支持者也包括其反对者。这些声音从不同角度就其文本本身指出了在视野、概念、知识，以及思路/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这些较为学理化的分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回应，而是在微博上多被“打包”视作了精英主义的论调。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于2011年12月24日曾发表微博：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得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③

　　紧接着，易中天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微博：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④

　　从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公共舆论空间与知识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割裂性，这既表现在前者对于后者的陌生化认知——事实上，“革命”、“民主”、“自由”绝非什么“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相反，它们始终是后者的核心议题，却鲜有进入前者的视野；也表现在二者话语评价的冲突性上。同时，这种割裂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文本（韩寒作品）的封闭性，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封闭性还扩展并贯穿到了后来的微博论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方之间持续的紧张感——质疑者紧紧抓着文本本身不放，而对于韩寒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任何针对文本本身的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截至目前，这场微博论战并没有完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这样的情形并不能由论战本身得到足够的解释，需要追问其深层次的缘由。

　　暂且撇开人们对于韩寒成名之初的“猫腻”之争（韩寒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是否存在猫腻）不论，至少清楚的是韩寒最初是以“反教育体制”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这既表现在其高一复读两年后退学，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以后拒绝高等教育，也表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而从韩寒日后的发展来看，其“反教育体制”这个符号至少是拥有两重意义的，它既使得韩寒因为“好文笔”（以《三重门》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与“差生”之间的强烈反差而被人们确认为“天才”，也与韩寒后来能够被塑造成“反体制”的意见领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日后无论是“差生韩寒”还是“公民韩寒”的叙述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重意义博弈而胜的巨大快感之上，由此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场微博论战中不少韩寒的支持者都是从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例如：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一文，⑤而很少与方舟子等人或者网友考据派展开基于文本本身的对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能够成功地回避文本本身的对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共鸣？

　　作为此次微博论战的主力之一，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将此种情形视为“反智主义”：

　　（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⑥

　　他将韩寒本人的“反智”，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浪潮”之中来看待。他认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⑦

　　但是肖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韩寒成名十三年变象的复杂性——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何韩寒最初的名声恰恰是依靠呈现丰富的阅读知识（以《三重门》为代表，且不论代笔与否）与拒绝学校教育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准确地说，韩寒是到了在博客写时评的阶段才标榜自己不读书的）而获得的？而为何在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眼里，韩寒非但不具有肖教授所描述的这些社会弊病，反倒被视为对抗这些社会弊病强有力的思想者，从而成为新时期启蒙精神的代言人？肖教授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之中来看待的思路是没错的，他的文章将“韩寒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张铁生现象”相提并论，既敏锐地捕捉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勾连，也明确地点出了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是在笔者看来，文化转向本身还不足以形成解释，其与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梳理。

　　常见的思路是将1978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20世纪后半期一条主要的分界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足以解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变革认知上出现的诸多分化，而这些认知上的分化实际隐含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性与复杂性。正如贺桂梅所说：

　　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变迁之间的关联方式。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⑧

　　对于知识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特征的主流认知的叙述，以及对此转向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很多，它们多是将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放置于思想解放 / 启蒙思潮的维度集中考察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例如许纪霖就认为在1978～1998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⑨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分析并不能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中的诉求、行动及思想状况提供足够的解释，而如果不将后者一并纳入分析，就很容易将今天的“韩寒现象”轻易地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这正是今天很多人支持韩寒最重要的理由和逻辑。可是吊诡的是，如果将“韩寒现象”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坚持质疑韩寒的原因恰恰在于认为他的存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伤害/背离了这条思想脉络。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需要突破原有的主流框架，特别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的视野，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不同面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补充性的研究，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叙述，而这却成为了知识界分化最显著的表征。本文无意也无力对20世纪80年代本身展开深入的探究，但却力求不要轻易抛弃这些反思性研究中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为今天分析“韩寒现象”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提供一些启发和线索。

　　在这些前人反思性的研究中，汪晖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现，无论是在1978～1984年集中进行农村改革的阶段，还是在启动自1984年的城市改革之初，改革的推进并非简单地由“市场机制”的输入而实现，甚至，“市场”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反倒是“国家”通过对其自身职能的转变与改造，促成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诸要素的布局与重组。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本身的动态性以及市场的“非自发性”——其发展及作用恰恰是源于国家力量的推动，这一点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深入分析18世纪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得到的发现是相似的：

