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七十年代》
——在中央美术学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文 | 李零
今天是第三次谈“七十年代”这个话题了。其实我很怀疑，有多少人乐意听咱们讲。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唠唠叨叨，反复回忆，别人可能没兴趣，小孩没兴趣。我们那点事，出了北京，可能没人感兴趣。而且我担心，有些人可能还很不高兴。徐冰大谈“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李陀说，“七十年代”这批人现在都是腕儿。大家会说，他们混得那么惨，还在那儿感谢“七十年代”，那不是感谢粪土吗?他们也太摆贵族谱了吧!所以我说，“七十年代”那批人，全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我不觉得那个时代是所有人共享的一段经历。
但是，作为当事人和过来人，我们有我们感情上珍重的东西。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后来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就像战争一样，最后挂上勋章的极少极少，绝大多数人都是糊里糊涂就死了。但我们自己的那点儿凡人小事，后面却有大背景。舞台虽小，背景宏大。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觉得，“文革”爆发，对我个人来说，感觉很痛快。说实话，“文革”爆发时，我们不会想到它的真实原因和历史后果。坦白地说，我原来特别讨厌我的学校生活，特别盼望有一天，学校的秩序被彻底砸烂。后来，果然被砸烂了。砸烂了，也很失落。我想“文革”那阵儿，各种各样的人，都心怀鬼胎，各自有各自的苦恼。因为每个人的苦恼不一样，因此感受解放的快感也不一样，非常荒诞。
中学生“闹革命”，一年都不到，就是1966年下半年的事。我革了一会儿命，就厌倦了。1966年的冬天，我在想，旧秩序被破坏了，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制度呢?所以我就跑到大别山去了，想在那儿办一所学校。但上海“一月风暴”，工人夺权，学生靠边站，我们成了废物点心，很快又被叫回学校，军训。我厌恶的学校生活又开始了。我们都是小孩，对自由的想法很简单。孙悟空是中国的自由神。我对自由的理解跟孙悟空差不多，“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使插队，我也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痛哭流涕，而是欢天喜地。你们掐，全是白掐，现在倒好，大学，谁也别上。我觉得，到农村多好，反正比到工厂好。我觉得，去了工厂，就会拴死在机器上，农村有农闲，比工厂好。
今天，我最后一个发言，因为没有准备，没有目标，不知从何讲起。刚才听大家讲，有很多启发。欧阳江河说“万古闲愁”。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交通工具，和后来的时间观念完全不一样。想起来，就是一个字，闲，穷极无聊，不知怎么打发时间。
现在，正好相反，也是一个字，忙。时间都被偷走了，被老板偷走，被教育部偷走。当老板的都很会算账，机器不能让他闲着，人也不能让他闲着。你拿着一张信用卡，透支这，透支那，其实被透支的是你自己。好吃好喝，还是个奴。很多年轻人，一个房子，拴你一辈子，再想孩子，不止一辈子。他甚至连你的下一辈子都想透支掉。陕西人说，“有锅盔的时候没牙，有牙的时候又没锅盔”。
过去穷，因为穷，才成了时间富翁。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或艺术家、作家，我觉得时间最重要。我们当年读书，都是“无聊才读书”，读书为什么，就是为了消愁解闷，“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人文学术，只需要两样，一是衣食无虞，二是有时间。我们那个时候，不但有太多时间，而且读书做事没目标，当时功利的想法特别少。
所以，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说，你看，这些人居然还怀念那个“黑暗时代”。好像回忆“七十年代”，只有一个模式，大家都是白毛女。我们走过的时代，不能光从政治评价，就是政治评价，也要尊重历史。我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很多人对“文革”的印象都是错误的。比如阮先生(阮义忠)在台湾，他觉得，“文革”是一次文化断裂，国民党去台湾，给他们带去了传统文化，比我们幸运。很多人都以为，“文革”后的大陆，传统文化已荡然无存，古物全在台北故宫，大师全在台大、史语所，或者不在台湾，也在香港。
其实，1949年后，中国文化移栽台湾，只是一点点儿，古书也好，文物也好，还有万里河山，全都搬不走。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没几个人愿意跟蒋介石走。中国的文化事业，“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无论古籍整理，还是外文翻译，还是考古发掘，中国大陆都不是“荡然无存”。即使运动不断，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做了大量工作，虽然是在各种政治名义的笼罩下进行，比如说，是为了批判而翻译，而整理。就连“批林批孔”，大家也想不到，那是一个恐怕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再有的全民阅读古书的高潮。
前不久，我在台北文哲所见到林庆彰先生。他是文哲所的所长。他说，他第一次来大陆，非常惊讶，大陆竟然有那么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书。当年，翻译的书也数量惊人，很多内部书，几乎与国外同步，水平非常高。沈昌文先生说，很多书都是在监狱和劳改队翻译的。你要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那简直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其实，生活，就是活人经历的事。只要活着，就有活着的意义，并不在于你生于何时何地。特别是小人物。我自己觉得，幸运的是，“七十年代”，我交了不少朋友，读了不少书。现在我们的学生，“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没心思读书，没时间读书。由此，我想，人类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盛世”，即使有，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黑暗时代”，我们都还活着，那么生命的意义可能就在于，你一定不要被历史的大石板完全压死，一定要活下来，而且还能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当然，我不能简单以我个人的生活来解读那个宏大的历史时代。我不代表谁，谁也不代表我。但是，滴水见太阳。我们的历史记忆，可能是探讨那段大历史的一点线索。
今天，回首往事，我们应该说，中国的“文化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1968年的时候，捷克在闹事，法国也在闹事，你反共产主义，我反资本主义，各造各的反。越战，左中右，谁都反，美国也不消停。那是一场普遍的骚动。骚动之后，就像鬼打墙，人们都有一种“失落的回归”，就像《爱情的故事》，一个反叛父亲的男孩，最后又投入了父亲的怀抱。这就是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转变。
其实人们，尤其是青年，对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总是充满不满和反叛的情绪。“愤青”一词，现在是个贬义词。但《愤怒的青年》，这个冷战时代刚刚开始的剧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五十年代”的青年，对世界很绝望。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完全被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所支配，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毛泽东去世那天，我说“一个英雄死去了，一个死去了的英雄”。今天怎么样，鲁迅有诗，“英雄多故谋夫病”(《无题》)。
人不能选择历史。
其实，我们经历的“七十年代”，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在想，虽然这个时代和现在有那么巨大的反差，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会怀念起那个万古闲愁的时代。我不想美化那个时代，任何时代都不值得过分美化。那个时代确实有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我们也不必过分贬低，说我们全都白活了。
以上选自《鸟儿歌唱 ：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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