　　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决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一九三〇、四〇年代不但出现各种立法，以废除各种限制性的管制，同时也大大增强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在这时已经由一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⑩

　　具体地看，在农村改革阶段，国家通过解散人民公社，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了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而，汪晖认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11

　　然而在随后的城市改革中，当国家的角色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发生转变，即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放弃绝对支配权力的调节者发生转变，原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效益和集体、个人实际效益完全脱节，这就直接转化为集体和个人收益上的不平等了，汪晖认为：

　　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12

　　邓聿文的研究对此有所佐证：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财政包干”；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的放权让利。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13

　　同时，邓聿文也观察到改革初期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状况，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励志的‘屌丝的逆袭’的故事……”，2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屌丝”得以“逆袭”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路金波曾就其旗下两张“王牌”（饶雪漫和韩寒）说道：“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2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29

　　而始终关注并参与韩寒事件讨论的崔卫平教授发表微博直言：

　　我的许多朋友，敏感于权力对于真实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但是对于金钱及商业力量对于真实造成的破坏，则比较不敏感。或者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后者则愿意轻轻放过，觉得那是其次的。然而，就谎言的滋生与繁殖而言，后者不亚于前者。包装成光滑无暇的形式，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30

　　但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能够成功呢？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从韩寒的时评总是被新浪博客置顶推荐，还是从后来传统媒体对其所授予的各类奖项都能得到佐证。大众传媒为韩寒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名声，名声为其带来了成正比的商业价值，据悉，仅2011年韩寒为某知名咖啡品牌代言的费用就高达千万元。31这说到底是因为韩寒、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个内在同一性就是前文所述将国家从与市场纠缠而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过错的唯一承担者，自由市场由此既成为了解决过错的方式也成为目的本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寒对于“不读书”的宣称也是在此阶段出现的，这与其早年的情形（包括早年作品里海量文史知识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很难说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寒，也很难说清韩寒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但无可否认的是，“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早前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大众传媒的强化与放大多少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

　　如此便能理解为什么质疑韩寒会遭遇这么大的阻力，也能理解为什么质疑者搜罗若干代笔证据的行为总是会被韩寒的众多支持者视作是阴谋和攻击。说到底，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它出现于当下，却并不能仅仅由当下得到足够的解释，而需要追溯至以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这样恐怕才有助于解读这场具体论战的各种表现。

　　这场微博论战点燃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质疑派”中除了方舟子以外，还有好几个活跃的微博ID都充当了“旗手”角色，同样的，在支持韩寒的阵营中，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活跃的微博ID，但前者因积极参与考据而比后者的行为更具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开始三个月以后，韩寒才在微博上做了有限的侧面回应，32而在论战开始的前三个月中，他仅在最初阶段通过博客、视频网站采访以及法律诉讼的方式有所回应，此后便不再发声，直至2012年4月1日重新开启微博。所以，应当说迄今为止韩寒本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微博论战中来。此外，大批普通网友的积极参与也为此事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此次微博论战简单地概括为“方韩大战”是不准确的。

　　值得玩味的是，微博出现以后，许多观察者都对它寄予了厚望，将它视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微博……形成了‘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公民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克服了现代媒体因被权力涉入‘失真的沟通’的问题。”33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它以分享与发现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34然而即便不加入历史维度的分析，这些基本脱胎于哈贝马斯论述的认知也很难说就是对于微博现状的准确判断。且不论哈贝马斯研究本身的被抽象与被简化，即便是对微博实践的直观描述，上述这些观察与研究也多少存在着“寄望”与“现实”的混淆。

　　这点由前不久在上海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能够得到一定的佐证。这份报告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大致描绘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结果显示，在这些意见领袖中，男性占9成，60后与70后群体为中坚，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其中商界意见领袖整体影响最高。35从这些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人能够发声未必等于人人都是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微博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并且现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权力是可以“移植”到虚拟空间之中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共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在微博上，与他人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转发”与“评论”，但对于意见领袖而言，这种行为大多是单向的——他们对于普通网友是极少回应的，要么是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相互回应，要么是普通网友之间有所互动，但其“议程”的设置者往往都是各路意见领袖。此外，各式各样的微博营销从另一方面更加确认了该平台的复杂性及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在此现实情形之中来观察这场关于韩寒的微博论战，反倒能够捕捉到一些距离“公共讨论”更近一些的特征：

　　首先，这场论战已持续了数月之久，并且仍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尚无不了了之的迹象，这在迄今的微博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严格说来，微博并非这场论战的唯一战场，但确是一个主要阵地。这固然与微博本身的技术特性相关——能够实现广泛、便捷而即时的讨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尤其是质疑方）的“孜孜不倦”。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各异、参与程度各异，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对于各项证据的态度各异，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对于韩寒——这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批评者（即便有被建构的可能）——的不同认知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呈现和表达，从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能够不同程度地浮出水面。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关于韩寒的论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代笔与否”的最终判定，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在公共空间讨论与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契机。

　　这在持续参与微博论战的几个“旗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方舟子在其所接受的多次访谈中都表明对韩寒“打假”与“重建社会理想”的希望有关，他认为此事关乎年轻人对“青年导师”的认知，希望年轻人不要被误导。36彭晓芸则发表微博对自己质疑韩寒的动机进行概括：

　　1、职业病，好奇心；2、长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与媒介批评相关；3、反感消费政治的伪民主；4、关注中国式家庭教育，韩氏父子有代表性；5、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当下及未来的挑战。37

　　而崔卫平教授则将对韩寒事件的讨论与“公民社会”的设想连接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韩寒是否代笔这个最终结论并不重要，更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不同人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空间，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质疑和承受的经验，以及如何改进了质疑本身。我尤其要提到一些独立的质疑者，比如在凯迪或者天涯论坛上活跃着的人们，他们是一些资深的普通网民，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便与方舟子先生无关，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点、独立的观察，独立的论争，他们丰富和发展了不同视角和不同表述。支持韩寒的人们，欣赏韩寒的独立性，而为什么韩寒是独立的，这些人们不是独立的？38

　　其次，这场讨论有几个活跃的微博ID充当了“质疑派”的“旗手”角色，例如方舟子、麦田、彭晓芸、张放、刘戈、肖鹰、张鹤慈、陈笑黎，以及后来出现的“中财尚超”、石毓智、“eprom”等人，他们与普通网友的互动是不计其数的，并且许多关键证据的获得就是经由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呈现的。例如，各路“考据帖”许多来自普通网友原创，它们经由与“旗手”们的互动、讨论、补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反馈。这与前文所述意见领袖与普通网友之间较为单向的“转发”、“评论”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因为对于“韩寒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质疑派”与“挺韩派”或者“骑墙派”在微博上的互动也非常多，各抒己见（当然也包括人身攻击）也各不让步。所以，按照崔卫平教授的说法，目前的讨论“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存在任何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可以超出其他人，他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39这也是讨论得以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这次论战中能够看到微博与其他传播平台的积极互动，构筑了一个多样立体的舆论空间。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方舟子多次提及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网友在各类证据上的挖掘和共享，他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此事追索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同时，从方舟子的微博也能看出，他的诸多发言都是以各大网络论坛、博客所涌现的证据作为支撑的，他自己也曾做客数个网络论坛、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接受访问或者与网友聊天。彭晓芸也曾参加网易聊天，而张放及肖鹰等人多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完整阐述自己对于事件的挖掘及分析，然后再将其以微博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设想与期待，其传播优势在这次复杂、多向的传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早在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几家不同的电视台（辽宁卫视、广西卫视等）对方舟子做过采访，彭晓芸参加过凤凰卫视相关议题的录制，电视台也曾约过韩寒作访谈，但被拒绝。然而，在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电视媒体却没有积极跟进，而是基本退出了讨论。相比之下，纸媒基本上始终保持跟进。

　　直面这场论战的纸媒文章主要有：《新民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2月分别对方舟子的访谈《方舟子：我合理怀疑》与《方舟子：我在揭穿一个青年偶像》；《环球时报》于2月24日发表的彭晓芸的评论文章《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应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而在此论战期间另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一篇是《南方周末》于2012年2月16日刊发的《差生韩寒》一文，另一篇则是《南风窗》于2012年2月29日刊发的《谁的韩寒》一文。《差生韩寒》有调查报道的色彩，而《谁的韩寒》则是评述与访谈的混合体。

　　《差生韩寒》一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该文的陈鸣不得不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选择在网易上对这些争议做出反馈。从形式上看，《差生韩寒》一文并未如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以访谈当事人（无论哪方）的方式来直面此次论战，但却以带有一定的调查报道色彩的写作方式对论战有所回应并表明态度。而对于这样处理的目的，陈鸣在网易的交流中说道：

　　我的第一任务是还原，或曰祛魅。有人说韩寒是神，有人说是鬼。南周（《南方周末》）对韩观察多年，从既往信息判断，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人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重，光芒万丈之下很少有人去看他的来时路。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韩寒，个人特质如何决定了自我成长。我们希望读者看完会说：哦，原来现在这个众人眼里复杂不一的韩寒是这样走来的。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韩寒、乃至一代人的个人价值与命运感。我们一直认为，韩寒最大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是他坚持主导自我命运，实践自我价值的结果。这一点是反常规的、独特的、有借鉴意义的。韩寒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热闹与落寞、被追捧与被“追杀”，本身具有戏剧性。至于方韩之争中所涉及的哪篇文章是不是代笔、哪本小说是不是捉刀，韩寒聪明还是笨蛋、韩寒读书还是不学无术，这些只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之余，顺手解答和展现之处。母鸡陈（陈鸣的自我调侃）觉得很对不住心急火燎的那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我的两稿不是写给当下，更不是写给“口水战”，多少有些对大佬们失敬了。……我们不想帮谁，韩造假，我们就恪尽职守地黑他，韩没造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挺他。……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这确实不是一篇调查稿。因为我们根据采访情况判断，就代笔门涉及的问题逐一查证逐条剖析完全可行，做一篇调查稿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真没有意义，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种操作手法在我们的眼界之下。如果我仅仅打算把文章写给当下，编辑曹筠武一定拿刀砍我。完毕。40

　　陈鸣这番解释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真相重要（造假就黑，没造假就挺），但韩寒所代表的意义更重要，而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所以既不必走方舟子的路子，也不必把这些争论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来看，人们恰恰认为首先在“真相”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些人看来不但调查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且没有针对这场论战所涌现的各项证据做出有力的回应。而文章置这些于不顾就直接走入了“价值”层面，在质疑者看来是不妥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该文章“立场先行”的缘由所在。

　　关于《差生韩寒》文本本身的具体争议和讨论很多，本文不作详述。但至少从陈鸣的解释来看，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南方周末》延续了一直以来对于韩寒的评价。

　　而《谁的韩寒》一文则干脆绕过了“真相”的议题，整篇访谈基本上都是针对“韩三篇”的内容让韩寒作一个观点的后续阐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对此次论战有所涉及，但它并不针对论战的内容本身。记者问：“现在很多人说上面有‘保韩令’，您寻求或者说感受到什么保护了吗？在这场风波之前和之后，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多限制或者更多保护？”韩寒这样回答：

　　……作为媒体人，你们应该最清楚了，媒体顶多说不准报道方舟子韩寒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炒太热了，但他不会说保护韩寒，批评方舟子，绝对不会有，其实大量的文章还都是批评我的。41

　　而该访谈之前的评述文字也与《南方周末》一样“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文章写道：

　　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韩寒都被极大地祛魅了，对公众来说，这不是坏事，在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变动的议题上，期待有一个神明一样的人物来充当裁判，来占据如此巨大的话语空间，本身就是危险而不可取的。对于韩寒而言，这也远不是末日，只要保有其自由不羁的思考与基于直觉的表达，不功利、不虚伪、不热衷于站队，他依旧会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从而在中国未来漫长的社会与政治革新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2

　　即是说，至此，传统媒体远远未有呈现网络平台对于“韩寒事件”真相的追索局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都以回避直面论战本身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既使它们能以回避与既有“证据”对话（许多人都认为，即便不认同论战所提供的证据也需要提出反对的依据而不是回避）的方式拥有自己对于真相的认定，也使它们能够停留在一直以来的逻辑框架之中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述。按照学者赵鼎新的总结来说，即是：“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的质疑；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问题的出发点”，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基本上未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

　　这场集中于微博平台，带有相当程度“公共讨论”色彩的论战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诉求？另外，就内容来看，这场微博论战迄今仍然主要围绕“代笔与否”展开，虽然偶有穿插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但“真相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基本上是质疑者们（尤其是几个“旗手”）的共识。然而“追索真相”在韩寒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一个非法的命题，因而论战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紧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其中骂战居多的缘故。无论“追索真相”“合法”不“合法”，质疑者都采取一定要通过“真相”来作为探讨整个“韩寒现象”中介的思路，这便使得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始终难以充分展开。对于整场论战来讲，实际上一直都隐含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韩寒最终被证明未有代笔，那么“韩寒现象”就无从讨论，也无须讨论了。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论战目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之所在。真相并非不重要，但是“韩寒现象”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真相本身。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者眼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韩寒却在不少质疑者的眼里是对该思潮的背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看到二者的同源性。彭晓芸将韩寒的支持者（包括媒体）对于韩寒近乎偏执的袒护，以及对于包括她在内的质疑者所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视为“伪自由主义”，她说：

　　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宽容等等概念，都是中国化了的。这种伪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一个主义：反专制的主义，……在中国，只有对抗虚无的体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样你就无敌了，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了。如果对具体问题、具体人进行研究和观察分析，那么，你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因为，你不宽容，你居然与公民对着干了。44

　　彭晓芸看到了韩寒及其支持者如前文所述的“分离式认知”，也准确地指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偏差，但却并没看到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一方面，彭晓芸、崔卫平等质疑者看到并指出了市场也是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将质疑放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看待，这就使得在其叙述中很难处理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市场是今天自由主义价值的来源，对于前者更为彻底的批判会带来后者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衡量韩寒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时，无论是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语焉不详的。

　　如前文所述，虽然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高度混杂，但是“韩寒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无论韩寒与其支持者在实践领域的行为究竟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偏差，其所持有的“反（政治）体制”的基本主张本身与众多质疑者所持有的理念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战的突破口总是限于“真伪”的范畴（无论是对象的真伪还是意识形态的真伪），也使得论战的意识形态总呈现出一种内部循环的特征而难以扩展。大卫·哈维曾指出：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45

　　单单就各自的文本也能看出，这正既是韩寒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也同样是彭晓芸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大卫·哈维不失犀利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们与彭晓芸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寻求各自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已。

　　因此，单纯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内部来看待”韩寒现象“是很难在实践领域对其祛魅的，这恐怕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何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质疑者们至今都依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力地撼动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后者不重视“证据”与论战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其认为这些“证据”一点也不比韩寒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更重要。而他们所执着的恰恰是与众多质疑派相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论辩空间，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和解，也可以说是无解。

　　行文至此，韩寒本人已再度回归微博，瞬间聚集起依然超高的人气，在目前可见的四则微博中，转发数最高的一则已超30万，最低的一则也已超8万。随着质疑者们对其刚刚出版的手稿《光明与磊落》所进行的各种破解仍不被支持者们认可，已有几员大将宣布退出此论战，论战仿佛进入了某种僵局。看上去，目前的局面似乎使得这场论战越来越难以真正地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困境恰恰使得今天思考和讨论韩寒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韩寒现象”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经领域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投射，也是重新讨论与反思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实践的一道密码。这场论战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二者相关联的一些关键点，但尚未深入地走下去，而知识分子的普遍疏离（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使得他们并未给这场论战提供足够丰富的意识形态支持。此外，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的是，尽管韩寒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巨大，但却尚未有迹象表明其具有对最广大的基层进行思想动员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值得反思的重要线索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寒逐步成长的这十几年里，鲁迅会时不时地被召唤进他的形象里，韩寒被众人推为“当代鲁迅”。韩寒对此颇不以为然，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韩寒大概并没有意识到“召唤鲁迅”所透露的社会心理，而称其为鲁迅的人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挣扎并不仅仅包含与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对抗，还包含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并收录进由华师大出版社六点分社即将出版的“批判传播学”丛书之“文论系列”《微博与当代中国政治》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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